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燕博客：今天去医院

August 16

昨夜惊雷骤雨，终于驱走了连日难耐的闷热。BOBO自由城里不知名的紫色小花在空气中湿漉漉地微颤，我弯腰细看，仿佛闻到花儿的清香。我抬头起身，看见国保紧紧地跟在我身后，好心情一扫而光。他们威胁协助我在艾滋病地区工作的志愿者，一再恐吓胁迫甚至使用毁坏志愿者家庭的方式，以至恐惧弥漫，这些在艾滋病地区的善良人们连外地电话都不敢接听；他们威慑与我见面朋友；他们骚扰到我家吃晚饭的邻居；他们再一次不允许我的丈夫走出家门已经整整26天——明天该是他去医院复查的日子……

 

这些国家公安系统的便衣警察，用各种各样阴暗、卑鄙、无耻的方式，慢慢地剥夺我工作的权利、剥夺我和朋友一起享受快乐的权利、剥夺我的丈夫维持身体健康的权利，还用最丑恶的方式干扰我享受自然的美和愉悦。我不是任何一个能被提起的人物，可我是一个人，有尊严的生命体！我不需要有几辆车十几个人怀着不好的动机，随时随刻监视着我的生活。我更不需要一群丑陋的国家机器，在我买菜的市场、在我回家的路上、在公共厕所门口，举着摄像机对着我！

 

110不起作用，市长信箱没有任何回音，我们国家的执政者日益丧失人性，在逐渐地沉默腐烂走向死亡。有多少次我想，我只是一个妻子，我要好好地爱护并维护我的家；我也可以为社会做贡献，那就是好好地帮助那些面临失学的孩子。多少次我忍受委屈和眼泪，相信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多少次我控制自己疯狂的念头，借口是为了油盐米醋，我不可以成为可能的那个人。可是为什么，我这么不开心！

 

人越接近出生或死亡，就越接近生命的本质。我们生来为了追求幸福和快乐，而不是屈辱地活着。勇气再一次撞击我的心，让我热泪盈眶。我可以放弃一切，但不可以放弃追求幸福。我害怕什么？我也可以成为那个人，在一个肮脏政权统治下，勇敢地捍卫个体生命的自由、尊严和快乐并打破肮脏政权的冷酷、残忍的那个人。

 

D写信来，提及他还记得我在初中时说要做一个高尚的人；而如今，我才发现，做一个纯粹的人都如此艰难，更何况高尚的人！再也不要犹豫了，勇敢地坚持，用我自己的方式，更好地活着。

 

明天，全新的一天，多么美好多么令人期待的一天！每天我都会把追求自由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如果没有新的文字出现在博客，那么一定是政府公安的功劳。

 

爱你们的 金燕 2006年8月13日于BOBO自由城

2006年7月20日，李喜阁被公安部门以“涉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的罪名刑事拘留；8月10日，李喜阁获得取保候审，回家和丈夫女儿待在一起。两年前的今天，李喜阁和她的两个女儿被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明天是李喜阁大女儿的忌日，她的大女儿在检测出感染艾滋病的第二天，永远离开了人世。明天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世界艾滋病大会将在加拿大多伦多开幕。

 

2006年8月11日，李喜阁家热闹非凡，前后来了8批客人。其中有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卫生局艾防办、县邮政局（其工作单位）、县城关派出所、市公路局（其丈夫单位）、市邮政局和县邮政局、县卫生局等单位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另有一批特殊的客人是当地艾滋病感染者。来自政府部门的客人关心慰问李喜阁的身体，主动示好要求送药上门，对李喜阁的丈夫许诺恢复并发放每月的工资，卫生局局长还当场告诉李喜阁：县委和政府已经研究好方案了，输血感染和母婴感染儿童以后每人每月（补助）300元生活费；最有意思的是，关押李喜阁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派出所所长亲自到李喜阁家看望慰问“犯罪嫌疑人”。

 

