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清在她92年的一生中，經歷清貧但有快樂的童年和青少年。25歲嫁給當時富甲一方的劉文彩作五房，又經歷與劉短暫但卻美滿的婚姻，過了12年的平靜生活。劉文彩於49年死之後的近半個世紀的歲月裡，她經歷了被批鬥、「教育」、自我檢討，反反覆覆地學習揭發劉文彩的材料，一遍又一遍地看控訴劉文彩吃人不吐骨頭罪惡的電影。目的是讓她認識到她身上染上的資產階級壞思想，幫助她和大地主、大惡霸劉文彩劃清階級界線。
然而，在王玉清去世的前半年，記者對她的一次跟蹤採訪中，王玉清張姓的保姆告訴記者，「她每天早、晚都要燒兩柱香。」記者問及原因，當時王玉清接話說，「我想『老頭子』！我是在給『老頭子』燒香。」說到此時，眼中流露出的竟是絲絲柔情和些許羞澀！
在劉文彩已病死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作為他的五姨太，又歷經了大半輩子和劉文彩劃清階級界線思想改造，深知劉文彩的「罪大惡極」。然而在臨終前，從這個古稀女性嘴裡吐出的真心話，卻是她仍如此刻骨銘心地思念、祈福著只和她一起走過12年人生路的」人民公敵」－－劉文彩，仍唸唸不忘和他一起度過的短暫日子。不禁使人想到短暫人生中，那些永恆的東西不會因外界強大的壓力和惡劣的環境而改變。這也許是人生中為數不多珍貴東西中的一樣吧。
王玉清是堅強的、忠貞的，令人尊敬的。半個多世紀的強大洗腦機器的洗滌，沒有改變她的本色。不說在當年那瘋狂的年代，有多少恩愛夫妻，為了一己私利，關鍵時刻反目為仇，就是當今榜大款的二奶們又有幾個是真心的？
帶著尊敬和些許好奇，記者走進大邑劉氏莊園豬市壩破舊民房，訪問了那裡最早聞知王玉清死訊的街坊四鄰，瞭解到一些鮮為人知的真實故事。
婚娶
1937 年農曆4月24日，劉、王兩家大喜的日子。這天早晨，52歲的劉文彩的接親隊伍一路吹吹打打，直奔蔡場萬延村，用一乘青紗小轎抬走了芳齡25、如花似玉的王玉清。轎至安仁高大華麗的劉氏老公館正門，王玉清在一身海力蒙長衫的劉文彩攙扶下走下轎子。主堂前少了「一拜天地，二拜父母，夫妻對拜」的歡喜喊聲，只是劉文彩拿起主宗牌位前的鐵杵，在鋟上輕擊一下，就權作告知列主列宗他劉文彩又娶進一方姨太太了。時至中午，劉文彩辦了幾桌「酒斗碗」，招待了王玉清娘家的人及極少量成都、宜賓等地前來朝賀的商賈官吏。隨之，娶親式草草收場。
1999年3月，距劉家的那次娶親62年後，在王玉清位於安仁鎮豬市壩的那間「偏偏」房裡，王曾這樣向記者解釋那次嫁取儀式的簡單：「都取第五房姨太太了。『老頭子』也覺得不光彩，不該張揚嘛！」而信命的娘家蔡場人則認為，對王玉清個人而言，草率、暗淡的婚禮，預示著她悲劇的婚姻和人生。
老夫少妻，婚後劉文彩對王玉清十分寵愛，凡王玉清提出的要求，劉總是全力滿足，那時的王玉清珠光寶器、綾羅綢緞應有盡有。每當劉出遠門或到鎮上「公益協進社」「辦公」時，總要叫王玉清一同前往。逢文采中學開學或畢業典禮，「校董」劉文彩身後站著的也總是塗脂抹粉、身穿紅色旗袍、外套裘皮大衣、腳蹬高跟皮鞋、披金挂銀的王玉清。一到王的生日，劉文彩總是給她張羅一、二十桌酒席，邀親朋好友為她添彩祝生。遇重要社交，劉必攜王玉清同時出現在「同慶茶樓」一道品茗。為解決王玉清暈車的毛病，劉在1946年花費2000多法幣，專為她購進一輛美式吉普，供她出遠門時享用。
採訪中，當記者提及文革中盛傳的「劉文彩生活糜爛，小老婆王玉清吃鴨子不吃肉，專吃鴨蹼」時，王玉清淡淡一笑道，「那是他們說的嘛！我出身貧窮，過慣了窮人的日子。見別人吃完鴨子，剩下好多爪子，我覺得丟了可惜，就撿來吃了。其實，哪個放到肉不吃，專愛吃爪子呵？！」
而當記者問及「你覺得你跟劉文彩生活的12年，是否幸福？」時，經過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洗禮」的王玉清仍然顯出「頑固不化」：「咋個不幸福嘛，記者明顯感到她對從前那段「好日子」的懷念和憧憬。
