很久以前读到过一个笑话，说的是几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谈论什么是最幸福的时刻。使我至今不忘的是一个来自斯大林肃反时期的苏联人的话。他说，当你早晨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打开门发现秘密警察站在门口说，“伊凡·伊凡诺维奇，你被捕了”，你却能对警察说，“对不起，伊凡·伊凡诺维奇住在隔壁”，这才是“最幸福的时刻”。
说是一个笑话，其实故事中透露出的那种生活在恐惧之中的感受，却让人笑不出来。这种恐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共产专制之下特有的人与人不能互相信任的“告密文化”。
告密之风，盛行大陆
上海东方航空公司资深飞行员袁胜，在飞往洛杉矶前给一地勤人员讲《九评共产党》和退党潮时，被该人告密，险遭警察拘捕。由于300多位乘客已经登机，警察只好留话：回来再算账。袁胜为避免回国以后被中共迫害，不得不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
袁胜被迫出逃，源于被人告密。告密之风，不但在文革时代，就是在今天的大陆实际也很普遍。
笔者本人在10多年前就读中科院研究生院时，曾到北戴河实习，带队老师多才多艺，能说能唱，晚上在招待所组织学生搞了个聚会。也许是该教授唱了什么不合党的主旋律的歌（我没有觉得），回校不久，随队的助教就跟我们打听是谁到院里告了教授一状，大伙一听都挺生气的，什么时代了，还真就是有这样的人。
2005年吉林艺术学院戏剧文学教研室的一名年轻教师卢雪松，因在课堂上及课后与同学探讨历史文化问题，被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告发，说其在课堂散布不利于党的言论，故而被学校停课。
据一位大学教师披露，他们学校在2005年下学期启用了学生特务制度，监督教师课堂言论。这种学生特务有个专用的称谓，叫做“信息员”。就是学校当局从学生里面选调一些非常听话的学生，作为“入党积极份子”培养，安排到不同的院系，听各科老师的课，成为党掌控师生动态的耳目。
“告密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告密文化”离不开专制独裁。“洗脑体系”和“整人机制”是中共“告密文化”形成的温床。
通过“洗脑体系”，中共不仅剥夺对方辩护的机会，也把人洗脑成认为告密合理，告了别人，会更好的保护自己。中共最大限度的丑化被害群体，煽动民众仇恨，操纵人们去告密。但是，如果告密没有后效应，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告密者了。这就需要中共那一套邪恶的对被告之人想怎么整就怎么整的 “整人机制”，这样告密之风才会盛行。这套整人机制是中共独裁者维持统治不可或缺的工具。过去是“政治挂帅”的赤裸裸的整人，现在是披上“法律”外衣的更流氓的整人。“反革命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破坏法律实施罪”、“泄露国家机密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等不一而足，这些罪名大多数是用在因言论、信仰获罪的无辜的百姓身上。同时，中共还会施以小恩小惠来鼓励告密，另一方面，告密造成的人人自危的恐惧，也会激发人去主动告密以免受牵连，更有一些人养成了喜欢看到他人被整的阴暗心理，而乐于告密。
每一次中共的运动，其重要组成部份就是发动告密。就在人们说现在大陆言论多么自由，在饭桌上也能说说领导人的笑话时，他们却相当自律的去回避有关法轮功的话题。在敏感问题上，“言论自由”不在了，因为他们都怕有人去告密，给自己惹麻烦。
中共统治人民的所谓一大法宝就是所谓的“群众路线”，其重要功用就是让老百姓互相揭发告密。中共连最基层的街道居委会都大加利用，人称“小脚侦缉队”，让告密的气氛弥漫在整个社会中，造成人人自危，从而不敢越党的言论雷池半步。告密成为中共能够维持害人运动的重要手段之一。
告密并不一定都是匿名的，当告密者有恃无恐的时候，他会公开告密。通常在中共的运动高潮时，被中共打击的对象不受任何法律的保障，他们的权利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这时，告密者们就会肆无忌惮。出卖袁胜的告密者，就是这样，凸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严酷背景。
如何区分专制社会的告密和民主社会的举报
