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中国泡进方便面里

乘坐长途火车出行，很多人会习惯买几包碗面放在随身的包裹里。当然，我这里的“很多人”是有特指，即很能精打细算的草根阶层。老板们自然不会破费，也不屑费思量，他们知道列车上有“特价”供应饮食的餐车，为其量身而设的。笔者虽说是货真价实的草根，然而却受不惯方便面的那股味道，可又没有敬而远之的资本，只能于几乎人手一碗的车厢或候车室里好好消受，以冲抵渐发性的旅途饥饿症。

前几日的旅行，使我对方便面又有了新的认识，就是注意到这一廉价方便食品给普通中国百姓带来的非常难求的欢乐。广州火车站应该是全国闻名的，但好像没有听到有人评价它的破旧不堪，似乎广州的大门只需要一个新的白云机场迎四海宾朋，而来自五湖的同胞就“自家人不讲究不客气”了。现在总算良心发现开始着手修整，自然给上车的人带来了诸多不便，因此很多人费了很大功夫坐上了候车室里的“硬座”，便开始大啖方便面以平复“装修不便”的告示带来的不平。你的美味就是他的毒药－－我总觉得西方语言的智慧，但是当一种美味流行起来，而这种流行的背后又有一种社会知识和情感在里头，也就不敢再想以毒药来比方，也跟着美味起来。

黄发垂髫，怡然自得：尽管吃面的形态姿势各异，有坐着弓腰的，站立捧食的，更有单脚弯在椅子上作旁若无人的俯冲状凝固在面的空气中，但一律都伴有卷曲的面条在嘴唇舌床上滑过的咝咝声，有心的听者一定能如痴如醉。在写字楼、星级酒店和现代机场另一面的中国，有真实的景象，也有真实的声音。

奶奶说：“孩子，你们真幸福了，要知足！”国情专家们也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吃饭问题！”言下之意也是告诫我等必须知足，但我想奶奶的话是真实的，但专家的话就难免险恶。记得第一次吃方便面的时候是在小学，是北京牌的，袋子很干净，印有个红太阳，才几角钱一袋，也不用泡水开袋即食，好像还有一种锅巴，嚼在嘴里脆梆梆的，煞是好吃。后来跟别人学着在开袋之前把面饼揉碎，打开后把调味料洒在里头，就当零食，吃完后要拼命喝水，嘴里有点臭，像油条的气味。后来慢慢换成是高级的有酱包油包的，第一次吃康师傅真个把我鲜死，发誓恨不能一辈子就吃这个，很有点中国人的田园梦想：每天能吃上肉馅的饺子。我忘了什么时候失去了那种激动的心情，直到一次吃上了最高级的碗面，浇上开水后那等待的三分钟，简直就像等待上帝亲临，还没有动筷子，已然是在意识中美食享受了一番。

把吃饭当作最大的问题，其实他没有把心思放在吃上，而是用米饭来遮盖最大的问题。我现在没有（也不可能）把饮食当作了人生一大快事，不过是怕这皮囊焉了不得已而为之。原因是什么，我们都可以找自己的答案。方便面的回忆是个例子，还有很多，第一次吃冰激凌，第一次喝易拉罐汽水，都曾经激动过，这种激动如今很多小孩是不会有了，因为在他们还没有自主意识功能时已经被人灌食了。但这种对食物的心理反应，却也折射出社会前进的步伐。当方便面由贵族食品到白领食品到草根食品，不就是一张文明画卷吗？

Moto公司的美国大东家，眼热中国的移动通讯市场潜力，曾宣称：“我们的目标是让中国卖土豆的老大妈都用上我们的手机！”说这话的时候我所见过的手机不超过10台，您说我怎么敢相信这位外国大嘴的话；可没想现在几乎要实现了。这让人联想到万恶的资本家的仁慈和鲁迅曾经对革命家的怀疑：我们要资本家还是要革命家？伟大领袖在枪杆就要出政权时，说找到了走出历史（帝王）的周期律，那就是人民民主，就是人人都能负起责来，然而他老人家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与其相信革命家，不如相信资本家。我们可以想想，为什么中国人吃饭的成本并不高，方便面就可以带来无穷的欢乐，可是住房、教育、医疗等的成本为什么就这么和中国人过不去。如果给这些所谓的“公共服务产品”或经济学上的硬消费品（消费弹性不高）以生产方便面类似的市场待遇，怎么会有那么离奇的价格以至给亿万人以离奇的折磨？

方便面的实惠、美味、卫生、方便等等，都可以是各个产品和各行各业的表率。这绝对不是因为生产的工人和搞管理的资本家有多么高的政治觉悟，而是一种市场的机制力量（千万只无形的手）使然。如果政府获得了方便面的专卖权以垄断，那消费者只能如我一样准备小时的那种“意淫”了。我们善于提大口号，“建设和谐社会”，“为建设和谐的世界贡献力量”。如果能将中国简化成一包方便面，那我们离这样的目标应该也不远了。然而现实却不似一包面这么简单，而且很多因素的导向也许就是要让这个世界变得复杂混沌。正如有人说的“房子就是给富人建的”，“教育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且不说房子要多富才进得去，中国人现在都以教育成本太高而不敢生儿育女，怎能还吹嘘获得多大的成绩？谢泳说中国越有知识的人越是脱离常识，真是一语破的：不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而是被绑在利益的柱子上而有牵袢，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我们的日常消费当中，都能如食方便面般的释放轻松惬意的感觉，而对民意的关注也能用一种平等的实话实说的政治形态，也许正是对中国崛起最大的期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