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人中，王蒙没同意，但刘宾雁和刘绍棠都愿意来。尤其刘绍棠，一副他笔下的憨厚农民般质朴，好像不知道自己居然名气很大，还特地去做了身西装，和我一起乘火车去哈尔滨。刘宾雁随后也如约赶到。他在会上批评黑龙江大庆油田缺乏人性，论述人的文学等，一下子就引起轰动。
当时我在黑龙江大学主持一个文学社团“大路社”，于是也利用这个机会邀请二刘来演讲。对刘绍棠，校方只是安排在中文系教室演讲，而对刘宾雁，却是安排在能坐一千八百人的学校大礼堂进行，而且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都在台上陪坐。我第一次主持那么多人的演讲会，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人群，紧张得连几句介绍和开场白都没说流利，那次滑铁庐才促我开始训练自己的当众讲话能力。而刘宾雁的讲话则潇洒自如。他当时讲了些什么，已不太记得了，只留下了他讲话很令人振奋的印象，每讲几句话，台下就鼓掌。那时的刘宾雁，被人们视为“正义的化身”，走到哪里都有崇拜者簇拥。
●《人妖之间》和参与调查冤情
我不知道他那次演讲之后，是不是去了附近的宾县采访，因为当年九月的《人民文学》上就发表了他那篇轰动全国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对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来说，《人妖之间》能揭露共产党内的腐败，让人感到中国有了希望。于是我们大路社把《人妖之间》印了几千（或上万，记不清了）单行本，拿到大街上去卖，但迅速被省委通过校党委禁止发售。后来只好拿到北京去，经刘宾雁介绍，由电影《苗苗》的作者严亭亭和她丈夫拿到北京火车站前去卖，但也被当地警察没收。最后只好把剩下的一些交给了刘宾雁，由他出去演讲时带着散发。
我在《深圳青年报》工作期间，曾受刘宾雁之托，帮助查找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上访者王福绵。他到刘宾雁家诉说冤情，刚出刘家门口，就被警方抓走，鉴定为“偏执狂”。通过关系，我查到了他被关在哈尔滨郊外的黑龙江省公安厅精神病管制院，并在刘宾雁和他的两个《人民日报》助手抵达哈尔滨之前设法见到了王。后来又陪刘宾雁去了位于北安的省精神病院调查王被鉴定为“精神病”的过程。调查基本上都进行完了，但由于刘宾雁随后就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被清除出党，这篇调查报告也就一直没有出来。我本人也由于《深圳青年报》的问题而被停职反省。本来在1986年黑龙江大学校庆时，我还和刘宾雁一起在全校大会上正式受聘兼职讲学，学校还为我们俩安排房子，以便回去讲学时住，当时很高兴可以有更多机会向刘先生请教了。可惜反自由化把这一切都反成泡沫。1988年，我们前后脚都来到美国。
在美国期间，虽然见面机会多了，也更容易了，但我和刘宾雁的关系反而越来越疏远。除了1990年在纽约曾一起作为东北同乡去见了首次获准离开台湾抵达美国的张学良，后来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合写一本邓时代中国新闻的书（该书未能出版）有一段交往之外，彼此只是在一些民运会议等匆匆见面，客气寒喧，但无法深谈；因为在几乎所有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的观点都越来越不同，很难谈得来。我们的分歧应该说有一定的代表性，更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它们主要在这样几个方面：
●刘宾雁认不清共产党的狼性
第一个是对共产党的看法。早在八九民运爆发之前，当时在纽约的刘晓波约我到纽约来，说准备开一个关于刘宾雁的讨论会，旨在批评其代表作《第二种忠诚》所代表的观点。我特地从洛杉矶赶过来，但刘晓波临时决定回国参加八九民运，这个会没有开成。我之所以愿意参加这个会，因为早已对《第二种忠诚》有看法。刘宾雁的“忠诚论”，不管提出第几种，最后还是要“忠诚”共产党，而不是像原苏联和东欧的知识分子索尔仁尼琴、哈维尔、昆德拉那样，从整体上否定共产党，结束共产主义。
刘宾雁的观点，代表不少那一代老共产党人，他们坚持认为，四九年以前的共产党是好的，是追求民主自由，是有理想的，因此他们才会参加这个党；中共获得政权后，这个党腐败专权，变坏了，因此他们才和共产党分手；或者说他们仍坚持理想，而遭到堕落的共产党的迫害。刘宾雁在自传中说，“正是在我要同心同德为这个党的事业主动地、多少有点创造性地献出我的力量时，我却开始成为它的最危险敌人。”
