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信“辩”文的举例，是确有其事，并且我还可再补充几例：
我作为大陆留学生，能了解到祖国的真相让我高兴而又悲哀。我为我不在受骗而高兴，为13亿同胞仍然被骗甚至沦为帮凶可我不能帮他们而悲哀……。再看看我周围的人，一个个漠视的眼神让我觉得愧对为新中国浴血奋战的国民党先烈，我心痛……
一个英国留学生于伦敦
……谁是新中国？这个问题可以使许多中国知识份子从苦闷和困惑中猛醒和觉悟过来……青年时代我也十分认真，而且虔诚地阅读过毛泽东选集（以及一些马列文件），可是当我看了您（辛灏年先生，下同－－紫丹注）对三卷与四卷的区别进行分析的时候，我感到一种豁然开朗的彻悟。您说出了我心中长久郁闷没有找到的感觉。毛泽东根本无意于抗日，纯粹是积蓄力量，以备夺权。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共产党的长期本质：从来就把一党的集团利益放在高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
欧洲 彭小明
我看了辛灏年关于《谁是新中国》的陈述的时候，我震撼很大，虽然我对共产党那一套早已经不相信了。但是有机会对自己国家的现代历史有更加客观的了解，我感觉收益很大……我讨厌共产党。共产党是靠俄国人扶植下建立的傀儡政党，他窃取了民国政府的政权，把刚刚建立的民主思想扼杀掉了，还假借革命之名实行专政。我相信将来的中国也回出现象孙中山一样的先贤，或者更多像他那样有着民主意识的人来推翻共产党的统治……
日本 陈永义
辛教授：您好！
我刚刚在吕家平的个人主页上找到了一篇：江泽民的历史和入党时间等问题应该调查。其中有两段话我附在了这封email的结尾。
我认为这两段话所揭示的问题值得研究，因为众所周知，抗日期间，国统区有很多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组织，学生组织。那么我的问题就是：在沦陷区是否有这样的组织。我希望您有时间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并写一点文章。因为我想这个问题可以直接论证您在《谁是新中国》中的很多观点。
虽然，您在那本书和您的演讲里已经谈论了很多历史，足以否定我所学过的历史课本。但是我认为对于罪恶应该进行最彻底的揭露，任何符合事实的揭露都不是多余的。
大陆留美学生 贺辛
“尔品的著作中，搏动着一种历史的良知，澄明着最难的一段历史。我们为他的坚韧、洞见和苦难中的承担精神而骄傲，如有机会，代我们问好和致敬。”
大陆 老友
辛教授：……您的书和思想我和朋友一直在推广，我希望中国人能尽早的觉醒，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同时在您的书和思想让大陆人知道的时候，也是您最危险的时候，我很害怕中共会有什么下三烂的手段危及先生的安全，这是我最放心不下的。希望您能保重，也要做响应的防范。
请先生注意身体和安全。
一位大陆青年
辛教授您好：能收到您的回信，我受到极大的鼓舞，更坚定了我为国父之三民主义在全中华的实现而奋斗的决心和信念。更坚定了我在反对共产党邪恶专制道路上前进的力量。希望您能教给我更多的知识和力量，为我在大陆宣传和调查作努力。看了您的《谁是新中国》一书，我感慨万千。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完整地接触中国近代真正的历史，而不是共产党的谎言历史……
大陆一青年
我把您的书和演讲录音，还有《黄花岗》杂志下载后给我的朋友看和听，他们听完后的一致表现，是无法接受着个严酷的事实……共产党的真理在他们心中破碎了。
大陆青年 思树
2003年12月18日
谢谢您的回信。我看了您在新唐人电视台的三集系列片，对您的人格产生了由衷的倾佩和深深的敬慕。中国当前缺少的正是您这样的人。明哲保身者只能说是先觉者但也只是历史的匆匆过客而已。真正为了人民的疾苦而探索终生的人才会永远活在每个良知者的心里。历史终会把最有份量的东西留下来。祝您健康，也为您作出的贡献代表全体朦昧的或是良知的国人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深切的感动。我想买一本《谁是新中国》，但如何汇钱呢？
柳伟义于东北某地
亲爱的辛灏年先生：
您好！我是上海的一名刚毕业的学生，看了您的著作以后觉得和我原来所想的不谋而合，也有些是我所不了解的。您说得很对，我们真的需要民主。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其腐败，极其残暴专制的政党的领导之下！一直以来这个政党就善于欺骗善良的群众，愚化百姓，残害异己……在上海的一般老百姓中没有多少人是支持这个党的，全国更是如此。我们需要自由，我们会团结起来争取自由的……我看到了你们的电视节目，但是是在光盘中看到的。我想订购《谁是新中国》这本书，不知你们的地址，就是出版商的那个行不行，钱怎样寄过去才能收到？我不知能不能和你们取得联系，我非常想看那本书。
前后六期黄花岗杂志已拜读。观点和材料都很新鲜，其中不少鲜为人知。学理性也很强。老朋友们知道的，都在谈呢，谈《谁是新中国》和《黄花岗》……
Q。E 于广州
这可不是要向中共示威，只是从《黄花岗》杂志第9 期上摘抄了几则，告诉大家人心向背，尤其是下一代，知识层次较高的青少年。他们对历史真相的追求，大有“如水之就下也，孰能御之？”的势头！我在80年代曾问过一位马列主义教授，在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他回答得很干脆：“学了反！”什么叫做“学了反”？就是，研究生们学了、研究了马列主义之后，就要开始反马列主义
我还要举出一个具有普遍性、长期性的例证，说明共产党是如何地不得人心！为了避免人微言轻，我要扯虎皮、拉大旗，引用邓小平的话来说：“现在有的人，自以为是英雄。没受到批评时还没有什么，批评了一下，欢迎他的人反而更多了。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一定要认真扭转。”（邓选二卷，345页）不知“辩”文批《谁是新中国》，是否意在利用“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的效应？
你看“辩”文是怎么说的：
炮制者辛灏年在《谁是新中国》的“本书题解”中，煞有介事，又神秘兮兮地对读者说道：“谁是新中国？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炮制者辛灏年的这番话，原本是一个“乡里三岁小儿”都知道的事实，明白的道理，怎么“十三岁就有大志”的“神童”辛灏年，却不知道，不明白呢？
对啊！说来堪称咄咄怪事！原本是一个“乡里三岁小儿”都知道的事实，明白的道理，怎么上了大学、当了研究生，又到外国当了留学生，却不知道，不明白呢？“辩”文辛辣地讽刺毛泽东的愚民政策，中共的欺骗伎俩，只能在外加“乡里”和“三岁”。限制词的“小儿”身上才起作用。当年谎言得逞一时的牛皮：“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现在只能用“辩”文所引证的《过秦论》中指出的秦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来解释。当然，这个解释也是不完全的。中共从来一贯是“仁义不施”，而其有成有败者何也？谎言得逞与被识破之势异也。谎言被识破后，其下场是多么地悲惨啊！