在劉家，最難纏的還是那幾房姨太太的關係了。劉文彩有過五房姨太太，大太太呂氏早在20年代病故，沒有後代。二太太楊仲華系大邑三岔場人，為劉家生有四兒三女，在劉家可謂「勞苦功高」，地位顯赫，說話算數，居「正房」位置。三姨太林君如、四姨太梁惠琳互為表姐妹，四川宜賓人，是一雙飽淫城市之風塵的妖冶婦人。三人間爭風吃醋，勾心鬥角，吵鬧不休，水火不容。為眼不見心不煩，楊氏索性搬到到成都文廟街上的「劉公館」，作了「寓婆」。林、梁二人則心照不宣，時而莊園小住，時而閑居宜賓。出身低微的「村姑」王玉清處此險惡複雜的環境中，既要遭劉氏族人排擠，又要受前三房姨太太的欺凌。好在她生性機敏乖巧、精明能幹，且與世無爭、一心「相夫」，頗得劉文彩寵愛，在劉家的地位日益牢固。
身世
1911 年，王玉清出生在大邑蔡場萬延村一戶農民家庭。王家五口人，有三畝多地，並在蔡場街上開著一個生意紅火的糖果鋪子。王玉清父親人稱「王谷花」，他製作的谷花糖香脆、甘甜、化渣。王家人勤於勞作，省吃減用，日子也算富足。而王玉清自幼聰慧，讀過兩年私塾，還學得一手閨中「紅線」，頗討大人喜歡。
長期以來，盛傳一種說法是，王玉清是在砍柴時被路經的劉文彩看中，並「霸佔」到手的。而王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對此傳言頗不以為然，甚至生出幾分氣憤。當時的她雙目圓睜道；「我是明媒正娶的！」接下去記者在蔡場對知情人的採訪，證實了王的說法。
王玉清有個表哥名趙踐庭，在劉文彩家謀事，負責蔡場一帶的收租。1936年，當他聽說51歲的劉文彩打算再次納妾後，即主動「關心」，欲將王玉清的一位堂姐介紹給劉。趙的大舅舅得知後，便提議最好把趙的表妹作為第一人選許配給劉。他的理由是王有文化，人才也出眾。於是，趙改變想法，把劉納妾的目標鎖定在了王玉清身上，並向劉文彩透了底。
趙踐庭三番五次到王家做媒，王玉清的父母認為女兒嫁到劉家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都萬分同意。但王玉清考慮劉文彩的歲數太大，且是去作小的，所以內心並不樂意。無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能違背，她只好應允下來。
王家同意結親的消息很快到了劉家。劉文彩歡喜之餘，考慮到劉家娶的媳婦中曾有拐的，生怕王玉清也有身體殘疾，逐向趙踐庭提出借「老廣寺」廟會同王玉清「相識」一下的想法。趙心領神會，急至王家，安排王、劉的見面。1937年農曆2月間，劉、王在共赴廟會的的路上預期「相親」了。經趙的引薦，王玉清眼見劉文彩高個，頭戴瓜皮帽，身著綾羅長衫，一副紳士模樣。劉文彩細打量王玉清，果然是花容月貌、體態嬌好的閨中佳麗，頓生好感。二人在一先一後道了「王小姐好」、「劉總辦」後，即匆匆分手。之後，劉在王的「八字」和自己的「八字」合得後，則很快擇定了娶親的佳期。
與劉家攀親後，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基於對王玉清的寵愛，劉文彩特為王家買地百畝，建了千餘平方米的中式瓦房。這所大屋，被當地村民稱之「王公館」。這以後，王家從小康人家一步躍升為富足大戶，成為蔡場響噹噹的大地主。只可惜，不久後，王玉清的父親、小弟弟相繼死去。
王玉清終身未育。有說法是劉、王婚前，劉的三姨太帶王去成都玩耍，在那吃了「洋藥」所致。依從王的想法，劉曾從王的娘家抱養了一個女孩作自己的女兒。
守寡
1948 年初，劉文彩兩度吐血，被診斷為肺結核。劉病後，王玉清對他悉心照料，無微不至。1949年3月，隨著中共軍隊的隆隆炮聲，劉文彩的肺結核病趨於嚴重。 「『老頭子』病重後，好多次躺在床上，流著淚跟我說：『我死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每次他說完這話，我們都抱在一起，眼淚跟到流。」王玉清接受採訪時談至此細節，眼圈紅紅的。之後，劉曾到成都文廟後街診治、調養。當年9月的一天，「劉公館」內兩棵苟葉樹上棲滿了烏鴉，劉的病情隨即惡化。病入膏肓的劉自覺醫治無望，堅決要回到老家安仁。於是，家人急備兩輛臥車，由楊仲華、王玉清護送直出成都。誰知，車至簇橋時，劉文彩已不能言語。此時，劉家人馬只得 「兵分兩路」，楊仲華帶劉折頭回成都搶救，王玉清則坐另輛車回安仁取後事需用的棺材、衣帽。當日中午，63歲的劉文彩病死成都。
