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有怎样的损失和高额“成本”的付出（也就在邵飘萍死难的一年之后，北洋军阀最后一支力量的奉军全线败退，1928年6月，曾经不可一世的奉军又退出京城，张作霖也在日本人制造的“皇姑屯事件”中被炸死）。人们大概想不到：果然竟是张学良这位赳赳武夫的少帅成全了烈士之名。当然，由此也留下了一个话题：当年的张学良，应该如何评说呢？
话题应该从1926年4月北京的政治形势发生遽变说起。自大沽口事件发生后，北洋军阀最后的有生力量直鲁联军和奉军开始加紧进攻国民军。当时国民军已处于三面受敌的包围之下。就在“三·一八”惨案发生的翌日，国民军在前线开始总退却。3月23 日，直鲁联军占领天津，随即国民军谋求与直鲁联军和奉军阀妥协，借以保存实力，固守北京。4月1日，奉系军和直鲁联军将领在天津举行军事会议，商讨进攻北京国民军的事宜，决定张宗昌任前敌总司令。3日，奉军派飞机轰炸北京。6日，奉、直、鲁、晋各军联合向北京总攻击。7日，奉军及直鲁联军分四路进攻北京。 15日，直、奉军猛攻北京，鹿钟麟遂下令总退却。此后，国民军开向南口一线。24日，避入东交民巷的邵飘萍被人诱出被捕。随即获悉邵飘萍遭难的汤修慧夫人迅即告知北京新闻界和各方面人士，恳请采取行动紧急营救邵飘萍。此后北京新闻界召开会议商讨营救邵飘萍的办法，会议当即决定：由上海《新闻报》、《时报》、《商报》等十三家报纸各派一名代表，集体去游说先期抵达北京的张学良（张作霖尚未到达北京）。25日下午五时，刘煌等十三名代表分乘四辆汽车赶赴张学良下榻的石老娘胡同会见了张学良。当时代表们再三恳请驻军本着尊重舆论的善意，释放邵飘萍，或将之暂予监禁，以免其死。张学良则振振有辞地告诉代表： “逮捕飘萍一事，老帅与子玉（“子玉”即吴佩孚，“老帅”即张作霖）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飘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余与飘萍私交亦不浅，时有函札往来。惟此次……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各方决定，余一人亦难做主。”张学良的一席话，说明逮捕且欲杀害邵飘萍是直奉联军既定的方针，虽然少帅与邵飘萍此前也有私交，但他绝不可能擅自违背已由直奉军阀各将领铁定的计划。此谓杀一儆百。直奉联军进入北京，为了借“反赤”获得出师之名，并以此控制局面，势必要拿几个人头来开刀问祭。十三位代表听了张学良的回答，面面相觑，他们不愿意失去最后的希望，又再三解释和恳请，但张学良始终没有动容。最后，张学良终于讲出这样的话来：“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他还对代表们表示：他是宁肯“一一负荆请罪”，但“此事实无挽回余地”。这时，会见已经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张学良已经渐渐失去耐心，他借口要去参加一个会议，起身送客，这样一来，代表们只好含泪而归。
《书屋》今年第六期曾以亮的文章《乱世飘萍》谓北京新闻界营救者以杨度为首，不知有何凭据。其实，杨度是参与了此后营救李大钊的活动，他与营救邵飘萍并无关系（顺便提一下：由昝爱宗等编写的《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一书中称：邵飘萍被“枪决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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