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上海时，不得不承认，上海的面貌改观了。天上的污染氤氲稀薄了，晴天时出现太阳了，如果再添一阵猛烈的西北风，天际还可能出现久违的蓝天白云。更难得的是，一直遭人诟病的肮脏市容也明显干净了，因为市中心的空地能建楼的差不多都建了，到处是大规模建筑工地的景象消失了，马路上很少流淌着泥浆，寒风中不再翻卷滚滚浓尘。
旧貌换“新颜”的故土加深了我的偏爱，走在浦江东岸的许多摩登大厦下，我几次错觉是在东京的某个热闹街区，心底忍不住涌上感慨，上海终于展露出“国际大都市”的外观了。难怪前不久一位爱尔兰朋友去上海旅游，回来后向我大赞上海的摩登和繁华。
然而，我终究不是走马看花的老外，不会仅停留在城市迷人的华丽外表，我要去看望亲朋老友，去探视他们的现实生活，他们才是支撑这座城市的灵与肉，是耀眼的城市轮廓里的真实。
食品的真与假
这十几年中每次返沪，看到上海人生活中的最大变化，除了愈来愈多的高
楼，就数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食肆了。遍布全市的饭店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巨大，许多饭店占据几层几百平米的店堂，有些大厅放着几十张餐桌，令人叹为观止。就是这样的大饭店，有的到了周末还得预定，去晚了还得在门口排队，这是上海开埠以来从没有过的盛大“食”况。
亲友们知道我生活在吃牛奶面包的国度，难免中国的饮食情结，都热情介绍我去各种风味餐馆解馋，让我回味品享道地的家乡菜。说是回味其实是见识，过去哪有如此花样繁杂别出心裁的菜肴，有些菜可以说是挖空心思的杰作，光看服务员端上来的碟盘就催人食欲。
可惜几次吃下来我就产生了疑问，这些按菜谱点上来的，真的是河里的“大闸蟹”“鳜鱼”？海里的“梭子蟹”“黄鱼”？泥里的“黄鳝”“甲鱼”？怎么吃到嘴里只感觉附加的各种调料不同，鱼虾本身的肉质却失鲜寡淡异类同味，记忆中属于它们的独有的鲜美哪里去了？
点菜时本来应该想到，中国仅剩的那些没有污染的江河湖海，哪里捞得出供亿万人饕餮的天然鱼虾，能上嘴的十有八、九来之人工养殖，而且，鱼虾的肉味告诉我，养殖的环境里少不了催它们茁壮成长的什么素。吃到后来，我意识到，盘中的那些鱼虾不过是真的假货，不过各自被冠上一个符合它们名称的外壳。
令我奇怪的是，同桌的亲友食客都吃得津津有味，没有人介意我的置疑。直到有一次，一家饭店用养殖的鲞鱼冒充“鲥鱼”端上桌，我忍不住要去与饭店经理较真时，同餐的朋友才劝阻道，只因你生活在西洋，才不了解国情，难道你没听说过，时下的中国“除了腐败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
原来亲友们是见怪不怪，是对无可改变的现状的认命，“假作真时真亦假”，就此懵懂地生活在虚假的真实或者说真实的虚假里。
人命的贵与贱
以我所见，也不都是假的，上海夜生活的豪奢就是真的，是世界上少有的，那气派早已超过上世纪三十年代“东方的巴黎”的时代。在处处彩灯日日笙歌的不夜城里，华贵的外滩和典雅的淮海路让人重拾老上海的旧梦；摩登的浦东和温馨的“小台北”引领二十一世纪的上海新潮；而集大成处是利用石库门改造的景点“新天地”， “新天地”熔古老和时尚一炉；汇西洋和东洋一景，被称谓中国旧城改造的经典。
一位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亲戚，熟门熟路地带我去见识这些名所，在领略它们的奢侈时，我明白这些地方属于上海，但不属于绝大多数的上海人。在这些地方，一杯咖啡是五十元，一杯啤酒是一百元，一个晚上消费几百上千也是常事，……在这些昂贵的咖啡和啤酒的映衬下，绝大多数上海人的生活显得多么寒碜，尤其是几百万退休工人，他们的平均养老金是一千元左右，只够豪客们消费一、两次，尽管如此，退休人员还算是有福的群体，还在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那些在沪的无任何保障的几百万农民工就更贱了。
在一个农民摆摊的集市上，我看到一些半尺、一尺高的花瓶，标价只有几块或十几块，虽然这些花瓶不是工艺品，但配上花树是足够漂亮的，试想制作这些花瓶的流程：从采泥、制坯、定型、烧窑、彩绘，再加远路的运输，区区几块、十几块如何与这样复杂的流程等值？每道工序至多赚几角钱吧。还有一个农妇在卖手制的工艺小品，是竹片编制的可放在手掌上的一套家具，虽然谈不上精制，但没有一天时间是编不出一套的，然而每套仅卖十块钱，廉价得不可思议，以致让人感到买下来反而贬低了她的劳动价值。
农民工要制作多少花瓶和玩具家具才能抵上一杯咖啡和啤酒！
那天从“新天地”坐出租车回家，时近子夜，当车子开出市中心时，出租司机每见有人拦车都一阵紧张，他对我解释，这样的时候是决不敢在此接客的，现在有不少农民夜袭出租车，载住富人抢一笔，甚至为了灭口不惜杀人，有时得到的不过几百上千元。
当自己的生命一钱不值时，就会无所顾惜的铤而走险了，犯案的农民只有被逮住一死、和受害的富人同归于尽时，才显出他们和富人的等价。
这种残酷的现实能警醒酒池肉林中的沉醉者吗？
失信的医和患
此类“偶发”的恶行案件，只要新闻报纸刻意隐瞒，市民们依旧觉得太平，上海依旧是全国治安最好的都市，倒是关乎百姓生老病死的医院现状，一直成为人们不满的焦点问题。