苏联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感情由亲到疏，由热到冷，出现越来越大的裂痕。尽管人心的流失和涣散在一定时期内还是无形的，还处于潜伏状态，或者说领导层虽然有些了解但还不认为有多大危险时，危险已在潜滋暗长着。当这种党和人民“坚不可摧”的“团结”，只剩下徒有其表的躯壳，而内部却已锈蚀斑斑时，一遇“地震”，便会轰然倒塌。这在某些东欧国家的剧变--前苏联剧变的预演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最血腥的场景之一，是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而当时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是东欧人数最多的共产党之一，全国每六人中就有一个共产党员。一位曾作为中共代表团团 员参加过罗共最后一次党代会的老同志告诉我，当时齐奥塞斯库做报告，中间被全体起立的代表们雷鸣般的掌声打断达数十次之多。面对这种众志成城的激动人心的场景，谁能想到那么快就会祸起萧墙？更有谁能想到在他们夫妇逃亡时，竟没有一人伸以援手！！！诚如白云苍狗，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转瞬而成渺小的可怜虫。
从齐奥塞斯库的镜子里，望见中国的留学生们在追随辛先生，在信奉《谁是新中国》，就又不能不联想到，黄花岗72烈士中主要是留学生！这一点，使中共惶惶不可终日，它的高官正在把儿女和钱财往国外转移，为自己铺一条后路。如果说，晋代左思的《三都赋》。曾使“洛阳纸贵”的话，现代辛灏年的《谁是新中国》却使大陆的安眠药让中共高官给买贵了。
《摘要》的第三句话说：
“同时也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教育，投下一颗毒气四散的烟幕弹，在网络世界造成极大混乱，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强烈不满。”“毒气” 一说，除了是为打红旗用的“烟幕弹”外，还可造成一种来势汹汹的气氛，吓唬中共，而其中真正的有效信息是“四散”，和“在网络世界造成极大混乱！”“四散”呼应上述“弥漫”；“混乱”是由于真相闯进了谎言世界所造成的冲击波，；“极大”就是大到了极点。－－这点我不认同，因为我相信的是，今后还会更大； “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强烈不满。”这里又出现一个“极大”，我的意见同上；对“愤慨”与‘不满”的解读也如对上面的“毒气”一说一样。如果清除掉烟幕弹，我们可得而知的是，《谁是新中国》一书“引起中国人民的”广大（用以代替“极大”）的、“强烈”的反响。“辩”文把反响的范围，由青少年普及到中国人民。－－在这里，“辩”文展示和收到的，是与“美国著名教授黎安友指他的思想和理论，《谁是新中国》‘已经得到了热烈的反响和接纳’。”的异曲同工之效。至于说，当前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强烈不满的是什么？这是作者不便明示的一道煽风点火的思考题，只能在破口大骂的掩护下，暗示中共不愿和不敢正视的这一火山行将爆发、并将导致中共“一夜之间，灰飞烟灭”的尖锐现实。
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教育的问题，正如上面青少年们所反映的激进意见，总的说来是一古脑儿把现行的历史编造，统统扔进垃圾箱，走出中世纪的黑暗。北京学者史可航先生像个循循善诱的师长，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谎言写进了教科书，谎言便代代相传，岂但是深信不疑，而且是化为血肉，其遗祸之深，可以想像。后辈学人和青年，之所以既有闻《谁是新中国》则惊者，也有闻《谁是新中国》则喜者，也有闻《谁是新中国》而“不可思议”，甚至表示“绝难接受”者，其原因，就是作者要干脆、彻底、明确地将被“我党”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实在是触动、也触痛了许多在被思想奴役的惯性中生活得太久太深的人。（《黄花岗》第9期，72页）
“辩” 文指出：还要继续满嘴谎言，勾人上当，这岂不是天大的悲哀吗？！所以说，我们对辛灏年的这本奸伪之书，不能等闲视之，更不能掉以轻心。辛灏年勾人上当，勾什么人上当呢？是勾乡下三岁小儿上当吗？不是的，“辩”文的意思是说他勾大学生、留学生上当；再加上有些是自己“学了反”的；以及在一些青少年中，以崇拜西方为美，以谩骂共产党和毛主席为荣，以攻击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为时髦。他，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史，一知半解，数典忘祖，以至于或为了猎奇，或出于无知，跟着辛灏年一类骗子，稀里糊涂地上了帝国主义的贼船。总之是都自动实施了和平演变；这岂不是天大的悲哀吗？！但请节哀。共产党的哲学不是说事物的“演变”是绝对的吗？你要它一成不变又不可能；面对这个必然，你有什么值得悲哀，而且是天大的呢？原来你是不怕演变，就怕“和平演变”。自从20世纪50年代杜勒斯提出“和平演变”理论之后，它就成为帝国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指南。20世纪90年代，苏共亡党，苏联亡国。世界上第一个由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看来，“和平演变”这个东西，不是纸老虎，是真老虎。苏共亡党，苏联亡国。世界上第一个由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好一个“一夜之间”！既没有演变过程中的血流成河，也没有演变后的－－中共用以欺骗人、吓唬人的所谓“千百万颗人头落地”者何也？孟子曰：“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卷之七，尽信章）。这使我联想起另一个词语：“一举粉碎”前者是正义的人民消灭残暴的共产党；后者是共产党内九成邪恶的帮派消灭十恶不赦的帮派；其共同点是“伐至不仁”如果反过来，以“至不仁”伐其它（不一定是“至仁”），如毛泽东伐刘少奇、林彪，不仅在文革中有千百万人头落地，而且毛本人也是或生或死一发千钧！。而粉碎实至名未归的“五人帮”，却是“一举”，再干脆没有的了。再看。所谓“解放战争”，据参战天津战役的一位师长说：“过护城河是踏着填满河的尸体作为桥梁的”；而所谓“兵不血刃”的长春围城战役，却是中共硬生生的饿死十几、一二十万市民不让出城逃活命！中共是坚持“战争演变”，即通过血流成河实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而把苏共后来推行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批作是背叛十月革命的道路，批作列宁的叛徒的。
