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分知青的典型经历。这些人日后分成两拨，一拨留在本土，另一拨出国。像我这样出国又回国定居的，就被统称为海归。我们这一代海归相比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以及五十年代留苏学生，有三个根本差异。
第一，他们主要是政府公派，我们则主要是自费出去的，特别是艺术类留学生，公费生极稀有。
第二，二三十年代的海归，出国前真的是学生；而我们这一代，像陈逸飞、徐冰、谷文达、蔡国强等人，都在国内拿了学位，有知名的作品。至少从国内的标准来看，已经是艺术家了。
第三，前面两代留学生差不多都回国来做事，特别是清末民初第一代海归，回国后为中国各领域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到我们这一代，大批留学生选择定居国外。
这些差异，是中国近百年大历史起伏变化的详细注脚。中国现代史，大致是海归派与本土派既合作又冲突的历史。清末民初，海归派不只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更在文化、政治领域除旧布新。他们共同创建了共和，国父孙中山就是大海归。我看过一个数据，大概是北洋政府高官70%都是海归派。就文化的广义性而言，第一代海归派开创了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启动了国家的转型，兴建了现代大学和现代教育。
我们与第一代海归的贡献无法相比。我们只是服务国家，谈不上创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政府先是终止了闭关锁国，开放留学，后是起用陆续回来的海归，当然主要是理工、科技、管理、贸易、金融、外交这类专业的海归。这类海归在今天基本上是工具作用与工具人格。在人文艺术领域，海归派只是摆设。政府对艺术的理解，就是唱歌跳舞之类，而不是真正的思想、精神与价值观。因此，即便是人文艺术类的海归派，一旦进入体制也沦为工具，甚至自甘于工具。据我所知，个别体制外的海归真正带来了西方当代艺术的文化理念与创作活力，譬如北京的艾未未，还有几位策展人。
百年海归的命运，印证了百年中国的历史变迁。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历史潮流与政治势力的反复较量，多半是本土派胜利，海归派挫败、调整、合作。
现代化有三个层次：器物、制度、文化。所谓现代化，“文化”无疑是最本质、最深层的一环。当今国策基本学习西方，但器物、制度、文化这三个层面的彼此关系始终不平衡。
器物层面，经过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五十年的努力，一代代海归已经为国家达成了高度现代化：核武器、高科技、现代交通、现代资讯等等。毫无疑问，中国现在是最具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崛起的速度与姿态空前未有，举世罕见。但国家目前堵在制度层面，包括体制内人士的全社会都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而全面实现现代化，文化关即人的现代化是绕不过去的。今日的中国离民主思想、公民社会等还差得很远，由于“器物”层面的超速现代化，制度、文化的滞后日益凸显。
我认为这是非常畸形的状况：中国有着最现代化的种种器物与设施，富国强兵的理想实现了，但是人民没有灵魂，知识分子缺乏主见，社会失去了选择与判断的能力，只有消费意识和工具人格。社会实现了高层次的温饱，但这不是现代化。
由于制度滞后，以及普遍的急功近利和机会主义，人文艺术领域的海归派几乎没有影响，而据我所知，大部分非人文类专业的海归认同这种高级工具角色，并对现状非常满意，属于利益分享的群体。由于这类身份优越者的加入，当下畸形的文化现实更显得合理合法，文化跋涉的前景相当渺茫。
每想及此，我身为海归，感到羞耻。
在我看来，海外经历最可贵的财富不是所谓前沿专业知识，而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体现的一系列价值观。海归不应该仅仅带回各种专业知识或技能，现代价值观才能从深远处对中国发生影响。这种价值观，你不出国很难认识，很难成为自身的人格。新的价值观哪怕一时不能在中国奏效，先得在自己身上奏效，变成安身立命的一部分。
但我看不出海归派在整体上意识到这一点。反倒是本土的部分自由知识分子相当清醒。现在许多人都有短暂的出国经历，切身感受我们与外间深刻的冲突和反差，他们反而对国外的先进思想更敏感，并尽可能在改革现状中发出声音。我以为，清醒的本土人士比海归更值得尊重。
胡适七十年前就写文章说留学是国耻，到今天，这种状况有多大改变？国内现在的学费，以家庭收入计算是全世界最昂贵学费的三倍。但是我们不提供人格教育、历史教育、理想教育，这种教育不如五四时期，甚至不如旧式教育，旧式以儒学为主，伦理道德第一。留学的悲剧还在于精英外流，回来的又和本土国情发生种种价值冲突，这种冲突十之有九以妥协或失败告终。
乐观地看，出国的人越多，海归也越多，量变到质变，或许会缓慢影响并推动制度和文化层面的转变吧。但这个过程十二分艰难，很难看清它的走向与结果。人会屈服于现实，但人还有感情。国外生涯会使你更爱国，并产生无比细腻的羞耻感国内国外仍有太多差异，但海归者不应以自己的祖国为耻，而是在自身寻找羞耻感。“知耻近乎勇”可能是太高的要求，但容我说句重话：我在不少海归那里看见的是取利之勇，而不是羞耻之心。
── 原载《商务周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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