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清在她92年的一生中，经历清贫但有快乐的童年和青少年。25岁嫁给当时富甲一方的刘文彩作五房，又经历与刘短暂但却美满的婚姻，过了12年的平静生活。刘文彩于49年死之后的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她经历了被批斗、“教育”、自我检讨，反反复复地学习揭发刘文彩的材料，一遍又一遍地看控诉刘文彩吃人不吐骨头罪恶的电影。目的是让她认识到她身上染上的资产阶级坏思想，帮助她和大地主、大恶霸刘文彩划清阶级界线。
然而，在王玉清去世的前半年，记者对她的一次跟踪采访中，王玉清张姓的保姆告诉记者，“她每天早、晚都要烧两柱香。”记者问及原因，当时王玉清接话说，“我想‘老头子’！我是在给‘老头子’烧香。”说到此时，眼中流露出的竟是丝丝柔情和些许羞涩！
在刘文彩已病死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作为他的五姨太，又历经了大半辈子和刘文彩划清阶级界线思想改造，深知刘文彩的“罪大恶极”。然而在临终前，从这个古稀女性嘴里吐出的真心话，却是她仍如此刻骨铭心地思念、祈福着只和她一起走过12年人生路的”人民公敌”－－刘文彩，仍念念不忘和他一起度过的短暂日子。不禁使人想到短暂人生中，那些永恒的东西不会因外界强大的压力和恶劣的环境而改变。这也许是人生中为数不多珍贵东西中的一样吧。
王玉清是坚强的、忠贞的，令人尊敬的。半个多世纪的强大洗脑机器的洗涤，没有改变她的本色。不说在当年那疯狂的年代，有多少恩爱夫妻，为了一己私利，关键时刻反目为仇，就是当今榜大款的二奶们又有几个是真心的？
带着尊敬和些许好奇，记者走进大邑刘氏庄园猪市坝破旧民房，访问了那里最早闻知王玉清死讯的街坊四邻，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
婚娶
1937 年农历4月24日，刘、王两家大喜的日子。这天早晨，52岁的刘文彩的接亲队伍一路吹吹打打，直奔蔡场万延村，用一乘青纱小轿抬走了芳龄25、如花似玉的王玉清。轿至安仁高大华丽的刘氏老公馆正门，王玉清在一身海力蒙长衫的刘文彩搀扶下走下轿子。主堂前少了“一拜天地，二拜父母，夫妻对拜”的欢喜喊声，只是刘文彩拿起主宗牌位前的铁杵，在锓上轻击一下，就权作告知列主列宗他刘文彩又娶进一方姨太太了。时至中午，刘文彩办了几桌“酒斗碗”，招待了王玉清娘家的人及极少量成都、宜宾等地前来朝贺的商贾官吏。随之，娶亲式草草收场。
1999年3月，距刘家的那次娶亲62年后，在王玉清位于安仁镇猪市坝的那间“偏偏”房里，王曾这样向记者解释那次嫁取仪式的简单：“都取第五房姨太太了。‘老头子’也觉得不光彩，不该张扬嘛！”而信命的娘家蔡场人则认为，对王玉清个人而言，草率、暗淡的婚礼，预示着她悲剧的婚姻和人生。
老夫少妻，婚后刘文彩对王玉清十分宠爱，凡王玉清提出的要求，刘总是全力满足，那时的王玉清珠光宝器、绫罗绸缎应有尽有。每当刘出远门或到镇上“公益协进社”“办公”时，总要叫王玉清一同前往。逢文彩中学开学或毕业典礼，“校董”刘文彩身后站着的也总是涂脂抹粉、身穿红色旗袍、外套裘皮大衣、脚蹬高跟皮鞋、披金挂银的王玉清。一到王的生日，刘文彩总是给她张罗一、二十桌酒席，邀亲朋好友为她添彩祝生。遇重要社交，刘必携王玉清同时出现在“同庆茶楼”一道品茗。为解决王玉清晕车的毛病，刘在1946年花费2000多法币，专为她购进一辆美式吉普，供她出远门时享用。
采访中，当记者提及文革中盛传的“刘文彩生活糜烂，小老婆王玉清吃鸭子不吃肉，专吃鸭蹼”时，王玉清淡淡一笑道，“那是他们说的嘛！我出身贫穷，过惯了穷人的日子。见别人吃完鸭子，剩下好多爪子，我觉得丢了可惜，就捡来吃了。其实，哪个放到肉不吃，专爱吃爪子呵？！”
而当记者问及“你觉得你跟刘文彩生活的12年，是否幸福？”时，经过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洗礼”的王玉清仍然显出“顽固不化”：“咋个不幸福嘛，记者明显感到她对从前那段“好日子”的怀念和憧憬。