劉死後，成都即告淪陷。此時的王玉清在成都一處叫「慈惠堂」的地方住了下來，靠打布鞋，做咸菜、臭豆腐賣為生，時間長達五年之久。1955年，在劉文輝舊時一幕僚的抽合下，王玉清與一位叫姜文山的「辛亥老人」、在省參議室參事結了婚。1963年姜老命歸黃泉，王玉清結束了自己的第二次婚姻。
六十年代，「四清」開始後，王玉清作為漏網大地主被揪回原籍蔡場公社，被安置在一簡陋的「知青房」裡。作為劉文彩的姨太太，此間特別是「文革」中的遭批鬥自是家常便飯。生活上，王玉清按時出工，還以拾雞屎、牛糞等累進工分。每到年終決算時，她都因投工投肥較多，而有一些進帳，不過最多的一年只有30多元。每逢農閑，她還會靠年輕時所學的「紅線」手藝，給鄉親繡花、做鞋，掙點小錢來改善自己的生活。
中共給予她平反後，近70歲的王玉清結束了勞改生活，她被當作了「五保戶」，享受到了「每年6斤菜油、400斤口糧、400元錢」的待遇。後來，王向政府要求，希望遷居安仁鎮，以方便就醫。縣里根據她的特殊情況，特批了她的請求。落戶安仁鎮後，住在豬市壩原布鞋社舊址。生活費主要來自劉氏莊園博物館的補助，晚年的王玉清生活仍然清貧窘迫。
1999年3月一天，記者走訪了87歲高齡的王玉清和她在安仁鎮的住所。
王位於豬市壩的家是由原鎮布鞋社廠房改建的，看似有點像電影裡平民窟的房子，分臥房（兼堆雜物）和廚房（實為一自外搭「偏棚」，兼起居室）兩部分。房屋結構極其簡陋，屋內陰暗潮濕，不通風。廚房內一個由紅磚和石板搭起的灶台上，放著幾隻土碗和一隻藥罐，蜂窩煤爐上的開水壺正冒著熱氣。臥房裡一橫一豎擺放著兩張老舊的單人床。略寬一些的那張是王玉清的「臥榻」，床上的被褥雖然單薄且已很舊，但卻收拾得乾淨和整齊。緊靠床頭擺放著一口少見的大缸和若干小罈子，內盛著大米和自醃的泡菜。床的背後，碼放著幾隻舊紙板箱，裡面存放著王玉清的全部衣物。臥房最顯眼處擺放的，就是王每天必拜兩次的那尊佛像及土陶製作的香爐了。
在安仁鎮引路者招呼下，一個正坐在街邊晒著太陽的耄耋婦人，在另一年老婦人的攙扶下，起身向我們蹣跚走來。她1.50米略多的個子，深度駝背，滿頭灰髮和一臉皺褶，刻下無情歲月；一雙可能因患有眼疾而顯得有些紅腫的眼睛隱露著警惕和審視的目光，一身鐵灰色布衣已洗得泛白，手裡還握著一根權作枴杖的木棒。
王玉清是一個有著超常的生存能力和生存智慧，且生性開朗、樂觀的老人。幾十年政治鬥爭的風風雨雨使她清楚地知道怎麼回答每一位來訪者的提問，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十分得體。1987年，應一日本訪華團體的請求，她出現在劉氏公館，回答了日本客人的許多提問。據說，她的回話都十分得體。也只有那次，她才有機會再次走進她闊別近40年的「五姨太房」，還留下了一些照片。那天，她走近那張漂亮的、曾經非她莫屬的「龍鳳床」前，躬身掀開床上的褥墊，仔細端詳，久久摩挲著。可以想像，那一刻這位當年的「五姨太」內心升騰起怎樣的的複雜思緒。在市場經濟的形勢下，當地的一些企業找上門來，請她「出山」，為企業的產品做廣告，她會適時的同廠家們就自己的「出場費」討價還價。
後來，92歲高齡的王玉清在閑逛時，摔了一跤，之後就臥床不起了。春節後有一陣，曾又能下床走動一下，但後來就徹底不行了。王死後，她的骨灰被運回了娘家蔡場。
〔背景資料〕
真正的劉文彩其人其事
一提起劉文彩，對如今二、三十歲朝上的中國人，哪個不知，誰個不曉？然而，對二十歲向下的小年青，恐怕就知道的不多了。