“和平演变”明摆着要比“战争演变”好得多，为什么共产党对它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呢？一位美国极右翼参议员公开宣称：“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慈善心固然是一个因素，但绝不是首要因素，我们怀有明确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要让在美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民主自由原则的熏陶。”这就是揭露了和平演变的“罪恶行径”吗？共产党不是一向主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吗？何不也让在中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接受作为中共立国之本的极权专政原则的熏陶呢？你和平演变我，我也和平演变你，优胜劣汰，这是平等互优的原则；一曰“平等”、二曰“自由”地互相优化，何乐而不为呢？
和平演变就是排除战争－－流血的政治，用其它的手段来发挥政治影响，在意识形态范围内，就是摆明事实真相，说明是非曲直；何去何从、孰优孰劣，由人民自由、自觉、自愿地进行选择。
共产党搞的是战争演变，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却又硬说“是人民选择了共产党。”难道这反映的是饿死的20万长春市民的意见吗？还是“解放后”被饿死的4000多万人民的意见呢？哪一个朝代也没有共产党喊“人民”喊得凶，哪一个朝代也没有共产党坑害人民（特别是农民）坑害得很！
现在，中国人民中的大多数，都已认识到共产党政权是建立在谎言与暴力之上的。最早和最彻底认识到这一点的是蒋介石先生，原先他也是在革命处于困境时，对苏俄以伪善面目出现的趁火打劫，应之以饮鸩止渴的，是他在与共产党打交道和到苏联考察之后，才实践出真知、改弦易辙的。可恨那些党内的利令智昏之徒和 “咸与维新”的军阀之流如汪精卫、胡汉民、陈济棠、李济深、张治中、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等等，对中华民国吃里扒外，极尽捣乱之能事，与共产党，甚至与日寇狼狈为奸，使内乱频繁，国无安宁之日、党无喘息之时。反思、追忆起来，造成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在我则断然认为，是蒋先生始终没有做到“安内”，这是最主要之点；作为反证，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之后才做到这一点。共产党自己说，延安整风是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保证。作为后续证明，蒋先生到台湾之后，总算做到了安内，这时虽有共产党强敌压境，虎视眈眈，狼嚎鬼叫：“一定要解放台湾！”但，还是做到了土地改革、经济腾飞、发展教育和发展在岌岌可危、存亡底线上的自由民主，不仅保住了复兴基地台湾，且把她建成一个繁荣富强的三民主义模范省。而毛泽东作为“五人帮”遭遇失败和行将彻底失败的原因，则在于他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早在反胡风时，报上批判胡风的诗中有一句（仅凭记忆）：
毛泽东站在高山之巅：
我要大！
那时我就赞叹诗人的灵性和悟性，后经验证，我就认准了：我要大！－－这三个字就是毛泽东的要害所在：！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罪恶，都找到了谜底。或有人曰：“此乃唯心之论也。”余质疑曰：“唯心又怎么了？唯心、唯物是对与错之分水岭欤？！”更何况毛自己就说过：“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毛选四卷本，450页）毛的“我要大”的目的不就是毛的所作所为的根据吗？不就是始终贯穿于，并决定毛的所作所为的本质吗？他要“大”；可怎么才能“大” 呢？这就决定了他一生以“夺权”为轴心，搞“斗争哲学”。“大丈夫可以一日无钱，但不可以一日无权”。他成了夺权的弄潮儿和幸运儿：与父亲斗，在家庭占了上风；与秦邦宪、王明、周恩来、张闻天斗，夺得党的领导地位：与蒋介石斗，篡权窃国、复辟专制；与赫鲁晓夫斗，要争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即斯大林世界革命导师的长子继承权。“辩”文称毛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只有用在我要大，大了再大，越大越想大这一点上，才合乎事实。说他是为国家、为民族、为党，甚至即便说是为家人、为“爱情”，也统统是胡扯！从动机上而不是从策略上说，他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只用指出抗战时期毛主张并在全党实行“让日本多占地”，抗战后又向日本道谢；文革中置党和国家于毁灭的边缘－－这些共产党所供认不讳的事实，就足够证伪其为国为民的了。我在拙着《还原1957》的 “教训篇”中得出一个同值的命题：“毛泽东的本质是极端的自私自利。”为了自私的目的，“极端”到可以牺牲一切，包括国家、民族、党、自己的亲密战友，甚至自己的妻子儿女！令人肃然起敬的杨开慧，是为了忠于爱情被枪杀于1930年的，可毛于1928年就与18岁的姑娘贺子珍宣布为“由同志的爱变为夫妻的爱”随后贺子珍也经历了与杨开慧实质上相同的遭遇。而1958年，毛作词“我失骄杨……”鳄鱼的眼泪照流不误。多么残忍而虚伪啊！可“辩”文还要吹捧他为革命献出了六位亲人。实际上，都是他为了我要大，为了私欲无限膨胀，才让六位亲人“轻于鸿毛”的。即如，“东征于朝，长子死焉。”为金日成、毛泽东、斯大林发动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而死，就比鸿毛还轻。仔细审查一下，有没有一位是为中华民族而捐躯的呢？
毛泽东多行不义，从来就认为，谁讲道义就是愚蠢的宋襄公，自然也不信道义在自己一方，也就不信可以用道义的政治影响力促成“和平演变”。一味迷信枪杆子解决问题。那时的中央领导批评他是“枪杆子主义”。他后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说：“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响，以为靠着影响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是迷信。1936 年，我们住在保安。离保安四五十里的地方有个地主豪绅的土围子。那时候党中央的所在地就在保安，政治影响可谓大矣，可是那个围子里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把扫帚搞到里面去扫，他才说：‘啊哟！我不干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我们的军队不去打，敌伪就不缴枪。”（《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1030页）说来也太奇怪，不相信自己的“政治影响”能征服敌人；事实上连个土围子也征服不了！却迷信帝国主义的“政治影响”能使自己亡党亡国；事实上也真能！世界上第一个由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夜之间灰飞烟灭！读者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个中缘故，就在于：“谎言起作用的规律”。这个规律可以表述如下：
