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辉煌的愤青事件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诧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以上是汪精卫27岁时谋刺清摄政王载沣被捕后在监狱中写下的一篇慷慨悲歌的诗，他早年的确曾经是一位神情激昂，意气飞扬，少年得志的英雄。
单举一例，汪精卫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革命，最为引入注目的就是参与了刺杀清政府肃秦王，在当时可谓是标准的愤青杰作。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 1908年冬季,革命已经进入最困难的时刻，六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大量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之中。此时梁启超等保皇党乘机攻击革命党的暴力革命，批评革命党领袖是唆使别人送死而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革命家”。27岁汪精卫作为同盟会中坚分子，正值年轻力盛，血气方刚，一方面出于对保皇派势力讥讽的回应，另一方面出于维护孙中山先生党内的威信，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站了出来，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 汪精卫在行刺出发前着有《致南洋同志书》,其中的一段话， “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在当时的革命军中，被流传为佳话。汪精卫的刺杀以失败而告终，被捕入狱，海内外对孙中山同盟会的看法大为改变，梁启超的“远距离革命家”批判不攻自破，人们重新树立起了对革命党同盟会的信心。可以说当时同盟会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靠汪精卫牺牲自己的烈举挽回的。如果当时汪精卫被清廷处死，历史告一段落，汪精卫毫无疑问要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愤青英雄，永远载入史册，然而历史却与汪精卫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二、民族紧要关头的“右派”精英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是汪精卫由一个标准愤青走向“右派”精英的“分水岭”。从主战派到主和派的转变，汪精卫被烙上了“右派”精英的烙印，最典型的就是其本人的“曲线救国”思想，这种思想将“右倾”精英的所有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1、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汪精卫认识不到的日本侵略本质。汪精卫出逃河内后，曾发出过全国通电（众所周知的艳电）。在通电中汪精卫向全国通报：“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回顾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前后，应该说中国的民主革命与日本有着极大的渊源，但是孙中山先生对日本的侵略历史非常清醒，而作为孙先生的追随者的汪精卫却受到他自己思想认识的局限。孙中山对于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割地加赔款事件，对于日本的侵略本性有着充分的认识。然而做为总理信徒汪精卫何以如此天真幼稚呢？抗战初期汪精卫的国家职务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主持签订过“何梅协定”,“凇沪停战协定”等一系列对日交涉条约。他在交涉中应该十分清楚日本政府的态度，再加上有伪“满洲国”既成事实的具体例子在前，汪精卫仍在“艳电”中竭力为日本侵略者表白。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这就是他典型右倾机会主义者视野短浅幼稚，对敌人心存侥幸的怯懦表现。
2、对抗战的悲观态度缺乏民族自信心。抗战初期，中国在日寇凌厉的军事打击下大片沦陷国土，人民被大量屠杀，军队更是被成建制的歼灭或击溃。必须承认，当时的日本在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战争准备等诸多领域都比中国强很多，日本自认为强大，根本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公然发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同时在国际上，“不堪一击，很快屈服”也是列强对于中国抗战前途的共识。汪精卫出逃之前对抗战持悲观态度。他认为“抗战必败，抗战必亡”，极力宣扬其“曲线救国”思想，自认为这是中国存亡必须选择的唯一一条途径，而且在当时的中国，也被一些人奉为精英理论，广为推销，他根本没认识中国人民和国际反法西斯力量蕴藏的巨大潜能。我认为这是他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对双方力量（尤其是潜在力量）对比中，过高的看重了敌对力量而过低都看低了自己力量的悲观主义表现。
此时的汪精卫浑然不觉的被烙上了“右倾”精英的烙印，开始了他在卖国路上的一系列表演，而最终凄然死在了当时的敌对国家－－日本的怀抱。
三、汉奸路途上的不归之客
从标准愤青，再到“右派”精英，那么又是一种什么力量将汪精卫推上了汉奸的不归之路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汪精卫自己为自己泼下了浓浓的笔墨。
1、保守封闭的思想观念。国民政府不管是蒋派还是汪派，在“内忧外患”观念上如出一辙，“先安内后攘外”也是汪精卫在民族生死存亡紧急关头的思想理念，然而比蒋更加出类拔萃的是，汪精卫在这个时候抛出了独树一帜的“宁可亡国也不亡主义”观念，这里的“主义”即指“民主，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亡国当然指的是中国的灭亡了。我的看法是，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为了什么？它是为了救中国，为了使中国强大，亡了国，这三民主义还有什么用？果然，日后在汪与日本的谈判中，日本一再明确表示“三民主义是支那反日、排日力量的源泉，新政府不能公开让它做为建国的口号。”汪伪政权的建国纲领立即就变成了 “和平反共救国”，多具有讽刺意义啊。当时汪精卫很反感“单纯抵抗论”，他认为“在野的勿唱高调”，说中国现有军备与日本相比“等于弓箭与机枪”，如果贸然与日本宣战，“必将演成义和团之第二”，日本方面果然鼓掌欢迎，纷纷叫好，汪的汉奸形象终于树立起来了。
2、日本“梅工作”统战谋略的成功诱降，这也是最终导致汪精卫晚节不保的客观原因之一。可以这样说，抗战前夕日本方面的统战分化工作十分卓有成效，这个工作对于日本来说比增加了日军10几个师团的力量还更有现实的意义。日本出于对中国的野心，几乎对中国所有政治势力都下过功夫。“桐工作”主要是针对蒋介石，“知白工作”，因由土肥原负责，又称“土肥原工作”，也相继做垮了许多中国政坛上许多政客的抗日思想，其中也穿插了军统在抗战中间谍战的一个侧影，这里就不多说。而这些所谓“工作”的条件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日本单方面画了一个饼，并称其为“和平运动”，这些饼同样也被高高的挂在了汪精卫的眼前，日本方面称其为“梅工作”，日本的“和平运动”许诺的内容就是 “从中国撤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日中经济互相提携”，最为成功的就是针对与汪精卫的“梅工作”。简单的说，日本对汪精卫的诱降是煞费苦心的，然后呢，他们也为汪主席做了一个结实的绳套，然后就由不得汪精卫做主了。绳套一点一点收紧，最后汪主席想喘气就要跟日本商量了。日寇开给汪精卫的条件一开始很宽松，从梅工作的许诺到《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条件一天天起了质的变化，汪精卫此时已经感到身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签订了卖身契约的汪精卫是个什么状况呢？没有吧办法呀，他就只能在中国如火如荼抗日救国的背后，暗自流泪，他开始感到自己离汉奸的确是不远，可怜。
3、性格缺陷在处理党内矛盾的意气行为。将汪矛盾深刻而不可调和，在这里我不想扁斫汪精卫的个人人格，权力之争不完全就是利己之争。将汪在党内都一向标榜为总理信徒，都自认为有继承孙中山先生遗愿的决心与能力。通过蒋汪对抗的对抗历史还可以看出，汪性格的缺陷造就了他另外一个缺点。即在对抗中缺乏连贯性和坚定性。汪多次“出卖”他的盟友（唐生智应该深有体会），在面对军事打击和政治诱惑下站不稳脚跟，时常出尔反尔。这使蒋介石多次轻易击败他。当失败后，汪采取的措施往往都是愤然出洋，不是法国就香港。等国内又出现反蒋势力的时候他才回中国参与，所以汪对蒋的对抗总是在“从零开始”。这是导致他对抗失败和日后成为汉奸的一大原因之一，权力的角逐，汪精卫逃到河内另起炉灶，国民政府领导全民抗战关键时刻，他起到的作用就是分化与削弱了抗战的领导力量，客观上，起到了一个汉奸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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