刘宾雁所代表的这种对共产党的看法，是对共产主义这种理论的本质完全认识不清。这种理论是建立在用暴力推行其理想之上，无论理想多么美妙，手段的邪恶，其结果一定是罪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但以刘宾雁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总是用强调他们当年的理想之崇高，来推卸他们参与建造那个制度的责任。没有人要追究那些老共产党人的责任，让他们上绞刑架，但他们为什么就死活不承认自己年轻时选择了一个错误的理论呢？如果他们都没错，从胡耀邦、赵紫阳，到刘宾雁们，个个都是受害者，都没有责任，难道中共的所有罪恶，都是毛泽东一个人干的？
●手段邪恶，结果一定是罪恶
刘宾雁不仅不承认共产主义的本质是邪恶的，甚至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在中国统治半个多世纪，是由于党内那些“好人”在支撑着这个党，可惜党内“坏人”太多，才导致中共的不幸。他说，“后一种人总是得势，总是吃掉前一种人。但是没有前一种人，中共能维持其统治到半个世纪是不可想象的。”（1）
这真是荒谬透顶的思维。共产党统治之所以维持到现在，明摆着是靠谎言和暴力，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哪里是靠什么党内的“好人”？刘宾雁的逻辑是，对共产党有“第二种忠诚”的人多起来，党内“好人”能发出声音，付诸行动，这个党就有希望了。他甚至提出“索性把中共一分为二，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大家来个竞赛，也好叫老百姓有个选择。……未尝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出路。”（2）
在刘宾雁的思路中，总之就是要由共产党来包揽中国的政治，而没有考虑（在当时已经属于常识性的问题）一个民主的国家，应该有无数政党，由人民来选择。而且共产主义本来就是一种理论、一个政党、一种意识形态，怎么可能分成两个党呢？他的异想天开多少有些令人目瞪口呆。
而且在共产党内分“好人坏人”，期待好人战胜坏人的思路不仅完全错误，也毫无意义。我们今天彻底否定共产主义理论，绝不等于说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是坏蛋，他们全都只想给人民带来灾难。在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心地更善良一点的，和心地更邪恶一点的。但共产党的问题，根本不是好人多少的问题，而是整个党的意识形态完全错了，它用暴力手段，而且不择手段，寻求建立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在这种本质性错误理论的指导下，好人和坏人的区别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好人”的胜利，可能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这是由于共产党反自由的暴力本性所决定的。早已有包括哈耶克在内的许多名家指出，“人类最深重的灾难，都是由好人以最正义的名义施行的。”恶并不可怕，因为它一目了然，容易辨识；而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善”，才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
但刘宾雁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个层次，他在1999年还忿忿不平道：“难道七十年、五十年的共产主义事业，那么多人都为之献身的事业，共产党就是靠暴力和欺骗？”难道“过去的一切都错了，一无是处”？ “难道马克思主义错到那种程度？”（ 3）
刘宾雁在中国当时那种封闭情形下提出“第二种忠诚”还有情可原，但他在美国住了十七、八年，到他去世前一年多接受纽约“新唐人电视”采访时，还明确宣称：“《第二种忠诚》里应该说的是对共产党的忠诚。……我认为应该提倡这种精神。”（4）这家电视台的专访结语是，刘宾雁“仍然没有放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仍然期待着有一天他的真诚能够得到党的理解。”
纽约《多维时报》在刘宾雁去世前几个月对他的长篇专访，题目就是“寻找共产党”，这是刘宾雁用过的文章标题，他对采访者说，他写过的文章，最喜欢的是这篇，该篇的核心论点，是要寻找一个好的共产党。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共产政权的异议份子，而只是一个被共产党遗弃的“忠诚的共产党员”。
在吉拉斯写出《新阶级》近半个世纪的今天、在前苏联和东欧的知识分子早就开始给共产党寻找永久的墓地，并埋葬了那个暴力集团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刘宾雁还停留在宣扬对共产党的《第二种忠诚》上，这恐怕不只是刘宾雁个人的悲剧，也是共产党至今还在中国存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甘心社会主义失败