1,谎言可能（也许能，也许不能）欺骗大多数人于一时，不能（排除“也许能”）欺骗大多数人于永久
2,谎言可能（也许能，也许不能）欺骗少数人于永久
这个规律具有“二乘二等于四”那般的精确性。多谢“辩”文为此提供数据：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曾经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全属少数），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都觉醒了）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乃至普通党员（即大多数人）自然不会再有当年（受骗时）保卫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祖国那种政治热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了。这个数据精确地表达了“谎言起作用的规律”的两个基本点。最郑重而又最滑稽的是，也表达了江泽民之流的三个代表重要理论的民间反应。
古人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常”就是规律。它的作用不因为尧是好人，就为他存在；也不因为桀是坏人，就自行消亡。同样，规律也不会是单为人民存在，而为共产党则亡。它对双方不偏不倚，一视同仁。所谓“利用规律”，就是把规律所含有的可能性中的对自己有利的（或有害的）“也许能”（或“也许不能”），经过主观努力，创设条件，使它变为现实性的能（或不能），最后变为现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和美学，就是指导人们发现和利用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美的规律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但目的性却是规律本身所不具有的，就像原子弹炸谁，它本身并不具目的性一样。
共产党对此规律的运用方式是，谎言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只对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都上当。
“难道共产党不晓得谎言对多数人、少数人和长期性、短期性起作用的规律吗？”不但晓得，而且精于此道。它对谎言的作用，已经发挥到极致；可以说，中共是人类中天字第一号谎言大师。中共党史就是一部谎言及谎言起家、发家史。相对而言，戈贝尔又算得了什么？小巫都称不上。让我例举党内斗争中鲜为人知的一件事－－党史活字典司马璐在回忆录中说：
9 月9日（1935年），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说是截获一则电报，是张国涛给徐向前和陈昌浩的，电文中说：“望劝毛、周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刻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决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这份电报的真实性，我曾当面问过张国涛，他说绝无其事，徐向前晚年答覆廖盖隆也说，他绝未见过这份电报。
真实的历史情况是，当时徐向前陈昌浩率部进击松潘以北，打开北进的通路。毛派认为这是一个摆脱张派控制的最好机会，决定逃跑，要逃跑，就得有个藉口，否则毛派要承担分裂红军的责任，因此叶剑英编造了上述的故事。（《中共历史的见证》509页）
以下仍是真真假假、阴谋诡计层出不穷，直到借国军的刀杀灭张国涛的军力，以除心腹之患，故事才算告一段落。毛泽东、叶剑英之流既然能在他们党的领导同志之间凭空捏造这种假事，编出这种无耻谎言，那他们对谁还会有什么样卑鄙的事做不出来呢！问题在于，这一件事水落石出了，还有大量的迷团是属于“一生真伪有谁知”哩！单就这件事，时过境迁，真假还有几个人关心呢？谎言已经美满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再则，总还会有些人不信张国涛、徐向前、司马璐、廖盖隆那一套的。毛泽东有个比喻可以用在这里：把油倒进油瓶里，即便再倒出来也倒不净，总会沾上点儿留下来的。让我再举个国家的，也是国际性的众所周知而又大受其骗的事件：
金日成在毛泽东、斯大林支持下，发动进攻韩国，这一基本事实说明“抗美援朝为了保家卫国”纯粹是一个大骗局，二者一点边儿也不沾。整个过程是由欺骗组成的；始于战争起因的欺骗性，终于战争结局的欺骗性，把死伤90 万人、费用100亿美元说成是77万人、35亿美元；在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这是整个骗局中的一场戏。那场爱国卫生运动激起中国人对万恶的美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志愿军斗志昂扬，誓死“打败美帝野心狼！”工人阶级觉悟高，红着眼唱：“要想前方少流血呀后方多流汗！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加呀么加油干……”老实巴脚的农民握紧拳头宣誓：“要人站起就走！要粮套车就送！……”知识份子为了表示自己的民族大义，世界级的学者们批判自己崇美、钦美、亲美的肮脏思想，臭骂自己“曾做过美帝的走狗”，怒将荣获的奖章、荣誉称号等，当作耻辱的印记抛掷出去，然后再比着自辱，开展了一场看谁能骂得自己狗血喷头的思想改造运动！专家骂自己最无知识，狗屁不通：教授接受批斗，褪掉裤子割尾巴。全国规模的大闹剧在热火朝天地、傻冒地上演着。