有人会说，在西方民主国家，不也是有投诉、举报吗？你要是后院的草长得太高了还没割，说不定有邻居到社区管理委员会去投诉你；你养了狗哪次忘了系绳子，也有可能被投诉；就是虐待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都会被人报警；特别是现在的反恐时期，政府更是鼓励群众去举报任何可疑的行为。
可是，日常生活中，就算是习惯于用“告密”一词的大陆移民，也很少把民主社会的这种匿名“投诉”跟 “告密” 联想到一起。而在大陆，就算你是“公开揭发”，如同那个把公安引来抓袁胜的机场地勤人员，人们也很容易就把他的“公开”行为当作“告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专制社会的“告密”和民主社会的“举报”有着根本的区别。
民主社会民众举报的内容是为维持社会良性环境的，很正常的，并不夹杂害人的成份；而专制社会告密的内容大多是政治性的，同党的运动和言论钳制有关，比如什么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啦，什么收听敌台啦，什么散步反党言论啦等等，最明显的就是同党的整人害人运动有关的东西。在中共正在搞的运动中，比如，当年的六四开枪，现在的镇压法轮功，如果有谁言论同党不一致，就很容易遭人告发。
什么是反政府？什么是恐怖主义？什么是国家安全？专制社会同民主社会有完全不同的定义。在中共专制社会里，同党不一致，就是反政府；维护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权利，就是搞恐怖主义；揭露共产党的害人历史，就是危害国家安全。所以，清醒的人，很容易区分什么是共产党的“告密文化”，什么是正常社会的民众举报。
更明显的是，正常社会也不存在象共产党那样的一个动用国家机器、并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整人机制。
如何结束“告密文化”
同其它共产国家一样，经历各种运动的中国大陆人民，对于这种“告密文化”可谓是深恶痛绝。“告密文化”是共产党统治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解体了共产党，彻底破除了党文化，人心才可能恢复正常；人重新良心发现、重新认识伦理道德的价值，才能真正杜绝“告密文化”，社会也才能步入正常。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说是一个笑话，其实故事中透露出的那种生活在恐惧之中的感受，却让人笑不出来。这种恐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共产专制之下特有的人与人不能互相信任的“告密文化”。
告密之风，盛行大陆
上海东方航空公司资深飞行员袁胜，在飞往洛杉矶前给一地勤人员讲《九评共产党》和退党潮时，被该人告密，险遭警察拘捕。由于300多位乘客已经登机，警察只好留话：回来再算账。袁胜为避免回国以后被中共迫害，不得不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
袁胜被迫出逃，源于被人告密。告密之风，不但在文革时代，就是在今天的大陆实际也很普遍。
笔者本人在10多年前就读中科院研究生院时，曾到北戴河实习，带队老师多才多艺，能说能唱，晚上在招待所组织学生搞了个聚会。也许是该教授唱了什么不合党的主旋律的歌（我没有觉得），回校不久，随队的助教就跟我们打听是谁到院里告了教授一状，大伙一听都挺生气的，什么时代了，还真就是有这样的人。
2005年吉林艺术学院戏剧文学教研室的一名年轻教师卢雪松，因在课堂上及课后与同学探讨历史文化问题，被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告发，说其在课堂散布不利于党的言论，故而被学校停课。
据一位大学教师披露，他们学校在2005年下学期启用了学生特务制度，监督教师课堂言论。这种学生特务有个专用的称谓，叫做“信息员”。就是学校当局从学生里面选调一些非常听话的学生，作为“入党积极份子”培养，安排到不同的院系，听各科老师的课，成为党掌控师生动态的耳目。
“告密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告密文化”离不开专制独裁。“洗脑体系”和“整人机制”是中共“告密文化”形成的温床。
