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高官当然否定“贱卖论”。但他们有苦难言的是：开放金融业大门，完全是因为国有银行到美国华尔街上市圈钱成了泡影，这才不得不改变战略，对外资银行来个“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萨奥法案》：投机者的克星
中国银行系统面临种种危机，迫使中共政权近几年一直在筹划海外圈钱，图谋以此缓解燃眉之急。为了提高银行自有资产比率，中共政权一直在对银行业输血：从 1998年开始到近年汇金公司（政府背景）的注资，中共政权通过直接拨款以及转移坏账呆账的方法向银行共计注资约2,600亿美元。这一数字是1997－ 1998年韩国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后重组其银行业所花费资金的两倍，也是美洲国家要想使其银行业摆脱困境所需的资金总额。
中国放弃辛苦筹划长达四、五年之久的银行海外上市计划，完全是出于不得已。问题是美国人并非都是傻瓜，自从中国许多国有企业利用美国机构达成海外圈钱目的，并造成种种麻烦以后，美国也在想方设法研究中国的种种伎俩，防范风险。比如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就在2005年的报告中详细列举了中国在美国搞的种种把戏。
但最起防范作用的还是美国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简称SOX法案）。这一法案于2002年7月由美国国会通过，自此使得各国企业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难度大大增加。这个法案之所以通过，缘于 2002年安然（Enron）和世通公司（WorldCom）丑闻。为了防止类似安然事件的丑闻再爆发，美国国会制定了这项严厉的公司治理法。人称这套法案是当今世界资本市场上最为严厉的一套法案，它的出炉被认为是开启了一个新的资本市场监管时代。
法案严苛在何处？
《萨奥法案》强化了对上市公司欺诈的刑事惩罚力度。该法案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财务会计处理的准确性、改善公司治理等主要方面，均有十分严格的要求。比如，它要求上市公司的CEO（首席执行官）和CFO（首席财务官）保证公司向美国证监会提交的定期报告之真实性、准确性，并要求CEO和CFO个人对公司财务报告承担责任。如果发现经CEO和CFO签字的财务报表有问题，公司CEO和CFO除了退还任职期间的奖金、报酬外，还将承担刑事责任。
一般的看法是：这一条通过外部监管促进了企业的内部监管。因为毕竟一个企业，特别是拥有许多分支机构的大企业，许多部门与许多职员参与的事情，最后由 CEO或CFO一个人签字负责，出了问题还要坐牢，这就迫使CEO与CFO 在坐牢的恐惧下，在内部建立有效的内控机制。
按照《萨奥法案》的要求，中国的国有银行真要达到404条款要求的内控标准，至少需要1年以上的时间。据专业人士介绍，如果把每个流程的程序都列出来，一个大的企业有几千个风险点。在内控上，绝不是总行统一一套程序就万事大吉，因为每个地方分行因为地域文化和业务重点的不同，每个地方的内控测评都要分别做，然后定出哪些环节关键、哪些环节不重要，再做测试。譬如，银行要做一个信贷流程的404项目，从信贷的审批开始，一个个步骤写下来，要经过什么人，起草信贷报告的人要先做什么调查，到哪个部门审批，最后到审贷委员会又如何审批，不同额度在哪个级别批，批完了要发放，发放者要签字，最后怎么监控又是一大堆的程序。一般来说，一个信贷流程404项目可能要求将50个程序都列出来，但法律没说哪50个，因为每个企业都不一样，就算同样是银行，银行跟银行也不一样，所以只能根据不同企业设定不同程序。 最后还要抽查下面操作的时候是否符合内控的要求。
据说要完成整个流程，没有1年以上的时间简直不可能。
中国银行业与企业难于逾越的障碍
面对严格得近于苛刻的《萨奥法案》，原来满心想到华尔街圈钱的中国银行与建设银行必须考虑几点：
第一，必须考虑与诉讼有关的问题，中国人寿被诉的前车之鉴，反映了外国公司在华尔街面临一种潜伏的新型风险。中国人寿是中国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2003 年在纽约上市。纽约证交所对其规模35亿美元的香港和纽约两地上市的庆祝铃声刚停，该公司就遭遇了诉讼，并面临美国证监会对其上市前招股书信息准确性的调查。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中国人寿遭遇的法律麻烦，对其他公司起到了明显的威慑作用。
第二，与美国会计准则接轨的成本。美国要求的会计准则跟国际会计准则、英国会计准则都不同。其它国家的企业银行要想适应美国的会计准则要花很多时间。比如欧洲有些银行，可能是通过收购、合并而成，而美国会计处理办法是，用合并的方法把两家银行合并会计报表。这里面就有很多事情可能需要回溯到四五年前，这就使很多银行被迫面对历史数据问题，抽查很多凭证，看很多很细的东西。一般来说企业上市要提供3年的报表和数据。但是对一些银行报表与数据的披露要求是5年，而很多银行没有这些历史数据。据知道内情的人士披露，美国监管部门因此拒绝了不少这样的银行，许多银行争取豁免也遭到拒绝。
银行高官望个人风险却步
第三，法案要求 CEO与CFO承担法律责任，这一条使得中国各银行的负责人不得不考虑银行在美国上市后将要承担的个人风险。中国国有银行规模大、地域广而且各分支机构操作风格差别很大，近年来贪污腐败案件频频发作。据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称，1998年至今，在各级审计机关发现的15,000多起案件中，很多都发生在金融领域。今年审计署发现的1,000多起案子，有一半以上来自国有银行。偌大一个烂摊子，这些高高在上的银行高官心知肚明：就算让美国的投资银行与会计师事务所帮助做好了上市的财务资料，但随时都可能漏底。而打算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几家中国国有银行的负责人，均是宦海浮沉多年，好不容易爬到副部级的肥缺高官，有的还是中央委员或者中央候补委员。如果这些国有银行上市后，遭遇中国人寿同样的问题，将导致这些具有特殊身份的银行高官涉嫌触犯美国法律，遭逢牢狱之灾。目前有人提出由银行外聘CEO与CFO，问题是：此职必须有相应资历的人来担任，而有相应资历者又有谁愿意做此冤大头？