在刘家，最难缠的还是那几房姨太太的关系了。刘文彩有过五房姨太太，大太太吕氏早在20年代病故，没有后代。二太太杨仲华系大邑三岔场人，为刘家生有四儿三女，在刘家可谓“劳苦功高”，地位显赫，说话算数，居“正房”位置。三姨太林君如、四姨太梁惠琳互为表姐妹，四川宜宾人，是一双饱淫城市之风尘的妖冶妇人。三人间争风吃醋，勾心斗角，吵闹不休，水火不容。为眼不见心不烦，杨氏索性搬到到成都文庙街上的“刘公馆”，作了“寓婆”。林、梁二人则心照不宣，时而庄园小住，时而闲居宜宾。出身低微的“村姑”王玉清处此险恶复杂的环境中，既要遭刘氏族人排挤，又要受前三房姨太太的欺凌。好在她生性机敏乖巧、精明能干，且与世无争、一心“相夫”，颇得刘文彩宠爱，在刘家的地位日益牢固。
身世
1911 年，王玉清出生在大邑蔡场万延村一户农民家庭。王家五口人，有三亩多地，并在蔡场街上开着一个生意红火的糖果铺子。王玉清父亲人称“王谷花”，他制作的谷花糖香脆、甘甜、化渣。王家人勤于劳作，省吃减用，日子也算富足。而王玉清自幼聪慧，读过两年私塾，还学得一手闺中“红线”，颇讨大人喜欢。
长期以来，盛传一种说法是，王玉清是在砍柴时被路经的刘文彩看中，并“霸占”到手的。而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传言颇不以为然，甚至生出几分气愤。当时的她双目圆睁道；“我是明媒正娶的！”接下去记者在蔡场对知情人的采访，证实了王的说法。
王玉清有个表哥名赵践庭，在刘文彩家谋事，负责蔡场一带的收租。1936年，当他听说51岁的刘文彩打算再次纳妾后，即主动“关心”，欲将王玉清的一位堂姐介绍给刘。赵的大舅舅得知后，便提议最好把赵的表妹作为第一人选许配给刘。他的理由是王有文化，人才也出众。于是，赵改变想法，把刘纳妾的目标锁定在了王玉清身上，并向刘文彩透了底。
赵践庭三番五次到王家做媒，王玉清的父母认为女儿嫁到刘家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都万分同意。但王玉清考虑刘文彩的岁数太大，且是去作小的，所以内心并不乐意。无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能违背，她只好应允下来。
王家同意结亲的消息很快到了刘家。刘文彩欢喜之余，考虑到刘家娶的媳妇中曾有拐的，生怕王玉清也有身体残疾，逐向赵践庭提出借“老广寺”庙会同王玉清“相识”一下的想法。赵心领神会，急至王家，安排王、刘的见面。1937年农历2月间，刘、王在共赴庙会的的路上预期“相亲”了。经赵的引荐，王玉清眼见刘文彩高个，头戴瓜皮帽，身着绫罗长衫，一副绅士模样。刘文彩细打量王玉清，果然是花容月貌、体态娇好的闺中佳丽，顿生好感。二人在一先一后道了“王小姐好”、“刘总办”后，即匆匆分手。之后，刘在王的“八字”和自己的“八字”合得后，则很快择定了娶亲的佳期。
与刘家攀亲后，王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基于对王玉清的宠爱，刘文彩特为王家买地百亩，建了千余平方米的中式瓦房。这所大屋，被当地村民称之“王公馆”。这以后，王家从小康人家一步跃升为富足大户，成为蔡场响当当的大地主。只可惜，不久后，王玉清的父亲、小弟弟相继死去。
王玉清终身未育。有说法是刘、王婚前，刘的三姨太带王去成都玩耍，在那吃了“洋药”所致。依从王的想法，刘曾从王的娘家抱养了一个女孩作自己的女儿。
守寡
1948 年初，刘文彩两度吐血，被诊断为肺结核。刘病后，王玉清对他悉心照料，无微不至。1949年3月，随着中共军队的隆隆炮声，刘文彩的肺结核病趋于严重。 “‘老头子’病重后，好多次躺在床上，流着泪跟我说：‘我死后，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每次他说完这话，我们都抱在一起，眼泪跟到流。”王玉清接受采访时谈至此细节，眼圈红红的。之后，刘曾到成都文庙后街诊治、调养。当年9月的一天，“刘公馆”内两棵苟叶树上栖满了乌鸦，刘的病情随即恶化。病入膏肓的刘自觉医治无望，坚决要回到老家安仁。于是，家人急备两辆卧车，由杨仲华、王玉清护送直出成都。谁知，车至簇桥时，刘文彩已不能言语。此时，刘家人马只得 “兵分两路”，杨仲华带刘折头回成都抢救，王玉清则坐另辆车回安仁取后事需用的棺材、衣帽。当日中午，63岁的刘文彩病死成都。
