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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忆事:焚心煮骨的日子

2005-12-27 20:28 作者:王西彦 桌面版 正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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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牛棚”里蹲了两年后,毛就发表了“五·七”指示。起初,是去郊区松江县的辰山公社,支援“三秋”。我们这批“牛鬼”排队下乡,才出大门,两边早站好了“工宣队”和“造反派”,又挥红宝书,又呼口号:“打倒×××!”我们像过街老鼠灰溜溜地逃出人群的声讨。到了公社,我们睡在铺稻草的地上,是一层薄薄的干稻草。当时,有巴金、孔罗荪、师陀等。除了劳动,还开“田头批判会”,吃“忆苦饭”。用米糠和野菜煮成的,炊事员给我们都换了大碗,用锅铲压得紧紧的,一定要吃完两碗,不许剩下半口。谁要恶心呕吐了,马上罚你多吃半碗。

到了九月份,我们第二次下农村劳动,还在辰山。仍然睡在潮湿的泥地上,铺薄薄一层稻草。除了上回那些老“牛鬼”又添了不少小“牛鬼”。十多个人挤一间小房,像沙丁鱼一样,空隙所剩无几。晚上,只能摸着墙走动。记得辰山那时大喇叭里天天播“样板戏”,从早到晚,连下雨天也不停。

1970年3月,我们这些“牛鬼”从辰山转移到奉贤“文化干校”。这时候,作协被按军队编制编为上海文化系统某团四连。连长、指导员都是工宣队的,当时奉贤的文化干校集中了上海几乎全部的文艺工作者,有作协、剧协、音协、美协,还有话剧、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等演出团体。男女老少,人数上千,我们这些“牛鬼”和“革命群众”一同劳动、吃饭、睡觉。在“工宣队”和“革命群众”的包围下,真是连一句话、一步路、一个眼神、一个叹息,都受到严密监视。

干校是在海塘外约五华里处的一块地。据说,这里曾是一个盐场。地是咸的。水也是咸的。烧的开水又苦又涩,煮出的米粥,连咸菜也不用吃了。因为盐份大,洗的衣裤老是潮的,不容易干,在郊区辰山下稻田还要小心毒蛇,头部三角形的蝮蛇,剧毒。可到了这里,蛇也没有,因为水是咸的。站在干校北边人工的河堤上,往四下一看,到处是白花花的盐碱地。有时,有只雀在空旷的盐碱地上空悲鸣,听了真让人心酸。

在干校最初的劳动是加固校舍。都是芦苇棚子,四周用芦苇杆子围起来,再涂上很薄的一层泥。棚架是用竹子扎成的。顶上盖一层油毛毡。再铺一层稻草。海边风大,吹得棚子吱吱发颤。雨天棚顶漏水,在棚子里积成一个个水洼。棚子总是随时要被刮倒的样子。给棚顶加盖稻草,给芦苇墙泥巴,是我们“牛鬼蛇神”经常性的劳动。

在下干校的人中,巴金年近七旬,属于最老弱的。长期肉体折磨、精神打击,他走路常常失去平衡。在干校属他摔跤最多。刮风、下雨、开会、上厕所,他总是一脚高一脚低。当地都是泥泞路,经常会听到有人摔跤,但十有八九是巴金摔了。他的衣裤上老是留着摔跤的泥印子。

白天参加劳动回来,晚上还要开会。让我们集中在一起,由造反派监督着互相揭发批判。由于我们彼此都是熟人,多年旧友,相知很深。工宣队和造反派都鼓励我们狠挖、猛揭。但当时,大家都已同为不幸之人,谁还肯投井下石?尽管工宣队和造反派大声催促,警告说:“互相包庇,罪上加罪!”甚至点名“勒令”发言,但效果不大。有的人勉强说话,也是避重就轻,敷衍了事。大家处境尴尬,就这么煎熬着,渡过这一段开会时间。当时,剧作家柯灵坐了三年牢,到干校继续改造,和我编一个班组。

我们有一个劳动项目是抬运粪水。在我们住的芦苇棚后面,有一个厕所,是用芦苇墙围成的,通着一个露天的大蓄粪池。我们要把这个粪池中的粪水运到耕地边的另一个大化粪池。大约要相距一里地。清明前后,正是春雨连绵。天上下着小雨,我们用一个长柄粪勺,一勺一勺将粪水盛在粪桶里,然后抬到一里外的化粪池。我们都是些老弱病残,肩上压着满桶的粪水,头上往下淌雨水,脚下是没脚踝的泥。只要脚下一打滑,即便不跌跤,桶里的粪水也会溅得你一身一脸。要真的跌了,还要受到指责,说你劳动态度有问题。有一次,巴金把一桶粪倒入化粪池,溅起老高的粪水,干完一趟活儿,巴金的脸几乎成了“花猫”了。巴金总是默默地忍受,很难看到他有惊慌或是激愤的表情。

