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天津日报》近日披露，自1996年至今十年来，李瑞环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对天津市19所普通高校的148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给予资助，累计资助金额达53.3万元人民币。
在这批受到资助的学生中，已有62人走上工作岗位，有的进入党政机关，有的进入高等学校，有的从事高新技术研究。现在仍有86人在校学习，其中24人正在攻读硕士，4人正在攻读博士。
李瑞环将《学哲学用哲学》所得稿费再次捐赠给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对青年学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天津市教委准备用这笔助学金，从今年开始连续三年，在全市近50所高等院校中，每年选拔一百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予以资助。
新华社曾于2005年8月29日引述现已退休的原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指出，包括天津在内的八个省份在助学贷款上没有动作。其中，有两个省份一个学生都没有贷出去。他公开批评“有些地方”对助学贷款政策不够重视，落实的措施也不够明确。
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05至2005学年，中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为1350万人，其中，贫困家庭学生约263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19%，经济特别困难学生约122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9%。
张保庆当时表示，按照目前高校贫困生的数量和比例，国家助学贷款如果搞得好，每年应该贷出160亿元（人民币，下同）左右，即使每年能够贷出100亿元，这项政策就算基本落实了。但从2000年到现在，才贷出了120多亿元。
必须指出，大部份遭教育部批评的省份，都属内陆较贫穷的地区，海南也在沿海，但其经济跟其他沿海省份也有距离；奇怪的是，地处北京近邻，位踞渤海之滨的天津市，竟然也榜上有名。分析认为，中央领导对天津市长戴相龙的政绩，早有不满；这次助学贷款事件，更把两者关系的张力表露无遗。
可圈可点的是，戴相龙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而银行体系对有关计划的反弹，据说是整个计划难以开展的关键。
中国财政部之下的《中国财经报》曾于2005年2月18日引述一名不愿具名的“银行方面有关人士”指出，“国家助学贷款一般发放期限长、风险大、收益低，不可预测因素较多，如果还贷情况不佳，就加大了银行的风险预期值，导致银行运作不畅”。
该报又引述同一名人士指出：由此必然带来严重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把“苦果”留给正在大学校园求学的贫困生，使他们无法再贷到款，不得不再次面临辍学。该报又引述银行人士举例指出，2002年，西安一家大学因违约率高达50％成为第一所被银行叫停助学贷款的高校，其负面后果是直接影响了全国大部分高校的贫困学生仍无法获得国家助学贷款。
另外，《中国财经报》引述权威部门统计指出，目前中国学生贷款逾期不还的比例已经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贷款。在中国很多所高校都有不同程度地存在毕业生还贷违约问题，有些高校的违约率甚至超过了20％，涉及的贷款金额逐年增加。
中国政府规定，商业银行的风险最高限度不能超过3％，银行一般都会将风险控制在1％左右。随着助学贷款的增多，银行的风险增大，银行纷纷表示“一定要慎重对待”。戴相龙作为前央行行长，他是否因为体率旧部的难处而在助学贷款上不动作，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巧合的是，《学哲学用哲学》的一段文字指出：“有一些领导者官僚主义严重，不深入实际，不接触群众，情况不明决心大，方法不对点子多。”
亚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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