刘死后，成都即告沦陷。此时的王玉清在成都一处叫“慈惠堂”的地方住了下来，靠打布鞋，做咸菜、臭豆腐卖为生，时间长达五年之久。1955年，在刘文辉旧时一幕僚的抽合下，王玉清与一位叫姜文山的“辛亥老人”、在省参议室参事结了婚。1963年姜老命归黄泉，王玉清结束了自己的第二次婚姻。
六十年代，“四清”开始后，王玉清作为漏网大地主被揪回原籍蔡场公社，被安置在一简陋的“知青房”里。作为刘文彩的姨太太，此间特别是“文革”中的遭批斗自是家常便饭。生活上，王玉清按时出工，还以拾鸡屎、牛粪等累进工分。每到年终决算时，她都因投工投肥较多，而有一些进帐，不过最多的一年只有30多元。每逢农闲，她还会靠年轻时所学的“红线”手艺，给乡亲绣花、做鞋，挣点小钱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中共给予她平反后，近70岁的王玉清结束了劳改生活，她被当作了“五保户”，享受到了“每年6斤菜油、400斤口粮、400元钱”的待遇。后来，王向政府要求，希望迁居安仁镇，以方便就医。县里根据她的特殊情况，特批了她的请求。落户安仁镇后，住在猪市坝原布鞋社旧址。生活费主要来自刘氏庄园博物馆的补助，晚年的王玉清生活仍然清贫窘迫。
1999年3月一天，记者走访了87岁高龄的王玉清和她在安仁镇的住所。
王位于猪市坝的家是由原镇布鞋社厂房改建的，看似有点象电影里平民窟的房子，分卧房（兼堆杂物）和厨房（实为一自外搭“偏棚”，兼起居室）两部分。房屋结构极其简陋，屋内阴暗潮湿，不通风。厨房内一个由红砖和石板搭起的灶台上，放着几只土碗和一只药罐，蜂窝煤炉上的开水壶正冒着热气。卧房里一横一竖摆放着两张老旧的单人床。略宽一些的那张是王玉清的“卧榻”，床上的被褥虽然单薄且已很旧，但却收拾得干净和整齐。紧靠床头摆放着一口少见的大缸和若干小坛子，内盛着大米和自腌的泡菜。床的背后，码放着几只旧纸板箱，里面存放着王玉清的全部衣物。卧房最显眼处摆放的，就是王每天必拜两次的那尊佛像及土陶制作的香炉了。
在安仁镇引路者招呼下，一个正坐在街边晒着太阳的耄耋妇人，在另一年老妇人的搀扶下，起身向我们蹒跚走来。她1.50米略多的个子，深度驼背，满头灰发和一脸皱褶，刻下无情岁月；一双可能因患有眼疾而显得有些红肿的眼睛隐露着警惕和审视的目光，一身铁灰色布衣已洗得泛白，手里还握着一根权作拐杖的木棒。
王玉清是一个有着超常的生存能力和生存智慧，且生性开朗、乐观的老人。几十年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使她清楚地知道怎么回答每一位来访者的提问，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十分得体。1987年，应一日本访华团体的请求，她出现在刘氏公馆，回答了日本客人的许多提问。据说，她的回话都十分得体。也只有那次，她才有机会再次走进她阔别近40年的“五姨太房”，还留下了一些照片。那天，她走近那张漂亮的、曾经非她莫属的“龙凤床”前，躬身掀开床上的褥垫，仔细端详，久久摩挲着。可以想像，那一刻这位当年的“五姨太”内心升腾起怎样的的复杂思绪。在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当地的一些企业找上门来，请她“出山”，为企业的产品做广告，她会适时的同厂家们就自己的“出场费”讨价还价。
后来，92岁高龄的王玉清在闲逛时，摔了一跤，之后就卧床不起了。春节后有一阵，曾又能下床走动一下，但后来就彻底不行了。王死后，她的骨灰被运回了娘家蔡场。
〔背景资料〕
真正的刘文彩其人其事
一提起刘文彩，对如今二、三十岁朝上的中国人，哪个不知，谁个不晓？然而，对二十岁向下的小年青，恐怕就知道的不多了。
前不久，一篇刊登在武汉晚报上的“评《刘文彩真相》一书”的文章说，在不太久以前，只要一提到这个人，我们的脑海里就会有一些词扑腾扑腾往外冒：恶霸地主、剥削、压迫、旧社会、水牢、收租院……不少人恐怕还会产生恶心、翻胃、血压升高之类生理上的反应。经过多年的教育，我们认识到：刘文彩这小子真是坏得可怕，参观他的公馆就像进了“侏罗纪公园”。他本人被当时的报纸、电影描述成整个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大恶霸，这些恐怖的词汇和面目狰狞的印象至今仍深深地依淅地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
