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滥觞于先秦私学，名之于李唐。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官学败落，学术下移，私学竞起。后虽秦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禁立私学，但私学却禁而不绝，至汉晋再兴。迄唐代，私学渐渐衍生出书院。袁枚《随园随笔》有言：“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至于真正承续私学统绪，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则来自民间，如皇寮书院、松州书院等，尽管当时这类书院还不普遍，且规模小，尚未定型，但一种新型的教育范式毕竟已破壳而出。
北宋初年，一批颇具规模和影响的私人书院，如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和白麓洞书院等脱颖而出，彰显天下。及至南宋，借重理学传播，书院更发达，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制度之完善，可谓空前，几乎取代官学而成为主要教育机构。至此，中国教育便呈官学、书院、私学三轨并行之势。
河北历史上的书院兴起较晚。唐宋时期，当南方书院的发展如火如荼之时，河北的书院却寥若晨星。北宋时，河北境内见诸记载的书院仅三处，即封龙书院、中溪书院、西溪书院，悉在元氏封龙山中，后在北宋与辽、金的战争中废于兵火。到南宋，河北书院更是阒然无闻，直到金后期，才见到一所，即重修的元氏封龙书院。
元建都北京之后，河北书院迎来了繁荣发展的局面。据史书、方志记载，元时，河北书院已有17所，明代发展到78所，及至清时猛增至172所，其发展速度与规模在全国各地名列前茅。
检视河北书院的历史，虽数量可观，但多属平庸之辈，只有区区少数在岁月沧桑中留下了自己的一抹光影，其中的佼佼者要数封龙书院、漳南书院和莲池书院。
二
封龙书院，坐落在元氏县境内封龙山南麓。原为汉李躬、唐郭震讲学处，五代时真定名士李昉(宋时入相)创为书院，是河北地区见诸记载的最早的书院。元宪宗元年，著名学者李治回归故里，“买田封龙山下，学徒益众”。后在乡民及真定路都元帅史天泽、督学张德辉、著名学者元好问的支持下，重修封龙书院，聚徒授学。在这里李治除传授赵复、许衡之学外，还致力于数学的教学与研究，对“天元术”的发展和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李治主持书院期间，元好问、张德辉等常来讲学，元曲大家白朴、著名元杂剧作家李文蔚等都曾随学于此。李治之后，藁城籍著名学者安熙入主封龙书院。由于李、安两人的精心经营，封龙书院涌现出不少后来颇有作为的人才，封龙书院也成为北方的著名书院。
漳南书院，位于河北肥乡县，由清初一所义学发展而来。康熙三十五年(1696)聘著名思想家颜元任山长。颜主持漳南书院期间，力行“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的实学思想，坚持“宁粗而实，毋虚而妄”的原则。颜元通过漳南书院对书院教育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教育内容上，主张尧舜周公时代的“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三物”(即“六德”：智、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漳南书院设六斋，即文事斋、武备斋、经史斋、艺能斋、理学斋、帖括斋。这些学科设置的目的在于造就学有所长、全面发展的经世之才。与教育内容和学科设置相适应，颜元实行“习行”、“主动”的教学方法，主张学生走出去，亲身实践，在自然和社会中陶冶身心。然而，天不遂人愿，颜元主持漳南书院不过数月，漳水泛滥，书院堂舍悉被淹没，颜赍志而归，漳南书院从此一蹶不振。
莲池书院，创建于雍正十一年(1733)，因位于当时直隶首府保定古莲池“南园”，故得名。莲池书院伴随清王朝由盛而衰，历经170年，于光绪三十年(1904)改为校士官，结束了其作为书院的历史。莲池书院属于书院官学化的产物，自然要为科举制服务，但亦有自己的风格在。其课程除官方规定的科目外，经史子集均广为涉猎；尤为可贵的是，书院后期在张裕钊、吴汝伦的执掌下，适应时变，实行改革，设“西文学堂”和“东文学堂”，引进新学、实学。莲池书院历任院长中宿学大儒屡见不鲜，如章学诚、祁韵士、黄彭年、何秋涛、王振纲、张裕钊、吴汝伦等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风格别具的施教方法以及名师担纲，使得莲池书院声名鹊起，其地位和影响在全国官办书院中屈指可数。
三
回眸河北书院发展的历史轨迹，封龙书院、莲池书院曾翘立当时，领文教之风骚，漳南书院虽仅仅存在了几个月，但却以其短暂的生命揭橥了划时代的意义。它们对河北乃至中国的教育史、文化史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首先，封龙书院、莲池书院在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形成了河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封龙书院在李治、安熙的努力之下，达到蓬勃发展的全盛时期，成为元代真定文化、教育的中心，为继承和传播中原学术文化，促进战乱之后北方文化的复兴立下汗马之功。而莲池书院则是由最后一任山长－－－吴汝伦将其推上发展的顶峰，进而成为北方文化、教育中心。从而一改河北地区文教学术萎靡落后的面貌，“教化大行，一时风气，为之转移”。
其次，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的书院史、教育史产生了影响。李治在主掌封龙书院期间，将数学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之一，封龙书院因而成为全国惟一以自然科学见长的书院；而他在封龙书院教学过程中所写的“天元术”普及本《益古演段》一书，以其语言浅显、通俗、明晰而成为深受人们欢迎的数学教材，对 “天元术”的普及和传播，对后来的数学教育发展功不可没。李治的这些努力奠定了封龙书院在中国教育史和科技史上的地位。颜元在漳南书院开展的体现实学精神的教育改革，赋予漳南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以划时代的意义。它所展示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对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开了近代教育制度改革的先声；即使在当代，漳南书院所体现的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思想，对当前素质教育也不失其借鉴意义。而吴汝伦应时局之变，在莲池书院所实行的一系列革新，使代表旧式教育的莲池书院呈现出愈来愈浓的新式教育的气象，推动了书院的近代化进程。
再次，它们不仅体现而且传承和光大了河北文化的经世致用精神。独特的生态环境和历史境遇赋予河北文教学术以浓重的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这种精神鲜明地体现在封龙书院、漳南书院和莲池书院的教学诉求之中。李治毕生钟爱科学，他批判程朱理学对科技、数学的轻蔑，强调“六艺”中“数”在“人事”中是最重要的学问，致力于数学的研究和教授，因此他所主持的封龙书院便显示出实学教育的倾向。在莲池书院的历史上，对其发展形成重要影响的几位山长，几乎都以实学见长，且都力图将实学精神贯彻于其书院的管理之中。而吴汝伦尤重经世致用之学，提出中国不可“窳守旧术”，而必须关注新学，向西方学习变法自强。漳南书院更是处处都渗透着颜元实学思想价值的诉求。
这三所书院对实学的追求，体现了河北文化传统中的经世致用精神，体现了书院发展的河北特色；而因着向教育的落实，经世致用的文化精神也在更广大的知识群体中播扬、涵育，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和接受，成为更普遍的价值选择，从而得以更切实的传承和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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