前不久，一篇刊登在武漢晚報上的「評《劉文彩真相》一書」的文章說，在不太久以前，只要一提到這個人，我們的腦海裡就會有一些詞扑騰扑騰往外冒：惡霸地主、剝削、壓迫、舊社會、水牢、收租院……不少人恐怕還會產生噁心、翻胃、血壓升高之類生理上的反應。經過多年的教育，我們認識到：劉文彩這小子真是壞得可怕，參觀他的公館就像進了「侏羅紀公園」。他本人被當時的報紙、電影描述成整個一個吃人不吐骨頭的大惡霸，這些恐怖的詞彙和面目猙獰的印象至今仍深深地依淅地留存在我們的記憶中。
在那個人性扭曲的年代，為了要反映出吃人的萬惡舊社會，從而襯托出生活在紅旗下的幸福的」新中國」。為了找到所謂的證據，不惜將死了近十年的劉文彩從墳墓裡挖出來，暴屍荒郊野外。報紙上聯篇累牘地「鐵證如山」的罪惡事實，電影一遍又一遍的放映劉家豪宅裡的酷刑用具，如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
然而，從嚴肅的歷史學者笑蜀先生所著的一書《劉文彩真相》裡所揭示的眾多鮮為人知的史料看，真實的劉文彩與人們印象中的劉文彩判若兩人。
書中說，歷史上的劉文彩並不是這樣。據四川大邑縣（劉文彩家鄉）的不少農民回憶說：劉待人厚道，常對鄰里鄉親扶危濟困。特別是到晚年，他個人出資2.5億元（折合當時200多萬美圓）興辦了當時全四川師資設備最好的文采中學，並刻碑明示：學校成立之日，劉家不再對校產擁有所有權和使用權。
書中還說，最需要指出的是：劉文彩的家中從來就沒有設什麼「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極左年代製造出來的贗品（謠言）。當時經常幫我們憶苦思甜的冷媽媽（冷月英）說了太多不應該說的話。「水牢」無非是存放鴉片的倉庫，而「刑具室」、「行刑室」只不過是劉家擺放瓷器和年貨的儲存間。事實上，我們原來關於劉文彩的許多恐怖性的記憶和聯想，都是基於當時某種政治需要而被刻意誇張和虛構出來的。
其實，劉文彩不過小時候不愛讀書，但天資聰穎，熱衷於賭博，而且賭遍川西無敵手。二十歲不到就「下海」，由於深諳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左右逢源」之道，使他在商界無論是生意、還是人緣都是有口皆碑的。最奇的是他的生意從來沒有虧過本，堪稱商界奇才。後來和他當軍閥的弟弟劉文輝合作，幾乎控制了當時四川省的一半。按當時的話講，幹了不少壞事，諸如種鴉片、賣毒品、走私軍火、濫設關卡瞎收費之類，搞得老蔣都坐立不安。按現在的話講，他頂多算上一個有政府背景的個體經營者，與哪些以權謀私、中飽私囊、貪污成萬上億的貪官們而一夜成為百萬富翁，和哪些依仗老子後臺在國內橫衝直撞、在海外購花園洋房、花天酒地的公子少爺們相比，劉文彩靠得是自己經商的真本事和努力。
文革時說劉文彩的私生活荒淫，並將此作為批鬥劉的一個理由。其實，劉文彩的私生活根本不是想像中的那般荒淫無恥，他只不過結過兩次婚、納過三小老婆。與同時代的人相比，這並不是很過分的事情。四川軍閥楊森有一個加強班的姨太太，而我們印象還相當不錯的「傻兒師長」範紹增有36個小妾；而與現在拿著公家錢，沒任何迎娶議式、更談不上法律手續、包著二奶的官商們，私生活不知檢點得很多。
《劉文彩真相》作者笑蜀，一位嚴肅的歷史學者，在書中說：他無意替劉文彩做翻案文章，因為無論是從當時的標準，還是以現在的尺度來看，劉文彩都算不上什麼 「好人」；但也絕不是後來被妖魔化的那樣壞。作者想要做的只是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揭示歷史的真相，復原劉文彩的本來面目：一個既搜刮過民脂民膏、助長煙毒，又慷慨興學、濟困扶危的複雜的劉文彩，將取代「傳說」中面目猙獰的惡霸地主形象。
而「評《劉文彩真相》一書」的作者說：我私下估計，看了《劉文彩真相》這本書的人，一時半會兒還難以接受其中的內容。但寫歷史畢竟不是拍電影片，動不動就隨心所欲地塑造一個人的形象，固然會增加一時的觀賞性，可從長遠來看對誰都沒好處。我們在這方面的教訓已經夠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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