在那个人性扭曲的年代，为了要反映出吃人的万恶旧社会，从而衬托出生活在红旗下的幸福的”新中国”。为了找到所谓的证据，不惜将死了近十年的刘文彩从坟墓里挖出来，暴尸荒郊野外。报纸上联篇累牍地“铁证如山”的罪恶事实，电影一遍又一遍的放映刘家豪宅里的酷刑用具，如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
然而，从严肃的历史学者笑蜀先生所著的一书《刘文彩真相》里所揭示的众多鲜为人知的史料看，真实的刘文彩与人们印象中的刘文彩判若两人。
书中说，历史上的刘文彩并不是这样。据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家乡）的不少农民回忆说：刘待人厚道，常对邻里乡亲扶危济困。特别是到晚年，他个人出资2.5亿元（折合当时200多万美圆）兴办了当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文彩中学，并刻碑明示：学校成立之日，刘家不再对校产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
书中还说，最需要指出的是：刘文彩的家中从来就没有设什么“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极左年代制造出来的赝品（谣言）。当时经常帮我们忆苦思甜的冷妈妈（冷月英）说了太多不应该说的话。“水牢”无非是存放鸦片的仓库，而“刑具室”、“行刑室”只不过是刘家摆放瓷器和年货的储存间。事实上，我们原来关于刘文彩的许多恐怖性的记忆和联想，都是基于当时某种政治需要而被刻意夸张和虚构出来的。
其实，刘文彩不过小时候不爱读书，但天资聪颖，热衷于赌博，而且赌遍川西无敌手。二十岁不到就“下海”，由于深谙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左右逢源”之道，使他在商界无论是生意、还是人缘都是有口皆碑的。最奇的是他的生意从来没有亏过本，堪称商界奇才。后来和他当军阀的弟弟刘文辉合作，几乎控制了当时四川省的一半。按当时的话讲，干了不少坏事，诸如种鸦片、卖毒品、走私军火、滥设关卡瞎收费之类，搞得老蒋都坐立不安。按现在的话讲，他顶多算上一个有政府背景的个体经营者，与哪些以权谋私、中饱私囊、贪污成万上亿的贪官们而一夜成为百万富翁，和哪些依仗老子后台在国内横冲直撞、在海外购花园洋房、花天酒地的公子少爷们相比，刘文彩靠得是自己经商的真本事和努力。
文革时说刘文彩的私生活荒淫，并将此作为批斗刘的一个理由。其实，刘文彩的私生活根本不是想象中的那般荒淫无耻，他只不过结过两次婚、纳过三小老婆。与同时代的人相比，这并不是很过分的事情。四川军阀杨森有一个加强班的姨太太，而我们印象还相当不错的“傻儿师长”范绍增有36个小妾；而与现在拿着公家钱，没任何迎娶议式、更谈不上法律手续、包着二奶的官商们，私生活不知检点得很多。
《刘文彩真相》作者笑蜀，一位严肃的历史学者，在书中说：他无意替刘文彩做翻案文章，因为无论是从当时的标准，还是以现在的尺度来看，刘文彩都算不上什么 “好人”；但也绝不是后来被妖魔化的那样坏。作者想要做的只是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揭示历史的真相，复原刘文彩的本来面目：一个既搜刮过民脂民膏、助长烟毒，又慷慨兴学、济困扶危的复杂的刘文彩，将取代“传说”中面目狰狞的恶霸地主形象。
而“评《刘文彩真相》一书”的作者说：我私下估计，看了《刘文彩真相》这本书的人，一时半会儿还难以接受其中的内容。但写历史毕竟不是拍电影片，动不动就随心所欲地塑造一个人的形象，固然会增加一时的观赏性，可从长远来看对谁都没好处。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够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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