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于“左”派，大陆极左派是由一群梦想回到毛泽东主政时期“一大二公”社会的“弱势群体”痴人、“愤怒青年（愤青）”痴人或既得利益者组成。至于大陆“左”派或新左派，则是与追求“发展”的自由派对比，相对追求“公平”的理想主义者。但大陆“左”派与极左派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没落，却是不分轩轾、没有先后差别的。
从一九八○年代的改革开放起，大陆的“国师”，几乎在一夜之间改由经济学家担纲，“吴（敬琏）市场”、“厉（以宁）股份”、“杨（培新）承包”的名头叫得比谁都响亮。
到了一九九○年代后期，在经济学者遭受各方抨击的同时，取而代之的，仍不是“左”派或极左派，而是大陆新起的“政法系”。“政法系”的出头，不只是有关学者的出相入仕，也包含中共官员在正式场合中的用语，法律语言已经逐渐超越经济语言。
在这整个过程中，大陆极左派即使有过几次“万言书”的出现，但仍只是螳臂挡车，无法撼动改革的方向。因此，当大陆前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第三次大辩论，一些因改革“越改越穷”的民间抗议声音出现后，大陆极左派似乎看到了最后一盏明灯，所以才会不顾胡锦涛的“不争论”要求，迂回地藉着指控自由派学者“谋反”的方式，企图重新取得“国师”地位。
至于大陆自由派学者是不是“谋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这是一场“内部”会议，与会学者被要求“畅所欲言”，他们的言论自然不应该获罪，除非北京还想学习毛泽东“双百方针”的“引蛇出洞”。反观中共极左派，在胡锦涛要求“不争论”之后还屡屡出击，谁是谁非，从中共的“组织原则”来看，应该十分明确。
其次，从内容来看，被指控得最厉害的贺卫方在会议上也说：“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我们说不得。这样一说不得，显得我们跟别人打架就是好人打不过坏人，好人一打死掉一个，就死在战场上。所以，左翼的东西在网上多少的猖獗，但是这边人没有办法说透、说清楚。”显然，贺卫方的有关讲话，和大陆所有自由派一样，在大陆目前挂羊头卖狗肉的政策路线中，非常容易被极左派扣上“谋反”的帽子。
最终，大陆极左派对自由派学者“诬以谋反”的计谋是否可以得逞，主要必须看中共主政者的立场。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政治性格而言，最有可能的结果，先是压制双方的声音，后是暗地各打五十大板，最终仍按既定方向改革。
新闻来源：中时电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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