中共政权与企业界颇花了一番心思钻研《萨奥法案》，也曾经通过许多渠道批评这个法案的严苛。诸多利益与中国捆绑在一起的美国公司和投资银行家们纷纷抱怨，纽约最近之所以难以吸引亚洲公司前来上市，其根源在于来自监管与法规方面的巨大压力，而《萨奥法案》就是罪魁祸首。无奈美国证监会新任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一向对中共政府毫无好感，11月份在北京时他还对济济一堂的中国监管者和政界人士表示，“中国资本主义正面临着与当年清朝同样的命运”。从这句话可看出：所有这些威胁与批评对他不太起作用，除了美国政府走马换将，否则华尔街大门不会对中国银行与企业洞开。
建行香港圈钱，股市水干了一大截
既然到美国华尔街上市成了一个短期内无法实现的目标，中共政权只能很现实地改变策略。建设银行在香港上市就是中共政权的一个选择。而标准普尔评级的改变则帮了中国银行系统很大的忙。
2003 年11月26日，标准普尔给了中国银行系统一个很糟糕的评级标准，其中两项结论让中共政权颇为尴尬：其一，包括四大国有银行在内的12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状况全为投机级（即BBB-以下）。其二，标准普尔估计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比例大概在44%～45%。这与目前国内官方发布的数字22.9%相去甚远。按照中共政权的惯例，如此“恶评”如果出自他国政府或者非政府组织，定会恶言相向，大加抗议。但这次中共政权由于考虑到必须要争取普尔今后提升评级标准，依靠辱骂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拚命忍了这口恶气。这一忍还是值得，普尔今年调整了中国银行系统的评级。
在建设银行上市前一个月，素来将中国银行业视为世界上最具风险行业的标准普尔同时提升了中国7家银行的评级。三家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的长期外币评级由“BBB-”调升至“BBB+”，短期评级由“A-3”调升至“A-2”，三家银行的长期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的银行基本实力评级由“D+”调升至“C”。而调整的标准并非银行经营有所改善，而是“中国的银行是国有银行，政府不会让它们破产”。
与建设银行招股期间的春风得意（筹集到622亿港元资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建行股票挂牌交易后，市场反映平平。尽管在主导中国金融改革的中国银行业高官看来，只要建行实现上市，就意味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建行这只股票因其筹资额巨大，被称为 Large CAP.（large capitalization），小小的香港股市在短期内不可能再为中国其它银行筹集到如此巨额资金。于是，开放中国大陆金融业，吸引外资就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
130亿美元已经进场，但中国还需要2200亿
按照中国媒体的说法，世界银行各大系，如亚洲系、欧洲系及美洲系都已纷纷布局中国，煞是热闹。而这些外资银行投资主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持有相对控股比例，控制董事会，如新桥投资深圳发展银行。第二类，入主银行的董事会谋求发言权，如 2001年12月汇丰银行以6,260万美元购入上海银行8%的股权，成为仅次于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第二大股东。第三类，深度介入并控制银行某项业务，如花旗银行入股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双方达成结为“具有排他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协议。
但总的来看，外资银行布局者多，真正投资的还不是很多。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最新数字，到目前为止，总共有18家境外金融机构入股了16家中资银行，投资总额近130亿美元──还未达到中国建设银行预拟在华尔街的圈钱金额180亿美元。
而中国高官们对银行引进外资似乎也未统一说法。就在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放下身段，提出外资入股中国金融业的上限不再局限于银行总资本的25％，摆出一幅大贱卖的架势时，他的副手－－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却又在“2005中国论坛”上拿足了架势，自欺欺人地声称“引进战略投资者主要不是为了引进资金，而是为了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手段，促进中资银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并且表示中国引进战略投资者应坚持五项原则、符合五个标准。投资入股中资银行一般应当是大型金融机构，在银行经营管理方面有丰富经验。合格的战略投资者要符合五个标准：投资所占股份比例不低于5％；股权持有期在三年以上；派驻董事；入股中资同质银行不超过两家；技术和网络支持。
而就在中国银行业高官们忙于回应国内批评其“贱卖”银行并导致金融主权旁落时，国外“战略投资者”的后花园里却开始起火：苏格兰皇家银行的股东们在得知该行与中国银行达成入股协议后，连声抱怨，说银行投入这么多资本，换取一家有风险的国有银行的股权，“买贵了”！
而中国金融系统这个硕大无比的无底洞，到底要多少金钱才能填满呢？
一直在中国寻找投资机会的荷兰银行对此有个估计。该行负责企业银行以及全球金融机构的副董事长岑永贤曾对《全球财经观察》说，荷兰银行注意到近期中国有数家银行正积极筹备上市，但 如果所有中国的银行想达到8%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及80%的不良贷款准备水平，中国银行体系需额外注入2,200亿美元的资本。
而外国银行至今还只向中国的各银行投资130亿，也就是说，中国还需要再引进十几倍于目前的资金，才能将这个烂摊子收拾好。这就导出了一个问题：
会有那么多的外资银行垂青中国的国有银行吗？(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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