然而在解密的“苏联总统档案文件”清楚地写着：“致毛泽东：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委员会被误导了．新闻媒体传播的关于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消息，是建立在错误的信息基础上的．这项对美国的非难指控是伪造的。”（苏共中央、部长会议主席团1953年5月2日决议，关于给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库兹涅佐夫[V. V. Kuznetsov]和苏联在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事务负责人苏兹达列夫[S. P. Suzdalev]的信。）－－转引自北明《朝鲜战争期间“美军使用细菌武器”公案始末》（《北京之春》NO. 87）事到如今，对澄清这个骗局关心的，恐怕只有为数寥寥无几的老学究了。妖魔化美国已经深入人心，至今仍是反西化、分化、自由化鬼话的底色。。
我把北明的两篇文章（另一篇是苏联总统档案中12个文件的中译本），给一位到我家来美探亲的退休医生看。他打断我的话，说：“明明是伤寒、霍乱、痢疾等传染病在志愿军中流行嘛！说别的什么都行，要说细菌战也是假的，我不信。”
后来，我待他看过那两篇文章之后，又问他：“信了吧？”你再也猜不准他回答什么？他说：“我没有看。”
就这样一来，一个曾经掀起了席卷全中国的仇美怒潮、曾在全世界妖魔化美国的弥天大谎，竟如此这般地“明白不了糊涂了”！谎言起作用的规律，以及共产党的运用之妙，在这里得到了活灵活现。中共党史告诉人们：“共产党的品种齐全的‘炮灰’，多是谎言公司骗来的。”这也表明了：没有谎言就没有各式各样的炮灰；因而各式各样的暴力也无从产生。．
“和平演变”论者也是要利用这条谎言发生作用的规律来消灭谎言。他们是通过不搞暴力、排除战争、避免流血，揭露真相、阐明真理的办法，让越来越多的人，在越来越早的时间内，从受骗上当中清醒过来，而且尽可能地让会受骗于永久的人接近于零，最好是能等于零。用真言占领谎言的阵地．他们认定“第一”战胜谎言，然后才有“第二”战胜暴力；谎言破而暴力自破或易破：宁信暴力论的反面：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起码是，“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有人向共产党表态：“我不像他们那样，我不反共，只要追求历史的真面目。”共产党回答他：“即便你不是居心骗我们，好到无法再好的情形，你也是在说废话；难道说，你追求历史真面目不就等于是要我党的命吗？要知道，我党的生命就在于撒谎。”
这本奸伪之书的要害就是打着历史研究的幌子，兜售反中国，反中国人民，反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妄图全面实施彻头彻尾的“和平演变”，最终达到颠覆新中国的目的。其实，书的要害唯一的是还原历史真相。那自然会要共产党的命，即全面实施彻头彻尾的和平演变。，最终达到颠覆新中国的目的。－－这是人民觉醒后的必然选择。至于说，把反中国，反中国人民，与反中国共产党连在一起说，那是中共的一贯伎俩。比如你反对苏联侵略中国和中共认贼作父，他就说你反苏、反共、反人民；你只反共，他就说你反华、反共、反革命：你反对毛泽东，就会有：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等等一连串的说法。这在病理上，叫做中共喉舌“肠躁症”。
现在可以这样说，如果说《黑奴吁天录》（又名《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被她的总统说成是“一本书掀起一场战争的小女人”，那么，《谁是新中国》的作者辛灏年先生，将被他的人民说成是一位“一言丧邦（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言兴邦（大中华民国）”的“中国之子”（为了既宣扬中国之子这个称号，又能嫁“祸”于人，“辩”文特别注明：这是某捧臭脚者语。）
三，“辩”文发问：辛灏年是何许人也？答曰：书如其人也。
但是，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我们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辛灏年和《谁是新中国》本来面目的批判上。我们有必要深刻揭露辛灏年的汉奸底细，深刻揭露《谁是新中国》的卖国实质，以及他们产生的历史原因、现实条件和当前的巨大危害性。同时我们也有责任，号召中国人民奋起批判这股来自大洋彼岸的反华逆流，把辛灏年这些害人虫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箱。
第一，关于《谁是新中国》，其书入流不入流的问题
如果说《谁是新中国》，是一本“历史学著作”，可是它既没有编年体的时间脉络，如《春秋》、《左传》、《竹书纪年》、《资治通鉴》等；也没有纪传体的传记体例，如以《史记》为龙头的《二十五史》；更没有纪事本末体的记事体裁，对历史大事，详其首尾，集中表述，如《通鉴纪事本末》等。如果说《谁是新中国》，是一部历史评论，可是它既不像贾谊《过秦论》那样铺陈历史，从秦孝公起，历经惠文、武王、昭襄王，延及考文王、庄襄王，及至秦始皇，秦国由弱变强，由强及弱而亡，一览无余，无可否认的事实，雄辩有力的论说，证明秦国之亡，亡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也没有苏洵《六国论》那样气势雄健，秉笔直书：“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最后则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谁是新中国》，也算不上是一部断代史，于明清史学家黄宗羲开创的学案体也不入流，与旅美历史学家黎东方的细说体更不搭界。
既然不入上述种种之说，被鼓吹者捧到“九天之上”的《谁是新中国》，只能算在“辱骂和恐吓”之列。辱骂者，伟大祖国也。恐吓者，中国人民也。（句型同“打人者，张三也。”如果文中的祖国、人民，暗指“中共”，就算了。）但是，有毛泽东之言在先：“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被称为“不入流的”史辨，用得着毛泽东拍着胸脯鼓着肚，破着老命，对着《谁是新中国》撒泼吗？－－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毛不至于如此，大概只能是作者装腔作势、强奸毛意罢了。）有鲁迅先生之言在先：“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至于拉鲁迅的虎皮，正好是用来警告自己：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辱骂和恐吓者，你自己也！是你破口大骂《谁是新中国》是奸伪之书、奸巧之书；原来这是一本篡改中国历史，中国人民革命史，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颠覆、分裂和瓦解新中国，制造反动舆论的政治宣言；是一个背叛祖国和人民的汉奸，向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卖身投靠的见面礼、敲门砖、卖身契；这本奸伪之书是献给人民公敌蒋介石及其反动派的祭品；他的奸伪之书，就是一本反革命复辟宣言；要深刻揭露《谁是新中国》的卖国实质……所以，。（“所以”后面，只能是自况了。）辛灏年的奸伪之书，在中国人民面前，终归是“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苍白得很，悲凉得很。