干校里的学员,按规定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不过我们这些“专政对象”基本上是整天劳动。最初一年,各连队普遍种稻子。我少年时候,干过农活,拔苗、插秧,我还能勉强应付。困难的是我有脊椎病,不能长期弯腰。在施肥时,我们“老弱”挑不了重担,就派给送空粪桶的活。这是轻活可是也不易。双手提着两只桶,脚下是泥,身子一失去平衡,桶底就会碰到稻秧,有时还会把秧踩倒。这样就会经常遭到训斥和嘲笑。

第二年,我们四连改种蔬菜。活儿就轻松了许多。加上已经过了一年锻炼,对育籽、播种、施肥、松土,还有选秧,我们都还能胜任,不再动辄挨批。我和巴金老被派到一起,成了“老搭档”。此外,我们还收油菜籽、摘棉花。相比之下,收油菜籽难度比较大,手脚不小心,熟了的菜籽就撒在地里了。

有一个时期,我被派到猪棚养猪。在附近小河里捞浮萍,煮猪食喂猪仔。还打扫冲洗猪棚,这一套活,我都能从容地做。我也被派去赶鸟。稻子成熟时候,鸟都来吃稻子,我就扛一个长竹竿,竿头上吊一个剪成人形的东西,手里提一面小锣。挥一通长竿,打一遍锣。尽情地呼喊,也趁机排泄一下胸中的郁闷。

由于当地十分潮湿,宿舍床底下也长出了芦苇。我的脊椎病愈来愈严重,右侧的腰和腿剧痛,连脚跟也肿了,走路一跛一跛。工宣队和造反派开恩,改派我到工具间搓草绳。因为瓜架需要大量的草绳。巴金也被照顾,同我作伴搓草绳。我在家乡干过农活,搓草绳不难事。巴金缺乏经验,搓出的草绳总是松松垮垮。但是他勤学苦练,很快就学会了。

我和巴金还被排到食堂里去。有时是拣菜,有时是洗碗筷。在机关监督劳动时,巴金和魏金枝被派到厨房帮厨,曾经让警惕高的“革命群众”轰出去,说:“像他们这样的反动分子,怎么可以进入厨房重地?”到了干校,对我们的防卫似乎松了,不仅可以在食堂里劳动,还可以同别的单位派来帮厨的老“牛鬼”接触谈话。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牛鬼蛇神”曾经在石门路的大“牛棚”和我们作协的“牛鬼”关在一处,可以说是“老伙伴”。所以,有机会在干校食堂重聚,自然分外亲切。有时,还敢小声开几句玩笑。可惜,他们“人艺”的牛鬼蛇神有几名情节严重,到了干校仍被隔离。关在三面临水的屋子里,劳动也不让参加。我们很想见他们一面也办不到。

除了这些比较固定的劳动,还有一些临时性的差使。文化干校的人多,粪水也多。因为地里用不了,就用水泥船运到别处去。水泥船就泊在宿舍后面的人工河里。这个活主要也由我们“牛鬼蛇神”负责。挑粪或抬粪上下堤很重,溅出来粪水不说,要是不小心跌跤,跌到河里,问题就大了。

经常有满载砖瓦的运货船到干校来。搬运砖瓦就成为紧急任务,因为运货船急待交货。这虽然不是脏活却是重活,主力当然也是我们“牛鬼蛇神”。干活时,每两三个“牛鬼”中间插一位造反派或工宣队老师傅,起监督作用。集体排成长队,传递砖瓦。造反派都是年轻小伙子,手脚麻利。牛鬼大多是老弱,动作迟缓,而且难免失误。因此,队伍里
不时发出斥责声。

下干校前,在上海,白天蹲“牛棚”,晚上仍然能够家与家人生活在一起。到了干校,无时无刻不处于监视之下。白天下地劳动,是“革命群众”、工宣队老师傅监督,在食堂买饭必须排在“革命群众”的后边。特别是在宿舍,我们牛鬼蛇神一般都睡在上铺,这样更便于睡下铺的“革命群众”监督。我们一举一动都必须小心翼翼,免得受到训斥。晚上睡觉,爬到上铺去时,必须轻手轻脚,躺下时不能随意翻动,连咳嗽也不敢大声。半夜下床小便,打扰了睡在下铺的“革命群众”就麻烦了。在这样的包围中,笑是不可以的,叹息也会招来可怕的灾难,“你叹什么气!你还敢发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

在我对面铺位,有一个造反派小头头,是某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分到作家协会当干部,是四人帮写作班子“石一歌”之一员。文革运动中革命性极强,是干校四连的监督组成员,负责管理作家协会的牛鬼蛇神。总是千方百计在我们面前显示他的“权威”。他以“看牛人”自居,自认为看“牛”有术,还把经验总结成文,题为《看牛人手记》,发表在造反派主办的壁报上,引起一阵轰动。