通过“洗脑体系”，中共不仅剥夺对方辩护的机会，也把人洗脑成认为告密合理，告了别人，会更好的保护自己。中共最大限度的丑化被害群体，煽动民众仇恨，操纵人们去告密。但是，如果告密没有后效应，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告密者了。这就需要中共那一套邪恶的对被告之人想怎么整就怎么整的 “整人机制”，这样告密之风才会盛行。这套整人机制是中共独裁者维持统治不可或缺的工具。过去是“政治挂帅”的赤裸裸的整人，现在是披上“法律”外衣的更流氓的整人。“反革命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破坏法律实施罪”、“泄露国家机密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等不一而足，这些罪名大多数是用在因言论、信仰获罪的无辜的百姓身上。同时，中共还会施以小恩小惠来鼓励告密，另一方面，告密造成的人人自危的恐惧，也会激发人去主动告密以免受牵连，更有一些人养成了喜欢看到他人被整的阴暗心理，而乐于告密。
每一次中共的运动，其重要组成部份就是发动告密。就在人们说现在大陆言论多么自由，在饭桌上也能说说领导人的笑话时，他们却相当自律的去回避有关法轮功的话题。在敏感问题上，“言论自由”不在了，因为他们都怕有人去告密，给自己惹麻烦。
中共统治人民的所谓一大法宝就是所谓的“群众路线”，其重要功用就是让老百姓互相揭发告密。中共连最基层的街道居委会都大加利用，人称“小脚侦缉队”，让告密的气氛弥漫在整个社会中，造成人人自危，从而不敢越党的言论雷池半步。告密成为中共能够维持害人运动的重要手段之一。
告密并不一定都是匿名的，当告密者有恃无恐的时候，他会公开告密。通常在中共的运动高潮时，被中共打击的对象不受任何法律的保障，他们的权利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这时，告密者们就会肆无忌惮。出卖袁胜的告密者，就是这样，凸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严酷背景。
如何区分专制社会的告密和民主社会的举报
有人会说，在西方民主国家，不也是有投诉、举报吗？你要是后院的草长得太高了还没割，说不定有邻居到社区管理委员会去投诉你；你养了狗哪次忘了系绳子，也有可能被投诉；就是虐待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都会被人报警；特别是现在的反恐时期，政府更是鼓励群众去举报任何可疑的行为。
可是，日常生活中，就算是习惯于用“告密”一词的大陆移民，也很少把民主社会的这种匿名“投诉”跟 “告密” 联想到一起。而在大陆，就算你是“公开揭发”，如同那个把公安引来抓袁胜的机场地勤人员，人们也很容易就把他的“公开”行为当作“告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专制社会的“告密”和民主社会的“举报”有着根本的区别。
民主社会民众举报的内容是为维持社会良性环境的，很正常的，并不夹杂害人的成份；而专制社会告密的内容大多是政治性的，同党的运动和言论钳制有关，比如什么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啦，什么收听敌台啦，什么散步反党言论啦等等，最明显的就是同党的整人害人运动有关的东西。在中共正在搞的运动中，比如，当年的六四开枪，现在的镇压法轮功，如果有谁言论同党不一致，就很容易遭人告发。
什么是反政府？什么是恐怖主义？什么是国家安全？专制社会同民主社会有完全不同的定义。在中共专制社会里，同党不一致，就是反政府；维护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权利，就是搞恐怖主义；揭露共产党的害人历史，就是危害国家安全。所以，清醒的人，很容易区分什么是共产党的“告密文化”，什么是正常社会的民众举报。
更明显的是，正常社会也不存在象共产党那样的一个动用国家机器、并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整人机制。
如何结束“告密文化”
同其它共产国家一样，经历各种运动的中国大陆人民，对于这种“告密文化”可谓是深恶痛绝。“告密文化”是共产党统治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解体了共产党，彻底破除了党文化，人心才可能恢复正常；人重新良心发现、重新认识伦理道德的价值，才能真正杜绝“告密文化”，社会也才能步入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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