真是岂有此理！这和评论一位练过欧、颜、柳、赵的书法家，你说他写的字“四不像”一样不讲道理！难道东施要想美，只有“效颦”一途乎？谢榛在《诗家直说》中有一段关于“入流不入流”的精辟论述：“若能出入14 家（指唐代的14位诗人）之间，俾人莫知所宗，则14家又添一家矣。”“辩”文对《谁是新中国》就表现出傻呆呆，“莫知所宗”。这是因为，辛先生对“所宗”不是生吞活剥，故不露刀斧痕迹，倒是如名厨师做菜那样，不见油珠明晃晃，只觉饭菜喷喷香；匠心独运，功在渗透。从总体的渗透中，我们看到时间的脉络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始终，是为经；以事件和问题为单元，穿插其间，是为纬。特别是表现在某一单元中，尤其显得脉络清晰：史实经纬交织似锦，史论泾渭分明如画。信拈一例，以资说明，例如：下卷，第二章的第1、2两节作为一个单元，论述中共认贼作父，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的问题：
首先“正名”：叛乱，是指它对北伐和国民革命的继续叛乱和扩大叛乱。叛国，则是指北伐成功、东北易帜、中华民国初获统一之后，因中华民国为维护国家主权而遭遇苏俄对我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时，中共竟在苏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无视民族，背叛祖国，不仅公开决策“武装保卫苏联”，而且在全国掀起了更大的武装叛乱高潮，以与苏联侵略者“里应外合”。
其次，框定本单元的时间范围：1927年－－1936年。
其三，梳理历史的千头万绪，叙述事件的来龙去脉，并将二者融会于历史事件的特定发展阶段中：国、共是历史舞台上的主演。国民党方面，有它创建的中华民国和进行的国民革命。中共是苏共的产物，苏共先是蓄谋指使、后是直接指挥中共背叛国民革命、颠覆中华民国。苏共继承和继续沙俄对我主权的掠夺，发动侵华战争。中共听命把叛乱发展到对中华民国打响第一枪的“八一南昌暴动”，开始了1927 年8月－－1929年7月的武装叛乱阶段：在武装叛乱中，煽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认宗苏俄、背叛祖国”的城乡俄属苏维埃政权；而对1929年7月侵华的中东路事件，中共不但不保卫祖国，还公开认贼作父，号召“武装保卫苏联”，这就开始了1929年7月－－1934年10月的武装叛国阶段；从此以后，直到 1936年12月。就是实施假抗日真图存阴谋策略的阶段 （辛先生对此阶段，在此只是提出问题，并未展开，因为紧接着下面就会有第三章、第四章，用整整两章的巨幅，来对这一问题穷原竟委）。
其四，把论域中所涉时序，排列如下：
1,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罗易称：“1926年11月（北伐出师后四个月－－辛先生按；下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确定了一个新的问题，问题的中心之点是，中国革命从何时开始，将发展为土地革命。”
2,1926年11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的会议上，布哈林在第一个报告中批评中共：“对农民问题注意不够，过分畏惧农民运动的开展，在国民党占领区（即建立了国民革命政权的北伐军后方）进行土地改革，不够坚决－－这就是错误的主要方面”。
3, 1926年11月30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发表了“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演说，称“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政权”。后来，当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会前接见部份代表，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的成绩大小，要取决于它在领导这场战争中能够组织多少听它指挥的武装力量。”
他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显然，斯大林在这里所指的反革命不是军阀，而是正在领导和进行打倒军阀伟业的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
4, 1926年12月16日共产国际“七大”通过了罗易起草的“关于中国局势的决议”土地问题已经开始表现为各种尖锐的形式，这是当前形式的中心问题。哪一个阶级有决心去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并能提出彻底的解决办法，那一个阶级就将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在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下，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执行彻底的土地政策的阶级。“
5,1927年5月斯大林对中国的训令（即五月指示），和1927年7月14日共产国际给中共的七条指令，“要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
6,1927年7月26日，当苏俄对国民党亲俄派尚存希望之时，《真理报》在题为“国民党左派的危机”的社论中指称：“共产党员应该毫不怀疑地着手宣传苏维埃思想，以便一旦争取国民党的斗争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能动员号召群众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7。1927年7月8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时事问题评论”时评论中共说：“在当前革命发展阶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潮条件下，成立苏维埃将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问题。”
8, 1927年7月上旬，召回了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成立了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职权。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继之而来的罗明拉兹有更高的决策地位。罗明拉兹被授以全权“纠正过去的错误，指导中共中央的工作。”中共党史说：“共产国际召回鲍罗廷和派出罗明拉兹，归根到底是为了实行中国政策的革命转变。”