正是因为刘宾雁这样眷恋共产党，因此才会对苏联推翻共产党统治非常不满。他说，“多党制，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近来成为热门的‘宪政民主’，叶利钦那里都有了……结果又怎样呢？俄国不过是从共产党官僚和特权份子的天堂变成了‘流氓资产阶级’（昨天的官僚、特权份子）和黑社会的天堂。”（5）而对俄国人民终于有了投票权和言论自由等根本性的变化，刘宾雁完全视而不见。
他还写道，“不幸的是我们的年轻和比较年轻的知识分子，当中国的大门一开，一眼就看中了西方，一头栽进西方制度，西方文化与西方的生活方式的怀抱。……西方虽好（无非是丰足和舒服一些而已），恐非中国去处。”（6）一个亲身体验过四十年共产专制的知识分子，来到西方之后，却得出西方只是物质“丰足舒服”而已的结论，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他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知识分子中，多数亲西式宪政民主很不买账，“无论国内国外，很多青年（又不仅是青年）知识分子一边倒，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一见倾心，不顾其它。……试问：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现在都解决了政权问题，政治制度也民主化了，又怎么样呢？”（7）
他还在台湾《中央日报》“中国向何处去”的征文中武断地写道，“以为单靠市场经济和西方式民主便能拯救中国的论调，已被俄国和中、东欧国家的现实证明未必可靠。一刀切断历史，勉强嫁接外来的制度是行不通的。”（8）这种文字今天完全可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
据原《人民日报》记者程凯最近的悼念文章，在刘宾雁八十岁时，他曾去刘家拜访长谈，感觉是，“他与绝大多数流亡海外的中国政治异议人士不同，他不认为，也不甘心，社会主义就该这样在中国失败了。”
●和西方左派不谋而合
正是由于刘宾雁依旧对社会主义一往情深，所以他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相当抵触。这自然导致我和刘宾雁的另一个严重分歧，那就是对西方左右派的看法。因为随着对美国的深入了解，我越来越接受右派，即保守主义的理念。而刘宾雁在美国却更往左派方向走。我们两人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是两极，多年前有几次电话交流，他都抱怨有些人（当然是说给我听）太亲美；他曾给我推荐过几本书，都是我最反感的左派写的。
在刘宾雁那一代流亡的老共产党人里，多数因英文等语言问题，对西方左右派的争论一直不太了解。但刘宾雁不同，他不仅能看懂英文，而且对西方左右派之争的原则问题是清楚的。我和刘宾雁都长期订阅左翼的《纽约时报》，但我是越看越痛恨其观点，越看越更倾向右派；而刘宾雁则从这张极左的报纸中一再找到他的理论支柱。
西方左派的主要想法，在对外政策上，对邪恶从来认识不清。他们当年推崇共产主义，反“反共”，反越战；今天反对军事铲除萨达姆等独裁者；他们最善于做的是姑息独裁政权，杯葛自由力量在世界范围推广民主。在对内政策上，左派倾向大政府，要用高税收的方式劫富济贫。由于刘宾雁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眷恋，自然和西方左派的想法不谋而合，也是强烈反对资本主义，痛恨市场经济。
这些年来我在《开放》上发表过多篇推崇里根、撒切尔领导的经济革命的文章，好像引起了刘宾雁先生的很大不满，他在《开放》撰文，用典型的西方左派理论批评我的右派经济观点，什么美国1％的富人占有了50％的财富等等，强调美国社会不公，财富不均；他甚至说美国“劫贫济富”。（9）而事实是，这1％的富人，承担着美国51％的税收，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富人在养活靠福利生活的穷人，哪来的“劫贫济富”呢？穷人有什么可劫的呢？
一年多前在接受“新唐人电视”专访时，刘宾雁说的更绝对，“因为中国盲目地学习西方，把美国的、西欧的那些最反动的、最右倾的经济学理论拿到中国去搞，搞这种所谓的市场经济，结果证明是失败。美国失败了，欧洲失败了。他们没有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中国也一样倒霉。” （10）