我去探望一位老同事，她是退休近二十年的老护士长，不幸患上了尿毒症，每周三次去医院做人工透析，她感慨地告诉我：现在的医院跟二十年前完全不同了。过去护士不仅及时观察病人的病情，还得关心的病人的饮食起居，她当护士长时上班前先去病房巡视病人，在医生查房前及时反映病人的情况。现在可好，护士长光管护士，护士只管给病人打针发药，其它照看病人的事通通推给家属或护工，这样的状况医疗质量哪里好得了。现在医生的水平也吓人，她就诊的是响当当的市级医院了，竟然没一个医生做得好用于透析的插管，做不好又不去请高明来指导，却把活人当试验品乱做。她赶紧托熟人找来另一家医院的高手才解决。
但还在当医生的同学却叹出另一番苦境：现在的医生不像过去那样好当了，病人治好了皆大欢喜；万一治不好，或者在治疗中出现一点漏洞，家属就会闹起来，还动辄起诉上告。一位同学前一阵就在急诊室碰上倒霉事：来了一位“急性腹痛”的病人，她按“腹痛”做必要的检查处理，不料病人二十分钟后死于心肌梗塞。应该说她没错，她按步骤处理，没有得到考虑心急梗塞的时机。但家属不仅当场大打出手，还在医院闹了好几天，最后医院赔了几万块了结，她无法释怀这样的窝囊气。
这是推行医疗产业化的必然恶果。这个制度逼迫医生去唯利是图，让医生为增收赚钱而看病，给病人做不必要的检查开不必要的药，直至接受病人的红包。病人不可能信任如此医德医风下的医生护士，只不过为了治病活命而忍气吞声，一旦不治而亡，家属压抑着的不满就会爆发出来，即使不是医疗事故，也会报复性地去寻衅闹事，引发丧失互信的医患纠纷和事故。
维权的易和难
我听到的不都是负面的晦气事，也看到不少闪光的好苗头。
如今，市民们买下的新房都归属于一个小区，每个小区建有物业管理处，专事小区的各项管理工作，原则上物业管理人员由业主们聘用，根据双方制定的协约履行管理工作，业主们选出代表组成业主委员会负责监督。本来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处是很简单的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但中国有一个代表官方的居民委员会，他们在中间横插一杠，使简单的雇佣和被雇佣关系名存实亡。
一位六十多岁的邻居张老伯是业主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发现物业管理处损害了业主的权益，就代表业主进行交涉。不料物业管理处用钱贿赂居民委员会干部，居委会干部就利用业主委员会改选的机会，对许多居民施加压力让张老伯落选了。
令我感慨的是：小区里住着一位大学教师和一位社科院的研究员，他们整天在家做学问，因为不用去单位坐班。本来小区的业主维权真是他们起而行动，或者说是实践自己理论的机会，但他们却依然“两耳不问窗外事”地闭门造车，也许拿着每月超过万元的月薪，不在乎蝇头损失了吧。
我真切地看到中共用金钱买通知识分子策略的成功，这大概也是中国的维权运动基本上局限在受害的弱势群体，始终不能蓬勃发展的原因吧。
请问“走还是留?”
离沪前两位原来的老同事执意为我饯行，目的是请教我一些问题。
原来，同事A 去年卖了房子还举了一笔债送读高中的儿子去澳洲留学，事后他受到不少同事和亲戚的质疑，心理压力很大，不知自己这笔赌注是否下错了。而同事B至今没买房，就是准备用全部积蓄送今年大学毕业的女儿去澳洲读研究生，他们要倾听我这个在海外生活者的正确见解。
我了解他们的心理，与其说请教我，不如说是让我为他们打气，因为他们知道我不可能自己身在国外却反对他们把子女送出去，他们只是想从我这里得到肯定他们的“权威”意见，既用来堵别人的嘴，又可安慰自己。
所以我先反问：你们化如此大的代价只是让儿女拿一个洋文凭？还是让孩子为你们将来的移民铺路打先锋？
两位同事都吞吞吐吐地说，最终目的当然是后者，但这条路哪里有这么容易，为了面子只能低调地说去留学。
我说，这就对了，如果化你们夫妇一辈子的积蓄为一个洋文凭确实不值得，但为了今后你们一家子的移民就另当别论了。
同事A 感慨道，你到底是先走一步的人，了解我们的心理，其实那些说我的人哪个不想走，只是不肯轻易下我这样大的决心吧了。现在当官的发财的，早就把子女送出去了，美国进不了去加拿大，加拿大进不了去澳洲，去年我为儿子定机票时，从上海到澳洲每周三班飞机，班班满座，得提前几月订票，那时我更觉得自己选择作对了，这是二十年来方兴未艾的逃往潮，我自己错过了第一班机会，不能让儿子失去第二次机会。
同事坦率表露了上海人的心态，揭示了上海浮华外表下的真实，也回答了我再见上海时的疑惑。无论上海的外观多么现代摩登，多么像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其内核依然是没有民主自由，被腐败的蠹虫蛀空的社会；哪怕上海人身住上百平方米的房子，怀揣百万元的钱币，仍然清楚自己生活的社会，陷在人心丧尽没有未来的绝望中，最佳的选择就是“胜利大逃亡”。
这就是当下中国人的宿命：只有离开故土，才能成为一个享有尊严的真正的人。
－－原载《争鸣》2006年第二期(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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