巴金是牛鬼蛇神中受批判的重点。到了奉贤干校,仍然被经常押回上海,在各学校、工厂游斗。有时,巴金正在田里干活,或是蹲在食堂角落里吃饭,只要工宣队和造反派头头一声令下,他就得丢下饭碗,或丢下锄头,被人押走,一去就是几天。他的铺位,就在我的斜对面,到了晚上巴金经常做恶梦,发梦呓,大喊大叫。一位好心的工宣队老师傅担心他半夜作恶梦会从上铺跌下来,让他与“革命群众”交换了床位。有天晚上,我又被惊醒,原来巴金又作恶梦了,大声喊叫,从床上滚到地下。如果他还睡上铺,这样一滚可能摔成残废了。因为巴金常常作恶梦,造反派认为他心中有“鬼”,逼他交待出来。作为专政对象,作梦的自由也是没有的。

按规定,干校学员每月放假四天,可以回家一次。但对我们这批“专政对象”,要看你表现怎样。我老被认为表现不好,被取消假期。在别人回市区的时候,我留在干校打扫卫生或到食堂洗碗拣菜。回市区的办法通常是,从干校到塘外镇这一段走水路,约十来里水路,造反派头头们坐在大水泥船上,由我们“牛鬼”在河堤上拉纤前进。到了镇上,会有一辆卡车等着,一般是少数造反派头头们先上车,选了好位置坐定了,再把运回市区的大包小包搬上车,然后是“革命群众”,最后才是“牛鬼神蛇”。车了往往装得很满,我们勉强挤在最后面,屁股坐在挡板上。一路上手必须抓牢一件东西,生怕跌下去。有一次。我回家心切,正跟在“革命群众”后面往车上爬,一个才刚刚赶到的“造反派”一把抓住我的领子把我拖下来,骂:“我还没有上车,你倒抢在我前面,人要赶死呀!”还恶狠狠宣告要取消我回家权利,我当时真想一头扎进路边的深水沟,结束我的生命。幸好身边一个牛鬼一把拉住我,又顺手推我上了车。当时我觉得天昏地暗,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从镇上到市区黄浦江码头,一个多小时里,我把头埋在行李堆里,简直泪如泉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得那么软弱,我受过的苦难,受过的凌辱已无数次了,可从来没有这么无力自制。?

四天假期,有两天花在来回的路上,在家里只能睡三个晚上。我变成了一
个非常恋家的人。妻子已成了“反革命家属”,儿子是“狗崽子”。我们已被从大房间轰出,挤住在一间小小的北房。冬天见不到阳光,夏天不透风。但这里毕竟可以免去批判、责骂,享受一点温暖,喘一口气。因此,我在第四天该回干校时,总是拖到午后才动身。

我由于脊椎病恶化,市区医院给我开了假条,建议留在家里治疗,我把假条托人送到干校。很快,作家协会的工宣队接到干校工宣队电话,上门来勒令我回干校,不许延误半天。当我独自一人乘郊区车赶到塘外,又独自一人从镇上步行回到干校,已经是在傍晚。这边已是海塘之外,没有村子,一片荒寂,树木也极少,只有乌鸦在天上哀鸣,情景凄凉。走在人工河边的小路上,我觉得自己是在一步步走向黑暗的地狱。

后来,我读杨绛的《干校六记》,很不以为然。在干校,今天活着,不知道明天怎样。怎么可能去《记闲》呢?文章避重就轻,“小点缀”“小穿插”,怨而不怒。干校多人的血泪,在她笔下都变成淡泊与笑谈。我是不满意的。

“9·13事件”后,干校秩序有些失常。一名被隔离审查的剧团的牛鬼,趁监督人员疏忽大意,逃出了隔离室,和追赶他的人捉迷藏,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于是,我们四连的工宣队采取预防措施,派人值夜监视,防止牛鬼中有人逃跑离校。这样的“苦差”,也是从“牛鬼”队中选人担任。我这个老“牛鬼”竟然也被看中。让我从晚上十点至十二点,在芦苇棚宿舍前面的空地上守夜。如果发现有牛鬼起床出逃,必须马上报告。这是由“牛鬼”监督“牛鬼”的方法。干校的夜晚,蚊子很多,防不胜防,我不停地挥动麦杆制成的破扇子,驱赶蚊子。干校的秋夜,也是一片凄凉。我虽然右侧腰腿疼痛,足后跟肿了,仍然产生了想尝试逃跑一下的念头。我认为,他们不会料到守夜的人会自己逃跑,足跟肿了走不动路也不碍事,只要从海堤上往海里一跳,什么都了结了。我正这么想着,忽然从芦苇棚后面闪出一个人影,吓得我毛骨悚然。原来是一位工宣队老师傅在巡查监督。他让我回棚子里去睡觉。我回到上铺,却难以入睡,我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书中记述了苦役犯被强制劳动、集体生活的痛苦。写了他们渴望自由,不间断的逃跑。这一些苦役犯所思所想的,也是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所思所想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中写道:“有多少青春被白白埋葬在这堵狱墙之下了,有多少伟大的力量被白白地毁灭了啊!他们也许是最有才华的人。然而,他们那强大的力量却白白被毁灭掉了,被疯狂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毁灭掉了。这是谁的过错呢?究竟是谁之罪呢?”在干校的这个夜晚,我也向自己提出了这个疑问:“这是谁的过错?是谁之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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