9。罗明拉兹指挥下，新中共中央掀起了武装叛乱的第一个浪潮－－八一南昌暴动，兵败，于翌年4月由朱德、陈毅率残部至井冈山落草，为毛泽东所接纳。
10,1927年苏联第7、第8期《布尔甚维克》杂志，在社论“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说：“退出国民党的号召和立即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同现在举行起义的策略相一致的。”
11,武装叛乱的第二个浪潮－－1927年8月7日，罗明拉兹在武汉秘密主持了中共的八七会议，作了“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并使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执委会告全党党员书”，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
于是，苏俄假手共产国际，于8月9日向中共首次提出了“要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中共党史称：“自罗明拉兹来华后，土地革命变得异常激进，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派赴各省组织农民运动，土地革命真正变成了全党的革命行动。”8 月9日，由于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了“同意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指示，于是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便立即作出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和苏维埃口号的决议‘。决议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是宣传苏维埃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该成立苏维埃”。“苏维埃组织应当首先在广州、长沙这些确实取得胜利的关键地方建立。”嗣后，“只是因为攻打长沙没有进展，所以没有提出苏维埃，而广州暴动的政权就称为广州苏维埃。”八七会议另一大规模武装叛乱行动，便是派毛泽东赴湖南发动秋收暴动，攻打长沙和武汉。皆以失败告终。
12,中共武装叛乱的第三个浪潮，为1927年11月中共上海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发动。9日和10日罗明拉兹和共产国际派来接替他的米特凯维奇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罗明拉兹起草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认为现时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革命的任务“是发动工农，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割椐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发动工人斗争，发动城市暴动，使城市暴动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现时中共革命的策略 “是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原则……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农民暴动形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和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
13,。会议结束第三天发出了“致两湖省委的信”，明确指示“在城市中当战争激烈以及某一部份军队败溃时应……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在汉口长沙如是工人群众的行动，可领导其打外国人。在乡村中大力发展游击战争，杀尽土毫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目前主要口号应当是：工农兵大暴动起来，消灭新军阀战争，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议，杀尽土毫大地主，杀尽改组委员会工贼。”
14, 1927年12月，罗明拉兹在莫斯科召开的联共（布）第15次代表大会上宣称：“现在广东以及其他一些省，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夺取政权和组织武装起义。党在苏维埃这个总口号下进行斗争……现在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政权问题了。”就在罗明拉兹于莫斯科发言的时候，中国广州不仅爆发了由苏俄直接命令和指挥的武装叛乱（即中共广州暴动），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而且苏俄驻广州诸领事及工作人员均参加了这一叛乱，苏俄驻广州的领事馆则是指挥中共武装叛乱的巢穴。
15, 12月11日凌晨叛乱爆发，由共产国际代表纽曼指挥，参加暴动的主力是叶剑英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约1300人。另有周文雍指挥的工人赤卫队约 3000人。宣布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又称“广州公社”并发布政纲：“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切权力收归国有”，打倒反革命国民党和各式军阀。联合苏联，打倒帝国主义“等。暴动极尽烧杀之手段，致使“血流成河，遍地死尸”。两日即败。
1928 年2月25日，共产国际第9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高度赞扬广州武装起义说：“广州起义应当被看作中国工人及其伟大的英雄主义的范例。” 但该决议却指责指挥广东暴动的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准备工作做得不够”。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发动武装叛乱的行径，可谓不打自招。
