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派与太子党是中国两党制雏形？

“共青团派”，指的是由共青团这个系统在仕途上升迁者。再要细分，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的“共青团派”，只要是在共青团系统内担任过一定领导职务，不论是当过团市委书记或者团地委组织部长，甚至企业团委书记，就都可以划入“团派”行列。例如，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刘云山，担任过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后来转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当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区委副书记，他就可以算是广义的“团派”。而狭义的“共青团派”，则特指在团中央担负过一定级别（如书记、部长等）的领导职务者。

人们说惯了“太子党”、“共青团派”。其实，“太子党”难以算“党”，只是一个陈述某人具有“红色高干血统”的特定概念而已，并不是说“太子”们真正成了能彼此呼应、协调行动的“党”（最新中国“太子党”名单及其任职一览表，见附件）。中共上层的长期政治争斗在“太子”之间留下的创伤和其它后果，早已把“太子党”拆得支离破碎，要么因父辈的恩怨，要么因彼此的竞争，他们各立山头，各占天下。当然，有种情况比较常见：某几位元老交情很深，其家族子女在军政两界中，现在又加上商界，互相提携呼应，形成一个利益的小圈子，例如，邓小平的女婿、贺龙的儿子、杨尚昆的女婿、王震的儿子以及荣毅仁家族，就有错综复杂的权力与利益交易：一九九二年贺鹏飞升任海军副司令员，原来的总参装备部部长职务被邓小平的女婿、原任其副手的贺平接任。此后，贺平又兼任了他在担任副部长期间即已经担任副职领导的中国最著名的军火公司之一保利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杨尚昆女婿王小朝也任该公司的副总经理）。而原任中国投资信托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下属保利公司总经理的王震的儿子王军，先升任保利公司的上级公司——中信公司业务部经理兼保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很快又担任中信第一副总经理兼中信深圳公司董事长。

而到了一九九三年，邓小平劝说王震交出国家副主席职务时，说好由与王震私交甚笃的“民主人士”荣毅仁接手，王震立刻提出交换条件，要求将荣毅仁在中信公司的一把手位置交给王军。邓小平恩准，王军便陆续将保利公司的经营大权交给了邓小平的女婿贺平。荣毅仁接任王震的国家副主席职务后，整个中信公司从名到实都已经是王军的独家天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以“红色血统”做为彼此扭结的纽带。某位高干子弟拔擢另一位高干子弟，收揽到自己门下，并不是抽象地看在其同样出身高干的分上，而是具体地看在其父辈与自己父辈是铁哥们，而此人对自己又有用的分上。

当然，“太子党”虽未成“党”，太子与公主们却都具有极大的能量，在各个领域，尤其是共产党权力体系中的要害系统和部门，就拿军队中的太子党来说，已经把持了作战、情报、军工、国防科研等等极多关键性岗位：聂荣臻之婿、国防科工委主任、上将丁衡高，和妻子、中将聂力；罗荣桓之子、二炮后勤部政委罗东进；谭震林之子、总参动员部部长、少将谭冬生；李先念之婿、空军副政委刘亚洲；彭雪枫之子、第二炮兵政治委员、中将彭小枫；周恩来之侄、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中将周尔均；原副总参谋长王诤之子、中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王苏民；董必武之子、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董良驹；贺龙之婿、前武警总部政委李振军；贺彪之子、邓小平之婿、解放军总参装备部长贺平；粟裕之子、北京军区某集团军长、少将粟戎生；彭真之子、中国核工业副总经理傅锐……

与“太子党”比起来，“共青团派”确实像个派系的样子。在中共对党内小团体如临大敌，绝不给予任何生存空间的情况下，“共青团派”固然不可能有成形的组织，更不可能有什么成文的纲领，但是“共青团派”成员彼此不仅有感情的纽带，有昔日上下级隶属关系，还有很多在后来工作任务中互相配合的机会。

与前述“太子党”相对应的一个明显事实是，“共青团派”官员非常普遍地上下提携呼应：一个前共青团干部，很可能将他原来的团内下属继续提拔重用，逐渐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形成网络。

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共政坛上流传起“四大金刚”的说法，“海龟”和“地方实力派”，与“共青团派”和“太子党”并列。但实际上， “海龟”目前崛起政坛的人数还较少，多半是在金融、法律、科技等专业性很强的领导岗位上，他们除了工作联络，彼此之间的认同感、归属感并不强；地方实力派更难以形成全国的声势。这两派更不足以挑战“共青团派”和“太子党”。目前在争夺中共高层权力的中原逐鹿中，主要还是“太子党”与“共青团派”对垒。

《胡锦涛传》最新修订版（总第五版）日前出版。该书两位作者之一曾在胡锦涛手下任职，与胡有过工作接触。他们遍访在胡锦涛手下工作过的人士，在海内外广集各种资料，历时七年，写出迄今资料最为翔实、分析最为客观的胡锦涛传记；在胡锦涛执掌中共党政大权一年后，作者又做了大量重要增补和勘正。

与主要凭藉父荫、先天拥有丰厚政治社会资源的“太子党”不同，“共青团派”基本上是从平民阶层，通过自我奋斗而冒升的。尽管“共青团派”中也有刘延东、李源潮这样的“太子党”成员。《21世纪环球报导》记者韩福东在一篇反映共青团干部集中出任政府要职的报导中指出， “新的政治家将有不同的政治风格。共青团系统成长起来的官员多来自平民家庭，很多是农民的孩子，他们的成长经历将影响他们的执政取向。”

如果说“太子党”服膺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更理直气壮强化自己的精英身份，那么“共青团派”倒是更愿意凸显大众平民色彩，更多地呼唤公平。在自由与平等这两端，他们更倾向于“平等”，包括平等地被选举、受教育和参政的权利，他们反腐败的决心也可能更为坚决，他们也更关心弱势群体，更愿意摆出下层民众利益代言人的姿势。

从“太子党”与“共青团派”的争夺，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中国自魏晋以来的门阀世族与庶族寒门矛盾的延续；而从双方在价值取向上的分野，我们也依稀可以嗅到类似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政策对峙气味。这种争夺未来是否可能演变成某种有中国特色的体制化的制衡格局？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