美国实行了二百多年保护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创造了今天这个繁荣富强的美国，刘宾雁有什么证据说美国的市场经济失败了呢？亚当．斯密和哈耶克的自由经济理论已被实践证明是迄今为止最可行的，怎么成了最反动的了呢？更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恰恰是由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是权力者的盗窃经济），更无配套的民主政治。这都是些常识性的问题，但刘宾雁不仅不接受，还坚持站在历史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一方。因而《华盛顿邮报》在报导刘宾雁去世的文章中也说，“不管怎么说，刘宾雁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徒”。
●寄望于卡斯特罗的崇拜者
几年前我就注意到刘宾雁撰文称赞反美、亲共、一直推行社会主义的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因为几乎在同一时期，我曾撰文痛斥那个近乎左疯的政治强人 。最近刘夫人朱洪回忆，刘宾雁去世前的几年，对拉丁美洲产生兴趣，他收集了大量关于拉美的剪报，由于数量大，要请朋友帮忙整理。为什么刘宾雁对拉美产生兴趣？因为最近六年，左派势力在拉丁美洲迅速抬头，在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委内瑞拉、智利、乌拉圭等国，都是左派上台执政，现在南美四分之三人口在左派政府统治之下。
这些左派政府的共同特征是推行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均贫富，国营化，高税收，排斥市场经济；在对外政策上，普遍反美，亲共产古巴。其中最嚣张的就是查维斯；他限制新闻自由，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并联合巴西左派总统鲁拉（ Lula），厄瓜多尔左翼总统古提瑞兹（ Gutierrez ），还有智利共产党阿连德的传人拉戈斯（Lagos），结成左翼联盟，共同抵制自由经济和美国。查维斯还曾去北京朝拜胡锦涛，要联共抗美。
而刘宾雁不仅肯定拉丁美洲的这种左倾变化，甚至忍不住赞美查维斯，就是因为这些左派领导人和他一样，都是向往社会主义。但歌颂查维斯这种举动，即使美国的左派们，也做不出来，因为这个疯狂反美，曾和萨达姆拥抱，和卡斯特罗称兄道弟的拉美小霸王，对于美国人来说，实在是个小丑。
●仍对共产主义情有独钟
2005年初，以反资本主义的戏剧《推销员之死》而成名的剧作家、极左派阿瑟．米勒去世，刘宾雁撰文高度赞扬，他说，“米勒是在美国三十年代空前经济大萧条时代成长起来的。那时资本主义风雨飘摇，很多美国知识分子都觉得人类的希望在苏联身上。米勒也是如此。后来很多人转了向，米勒却没有。”刘宾雁居然至死欣赏米勒始终没有改变人类的希望在苏联的立场！该文不仅借一句观众的话，表达了他本人最欣赏《推销员之死》之处：它“是埋在美国资本主义下的一颗定时炸弹”，还透露出对向苏联出卖情报被处死者的同情。（11）
刘宾雁近年给自由亚洲电台做的评论中，有相当一部份是反对美国资本主义，热烈歌颂美国极左份子（像民主党现任主席迪恩）。他比《纽约时报》最左的观点还左。坦率地说，我来到西方后，还没有见过第二个所谓的“流亡异议人士”，对共产主义的眷恋，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否定达到刘宾雁的程度。几度欲提笔批评，不仅由于他直接不满我的观点，更由于他太典型。但顾忌昔日友情，加上近年他重病在身，我绝不想惹老先生生气而缩短生命，所以什么也没写。正如他在和我商榷一文中的困惑：“长青住在美国，我俩只有一小时路程之隔，大家看见的事情基本相同，到了脑袋里竟变成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我也完全不能理解，经历了那么残酷的共产专制，他怎么还能左到如此地步。今天，宾雁先生已经成为一颗自由的灵魂，享受一个真正完美的世界，所以我们在尘世讨论什么，他已经不会在意了。
●应该淘汰《报告文学》
除了在对共产党和西方左右派问题上的分歧之外，我和刘宾雁对“报告文学”这种体裁也有不同看法。我到美国了解、学习和大量阅读西方的新闻报导、调查报告之后，越来越痛感中国那种把新闻和文学混到一起的写法完全不符合最基本的新闻规范。因为到底哪些部份是报告，哪些是文学，根本分不清。而在西方，新闻强调的是客观和真实性，不可虚构，更不可文学化，报导中用形容词都是犯忌。西方出版的书籍也明确分成“虚构”和“非虚构”两大类，不能混淆。
而以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为代表的这类作品，基本是报导和文学不分，事实、引言不给出处的地方占据绝大部份，然后和作者的主观描述、感叹、感慨、评论掺杂在一起。例如他的代表作《人妖之间》，写黑龙江省宾县燃料公司经理王守信贪污案。开篇作者就评论说，王守信“名声不好，是个破鞋”，后来就描述王在那些男性主管面前，“裤子都脱下一半了，那种亲昵劲儿，对于年岁相仿的男性也不是没有一点魅力。”“这么一个粗鄙、浅薄的家庭妇女不管是多大的官，她能一见如故，把一个五十岁的女人所剩无几的魅力以最不令人厌恶的方式展示出来：哎呀，我说王书记（或高经理，聂秘书长，反正都一样）呀，咱们宾县老百姓可难啦。”