16,1928年3月，中共湖南特委代表曾到井冈山批评这里的工作太右，杀人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阶级变无产阶级，然后再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
17,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几于共产国际召开“六大”的同时，因俄国出钱出力，中共也在莫斯科召开了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一项任务是总结俄式共产革命在中国的失败教训；另一项是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9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指导明确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准备力量，迎接革命高潮。
18,1928年8月，共产国际又在其“六大”的提纲和决议中指示中共：“革命斗争将使党面临完成武装暴动的任务，准备通过武装暴动这一完成民主革命的唯一道路，去打倒帝国主义、军阀、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国民党政权》”
19,1929年2月8日，苏俄在《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中国共产党书》中，批评中共夸大革命运动失败的程度，要求中共反右倾。
20, 1929年成6月7日，苏俄又在《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的信》中指责中共在发动农村暴动的过程中，出现未打倒富农的情形：“联合富农，这无论是什么条件下都是不允许的。从列宁的公式中，绝对得不出结论说，在中国党的一些文件中所提出的联合富农这个口号是正确的。这个结论，对中国来说更是不对。”
椐中共现代史和党史著作称，在1927年8月至1928年，中共发动了100多次武装暴动，其中大型的暴动就有12次，除了广州外，都是农村暴动。主要有：
1927 年9月至10月的两次海陆丰暴动，曾于11月间建立过苏维埃政权；1927年10月的广东琼崖暴动：1927年11月中旬的湖北麻城暴动；1928年1月赣东北弋横年关暴动：1928年1－－2月，由逃窜在项难的朱德、陈毅所发动的年关暴动；1927年底和1928年春的洪湖和鄂西暴动；1928年3月的湖南平江“扑城”暴动；1928年3、4月间的陕西渭华暴动；1928年春的闽西龙岩、永定暴动；1928年报7月的平江暴动；1929年3__5月红四军的两次入闽和一次入赣。这些暴动除了一时烧杀无度、血溅山野之外，大多遭到惨败。其后若不是以李、冯、阎为代表的残余军阀大规模武装叛变，为共产党的武装叛乱带来了机会，则不仅是中国的“红色政权”将无由存在，即便是由苏俄所命令和直接指挥的武装叛国以保卫苏联，恐怕也只能是卖国不成、愧对主子了。
21,1927年7月中东路事发，引起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极大关注，揭开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一阶段。
这里有必要先说清所谓“中东路事件”－－ 列宁在推翻“二月革命”后，要中共也走此左门旁道；在国民党搞“二月革命”时，中共趁火打劫搞”十月革命”，来抢“桃子”。苏俄为骗取人心，曾两度宣布 “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终止沙皇俄国在东北的特权，将中东路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孙中山和毛泽东是泾清渭混，截然分明两路人：孙中山于革命困境中遇到迥异于列强面貌的国家，能不欢迎？毛泽东却是于苏俄大量欺骗和肆行侵略的真相大白之后，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苏联，是遵孙中山的遗教；还有“一边倒”云云，全都真是自欺欺人到恬不知耻的程度！说他“自欺”，是因为他已不存在孙中山受蒙蔽的条件了。他心里清楚明白得很！试问，他晚年说的“俄国亡我之心不死！”是从何时算起的？－－紫丹注）。
1924年与北京政府签订“中俄协定”时，明定“中东路由两国共同经营”，但在实际上连这也不是，而是由俄方任意管理，铁路局长有俄人担任，人权、财权由俄人把持，从而使沙皇俄国在我国得到的特权，由苏联照旧得以维持。
1928年底，东北易帜，中华民国初获统一之后，苏俄与沙俄一样，为对东北的野心所驱使，也为方便指挥中共党员的武装叛乱，竟将它驻哈尔滨领事馆、中东路以及驻我国的商业机构，作为中共武装叛乱的据点，中共也于此时建立了满洲地下组织，并接受其领导。
1929 年5月27日，中华民国东北地方政府因接到苏共于哈尔滨领事馆内召开中共地下人员秘密会议的报告，遂派军警前往搜查，结果查获众多中共人员和苏俄指使中共实行武装叛乱的许多文件。东北地方政府遂监禁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的领事，逮捕了其他人员39人，并命令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及附属机构，封闭了苏俄于我国境内开设的苏联国家远东贸易局、商船局、煤油局等商业机构，将捕获之重要分子押送满洲里递解回国。。
1929年7月14日，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发出通牒，誓言要保护它在东北的特权和它在中东路的利益。
1929年7月16日，中华民国政府复照苏联政府：中国在中东路所采取的措施，是“维护主权”和“维持中国社会安宁”所不得不采取的适当之处置。
1929年7月17日，就在这一天，共产国际执委会向各国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号召对中国军阀的暴行，必须以革命的行动来答覆，要不畏一切的牺牲，来拥护苏联和保卫世界无产阶级的堡垒－－苏联。
1929 年7月18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于中华民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同时调集8万军队集结于中苏边境，并于8月中旬大举向中国东北边境发动了武装侵略。由于张学良的无能，更由于残余军阀的武装叛变，使得中华民国政府无力增兵东北，一时，苏军很快占领了我国境内的富锦、密山、东宁波汪清、满洲里、杜兰若尔、海拉尔等重要城镇和大片土地。东三省两边国境线上的重要门户，几乎全部被苏俄所占。中华民国在军事失利后，乃被迫与苏俄在伯力谈判，并于12月忍辱与苏俄签订《中苏协定》，恢复了前沙俄在我国中东路的特权，恢复苏方人员的一切职务。事件的来龙去脉如此；下面让我们来看中共的卖国嘴脸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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