多么急剧的转变！气势汹汹抓人并且“准备过几天批捕”政府，突然允许李喜阁取保候审回家并几乎出动所有相关的政府部门领导上门慰问，意味着什么？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一再表示关注李喜阁的状况，唤起了国际社会更大程度的关注，给李喜阁及其家人，以及中国民间艾滋病工作者极大的信心和鼓励。表明我们不是孤立地奋斗，中国的艾滋病工作者的正当权益，更进一步地受到联合国机构的关注和保护。

 

为什么选择在8月10日晚让李喜阁取保候审回家，并在8月11日组织大量领导拜访李喜阁？因为8月13日世界艾滋病大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开幕，全世界政府的、民间的艾滋病工作代表都将出席。与会者还可以在展厅展示艾滋病工作的各种材料。李喜阁案件的材料和图片已经被中国民间艾滋病工作者翻译成英文并做成印刷品准备在大会现场发放。试想想，中国政府的官员代表如何回答记者在艾滋病大会的提问：艾滋病妇女感染者李喜阁女士至今被关押在拘留所，您有何看法？

 

无论如何，李喜阁可以暂时回家了，我们很高兴；希望卫生局长许诺的宁陵县输血感染和母婴感染的儿童每月300元补助能够在艾滋病大会结束后仍然有效并被兑现；同时也希望艾滋病大会结束后，李喜阁不用再次被投入监狱。

 

如果当地政府，在没有出现李喜阁其人、李喜阁上访其事之前，就着手调查宁陵妇幼保健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事件的受害者，就不会那么多孩子在出生时也感染艾滋病，也不用如此消耗警力财力千方百计阻止感染者上访。如果当地政府一开始就坦诚当地艾滋病感染的现状，并及时为感染者解决吃药和生活问题，就不会有那么多妇女过早地死亡。生命如此宝贵，为何总被白白地牺牲？

                     曾金燕   2006年8月10日晚 于被便衣警察软禁监视的BOBO自由城 

2005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遏制艾滋，履行承诺”。对于每个公民来说，政府责任是诸多履行承诺主体中最关键的一方。2006年3月1日，国家开始实施《艾滋病防治条例》，把政府对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及其家人的关心和保护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无论人们对《艾滋病防治条例》的内容如何贬褒，政府用立法形式来表达履行承诺的决心，值得赞赏。溢美之词永远不会太多，在第19个世界艾滋病到来之前，让我们看看，除了承诺，政府还做了什么。

一方面，国家各个政府部门联合发表声明，表示党和政府“对女童和艾滋病致孤儿童给予特殊的关爱”；另一方面，2006年夏天在政府主办的孤儿院，因为艾滋病失去父母的女孩美美，由于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被孤儿院“要求”尽快离开孤儿院，越快越好。理由是：美美是艾滋病感染者，孤儿院不想让别的孩子因此感染艾滋病。孤儿院应该比任何一个公民都清楚，艾滋病病毒只有三种传播途径：性、血液和母婴，日常生活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但孤儿院还是拒绝了美美这个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孩。试想想，一个读小学的女孩，没有父母无亲无故，又被政府的孤儿院拒绝，她能去哪里呢？无独有偶。2005年夏天，世界闻名的艾滋病县城上蔡某农村小男孩强强，因为艾滋病失去父母被送到孤儿院，不久被检测出感染了肺结核，因此被孤儿院驱逐，要求其马上离开。不幸中的万幸，强强还有一个年逾七十的老奶奶可以依靠，他们还有一只猫，一起生活。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后期，许多农村居民参与了政府组织的有偿献血活动而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几年以后，他们进入发病期，紧接着是死亡高峰期。目前中国正开始经历艾滋病患者死亡的高峰期，随着家庭的中间、中坚阶层——大多感染者是青壮年劳动力，是家庭的支柱——断绝，越来越多的孤儿和孤老产生，怎么办？兴办孤儿院和老人院不是最好的办法，但不失为一个过渡时期的方法，孩子和老人总得有屋可住、有衣可穿、有饭可吃啊！可是，和美美与强强一样，目前有孤儿院的艾滋病农村地区，失去父母的孩子们，就算孩子本人没有感染艾滋病，也只有被挑选进孤儿院的可能，以及被孤儿院拒绝的可能，而没有任何真正稳定的保障。法律条文在孤儿院的管理者眼里，成了苍白的纸片。