这些描述全没有出处，都是刘宾雁自己的文学想象和虚拟。从刘宾雁的文中得知，他既没有采访任何“男性主管”，更没采访过王守信本人。只是用“粗鄙、浅薄”等贬意形容词，来渲染暗示王守信可能用色相交易。
除了随意使用形容词，主观论断之外，还动不动就“她想” “他纳闷”之类的。记者只能报导某某怎么说，却不可以描述对方心里怎么想，因为记者怎么能知道对方心里想什么呢？那一定是你的猜测，而猜测不是新闻，是心理描写，属于文学。上述那些类似说书的情形，在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中不是比比皆是，而是通篇都是。
正由于这种真假虚实不清，据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的回忆文章，对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不断有人指责“失实”，到《人民日报》、省里和中央告状。
●刘宾雁喜欢议论人而非探讨问题
熟悉刘宾雁的人，如果实事求是，一定会承认他有这样一个特点：喜欢评论人，评价人品。从不少和他交往过的人最近对他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出，他评价人的兴趣超过对事情、理念的探讨。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例如我们一起在夏威夷写书时，当时八九民运刚过去两年，在理论上关于那场民运的争论很多，但在和刘宾雁的交谈中，我没有任何记忆他从理论到操作上做过任何评论和探讨，倒是他对运动的参与者们的品头论足仍记忆犹新，而他对人的判断在相当程度上是偏听偏信的。我这个判断是通过自己和他交往得出的体会，而且上述胡绩伟的文章中也谈到，读者给《人民日报》的告状信中也指出，刘宾雁偏听偏信。正是这种偏听偏信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报告文学写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而报告+文学的特点，又给了刘宾雁相当可发挥的余地。
虽然报告文学是中国新闻的一种形式，也在启迪人们思想中起过重要作用，在当年使用无可厚非，但刘宾雁在美国读了十多年《纽约时报》之后，仍未见他对当年这种完全缺乏新闻专业性作品的思考和反省。报告文学这种形式，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既损害报告，也不是文学，是一种必须从新闻中淘汰的形式。刘宾雁是报告文学的代表作家，他能认识到并表态的话，当然对推动中国记者的专业化会起到相当的作用。
●王守信不死，可能是大企业家
除了新闻写作本身的形式问题之外，刘宾雁那些报告文学的思想性也值得重新评价。再以《人妖之间》为例。今天来看，王守信当年那些经营想法，很像是今天市场经济的先声；她不过是头脑灵活，吃苦能干，想方设法为她的公司和宾县争取经济利益。今天，王守信很可能是个大企业家。她虽然有请客送礼、把赢利放进“小金库”等问题，但既没卷款外逃，没有私吞公款，而是和公司营业部主任及会计三人掌管。用这些钱，再去拉关系，为宾县民众争取更多的煤、化肥、水泥和木材等利益，并为公司职工盖房子。即使王守信有腐败行为，也绝不构成死罪。
刘宾雁本人在“答读者问”中说，“王守信早巳败露，多次报导，但她在宾县还不臭。同她勇敢斗争的人也不香。”后来刘宾雁在美国接受“新唐人电视”采访时还承认，“王守信虽然已经被捕了，但老百姓还说她好。可惜这点我没能写出来。”王守信是在《人妖之间》发表一百五十天之后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了，是否和那篇报告文学有关系，很难判断。但刘宾雁直到去世，也没有对他的文章是否对一个人被处决有一定责任做过任何反省。今天来看，以刘宾雁在美国这些年来一直强烈反对资本主义经济来看，他当年之所以对王守信那么大劲头，与他对市场经济的反感大概不无关系。
●用“特权”写报告文学
无可否认，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七十年代末能够提出共产党内的腐败问题，在当年起到了重要的思想解放作用，是有历史意义的。他那种为民请命的道义精神和刨根问底的调查劲头是令人钦佩的。但为什么到了美国之后，在长达十七年的时间里，他再也没写出任何一篇报告文学呢？在很多原因之中，有一条大概是因为他失去了当年的特权地位。
由于曾和他一起采访调查过，所以对这点感触非常深刻。刘宾雁到哈尔滨调查王福绵案时，住的是招待外宾的“国旅”大厦，而且还带两个“采访助手”。所谓采访，根本用不着他去找人，而是提出名单，由当地的党组织把这些人叫来，经常就是在他住的宾馆进行。例如黑龙江省公安厅管制院副院长，就是从几十公里外的医院赶到市里的刘宾雁住的“国旅”，与其说是接受采访，不如说是接受上级组织问话。关于王福绵的案子，刘宾雁准备写成“内参”，直接交给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这是一种特殊的权力。
再比如我陪他去北安采访，当地的县委宣传部长到火车站迎接，然后住进县委招待所，摆上酒席。在精神病院采访之后，刘宾雁还给全院职工做了报告，医院负责人陪坐台上，一派上级领导做指示般的阵势。作为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的记者，他当然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上级”，代表着“权力”，是有“上方宝剑”的。一个可以向中央领导写“内参”的权力，就把那些地方官员吓得战战兢兢，即使是省委书记，也得礼让三分。有这等采访条件，再能在党的机关报发表，随后其它党报转载，那的确是实权。
所以说，当时的刘宾雁可以说是具有双重性，既是为民请命的正义象征，同时还是代表上级党组织的权力化身。有人称他“刘包公”，还真有几分准确，因为包公就是主持正义和朝廷权力的混合物。
而到了美国，当这种采访和发表的双重“特权”失去之后，就再也没有报告文学出产了；而且十七年来，也没见他写出其它有影响力的东西，这就不是失去特权可以解释的了。大概是由于他仍寻找共产党、仍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思想局限造成的。
●黑暗中一束道德的光亮
虽然我在思想上和新闻写作形式上都和刘宾雁先生分道扬镳了；但对他身上的许多非常难能可贵之处，仍是十分推崇。首先，他的确是一个真正有理想追求的人，至死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着、思考着、努力着。尽管他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但我却不认为他是一个平庸者。尤其是知道他临终前几个月还在做剪报、收集资料，关心拉丁美洲的下一步发展（希望验证他所追求的理论），真是很感动。
其次，刘宾雁先生是一个充满道义感、社会责任感的人。他那种忧国忧民的劲头，有一种男子汉大丈夫要承担责任的侠义；他那种关注底层民众命运的悲天悯人之心，更让人感觉一束道德的光亮，一种关爱他人的美好。
第三，在中国人多善于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现状下，刘宾雁一直保持着一种难能可贵的诚实和正直。打个比方说，如果你跟刘宾雁签一个合同（哪怕是口头承诺），都绝不用担心他会骗你。诚实和正直是我对老一代人的许多非议之后，最肯定、推崇并视为榜样的。刘宾雁可以在思想理念上错到底，但他是一个犯诚实错误的人。他的人生没有狡猾算计、更没有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他在中国那些作为，不是精心权衡利益得失之后才做的，而是自己认为是正义的，就去做了。这在今天这个时代更是十分令人怀念的品德。
还有很小的事情，让我很感动，一直记了十几年。比如说，在夏威夷的时候，他们夫妇借用一下我们的车，送回来的时候一定给加满了油；借用一下照相机，还回时就悄悄放进去一个新的胶卷。这类小事也反映出一种难能可贵的美德。
对刘宾雁先生，我最强烈的一种感觉就是遗憾。思考刘宾雁的一生，更痛感人的头脑是一种多么无力、多么靠不住的东西，一旦错误，可以错到惊天动地，而自己全然不知。于是时刻提醒自己，任何时刻的固步自封、自以为是都是绝不可取的，唯有从上帝那里获得的智慧才是唯一可靠的。
2005年圣诞前夕于纽约
注释：
1，“寻找共产党”，《刘宾雁作品选编》，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网页。
2，6，“中共向何处去？”《开放》1991年9月号。
3，香港《中国时代》月刊，1999年2月号。
4，10，“走出千年泥泞－－新唐人电视访刘宾雁”，《大纪元》2003年10月20日
5，刘宾雁在美国主编的《大路》，1995年10月15日。
7，“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开放》1993年6月号。
8， “人民不再跑龙套，中共应推动政改”，《中央日报》“中国往何处去”征文之九，1996年3月。
9，“西窗外，风景可好？－－和米莉、曹长青先生商榷”，《开放》2002年10月号。
11，“中国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作家？”2005年2月24日（刘宾雁作品选）
（载《开放》2006年1月号）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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