2006年值得关注的，还有艾滋病工作者的遭遇。智行基金会的负责人被河南上蔡政府部门工作人员通知：“我们已经有两免一补政策，请你把孩子的资料还给我们，你走吧。”爱源的工作人员被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面对面告知：“我们有两免一补政策了，不需要你们了，你走吧。”并在村庄“搜查”刚刚进村的艾滋病工作者。两免一补政策真的全面执行了吗？现实离理想还差得远。村民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帮助，孩子们面前可以支持上小学，可是初中就不行了，紧紧因为每个星期无法掏出10元买早中晚饭。孩子们告诉我们：因为没有钱，所以无法和别的孩子一样购买练习册和暑假作业。希望深入高中、职业学校、大学求学的孩子们，因为经济困难，还在观望。失去亲人的孩子们、青春期的孩子们，人生困惑和心理阴影，“两免一补”能解决吗？坚持“血液是中国最主要的艾滋病传播途径”观点的高耀洁医生，尽管享誉世界，却被社区警察进家门“欺压”，赶走正要采访的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并收到官方的命令“必须马上离开郑州”，不准采访。政府仅仅因为不同意高耀洁医生的观点，就穷极手段，滥用政权，从舆论等方面孤立高耀洁医生这位年已80的老太太。乡村基层的志愿者，由于参与了慈善团体的具体救助工作，一再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威胁和压制，工作和家庭生活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到处弥漫着恐惧的气氛。艾滋病社会活动者胡佳被绑架失踪41天，事后证明是国家公安局的便衣警察所为。7月20日，妇女艾滋病感染者李喜阁，由于上访卫生部，和另外两名妇女感染者一起被控告“涉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而被刑事拘留。李喜阁生产孩子时输血感染了艾滋病，大女儿由于艾滋病去世，小女儿是艾滋病感染者。她不辞辛苦，自费多次深入乡村调查取证，找出在同一家妇幼保健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其他妇女及家人。为了解决输血感染艾滋病的问题，她一次一次找到政府的相关部门，协商，协商不成只好上访。她是一个优秀的母亲，也是一个努力学习并随时帮助他人的妇女艾滋病感染者、农村工作者。强权和压制，能解决众多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家庭的具体问题吗？我不这样认为。

顺带一提，6月份媒体报道了河南上蔡县一批政府官员被捕，这些政府官员还包含学校的校长，他们“买官卖官收受贿赂”、“渎职”和“滥用职权”，其中县委书记杨松泉涉案金额多达千万。而当地农村感染者获得的生活补助，大部分每月不足10元。

不得不承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既脆弱又强大的政府。这个政府有庞大的机构、众多的人手、丰厚的资源，却因为既得利益者的贪婪本性、统治集团的腐化以及警察系统频繁使用暴力和强权压制，而陷入低效率低执行能力的泥沼。它对贪污遍布、地方政府政权黑社会化、贫困、疾病、污染等问题素手无策，只好不停地用高涨的经济指数来安慰自己；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配合既得利益者的贪婪，拒绝民间尝试自主解决问题的力量，出台一些奇怪的统治人民的掠夺性的方针政策或具体措施。然而，在这样一个脆弱的政府统治下，尽管比起以往，草根的力量在成长，但是这些分散的力量，实在是弱小。他们只有被选择的可能，而不足以和政府坐在圆桌上一起谈话，表达按自己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愿望。荒诞地说，履行承诺的主体是政府，政府同时决定社会各界是否“能够”履行承诺，当政府无法履行承诺时，又把问题抛给了社会。与其如此低效率消耗，不如政府、民间、企业抛弃前嫌，坐在圆桌上，痛痛快快地商议计划，政府做一个有责任、有效率的政府，民间和企业有自由自主的权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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