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小学食堂 老师吃饭学生挨饿

紧步大跃进脚后跟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生活在北京,父亲(李锐)虽然已被发配去北大荒劳改,母亲仍享受着十三级以上的高干待遇,每月有两斤黄豆和几盒香烟,比起一般的老百姓已经不知要好多少倍了。但是那种整日饥肠辘辘,时时想着食物的记忆至今仍是刻骨铭心。

学生和老师食堂用白布帘隔开
“困难时期”,我是在位于那时还不属于北京的通县的燃料部子弟小学住校。我很讨厌那所被圈在铁门和铁丝网内不能随便出入的学校,唯一让我日日想往的地方就是食堂,是学校的大礼堂兼做的。高低年级共一百多学生一起用餐。学生们在台下吃饭,饭桌是长方形的,每桌对坐四个人。老师们则在台上吃饭,而且永远用一块白布廉将老师和学生的食堂分成两个天地。菜、饭是由值日生从厨房用铁桶和簸箩领出,按份儿在饭桌上分好、摆好。以前,分剩下的馒头或米饭就放在簸箩里,同学们吃完所分的,可以随便去拿。到了“困难时期”,则只有按定量分配的份儿饭了。

学生原来的伙食就不好,只有在部里有人来参观或视察时才会有烧鸡等好东西吃。困难时期吃不饱则更成了常事。细粮很少,只有每天早饭有半个馒头,五年级以上是一个馒头。待我好容易熬到五年级,定量又减了,早上还是半个馒头。此外只有星期五的晚上有一顿面疙瘩汤喝,其余日子的中、晚饭都是一个窝窝头。我因此至今对面疙瘩汤情有独钟。记得那三年好像只吃过一次米饭,但是里面全是谷壳,难以下咽。一直守候在一旁的同班同学张丽华拿过饭碗,几口就吃完了。看来我还不是如她般真得饿得象头狼。不过有一次,我的表现比她更没出息。那一天食堂竟然在饭后给每个同学发了半个鸭梨,我三下五除二吃完了自己的,就毫不羞耻地盯着正在细嚼慢咽的同学手里的梨。待到他们吃到只剩下一个核要扔的时候,我就立即伸过手去要了来。结果那天我饱餐了一顿梨核,但是也落下了“嘴特馋”的坏名声。

记得三年级时,我只有不到五十斤。后来有了高价点心、高价糖,可以不凭票证买到高于凭票食品十多倍价格的食品。妈妈看我太瘦了,又老是吃不饱,给我买了一大盒高级饼干让我带到学校去吃。可是学校有规定,不许带任何吃的东西到学校,一旦发现就要没收,还要公开批评。我将那一盒饼干藏在床底下,整整两个星期,没有找到一次可以偷偷吃的机会,只好又原封不动地带回了家。妈妈对学校的这一规定气得要命,可是也没有办法。我记得那时唯一可以解馋的东西就是桂皮。偷偷交给要好的走读同学三分钱,她就会给你从外边的小合作社买回很大的一块。这东西揣在口袋里不易被发现,可以趁四周无人时,以极快的速度掏出来咬一小口,那带点甜气的涩辣味儿可以令我回肠荡气很久。

淘气学生拉开了帘子
困难时期学校养了羊,每天下午学生们要在老师的带领下出去打羊草,班级间还要竞赛看哪班打得多。可是我们从来连羊肉星儿也没见过。其实我们那时的定量,绝不至于只有那么一点儿细粮的。学生们小,没有人怀疑什么。直到有一天,有一个淘气的学生跑到台上,一把将老师的食堂隔在另一个天地的白帘子扯开,正在吃饭的老师们惊呆了,在台下吃饭的学生们也惊呆了。因为台下的学生们在啃窝头,台上的老师们却在吃炸油饼。学生们哗然了,老师们尴尬极了。部里派人来调查,对管事的大人是怎度处理的,我们不知道。只是自此以后伙食明显好转,细粮多了起来。我至今无法理解那些老师们怎么会铁板一块,没有人对多占孩子们的定量提出异议,那么心安理得地在孩子们吃窝窝头,填不满肚子时,在台上的另一个天地里吃香喝辣!

父亲问过不止一个探访他的记者:“你知道天底下最难受的事情是什么吗?”不待对方回答,父亲总是斩钉截铁地给出答案:“是挨饿!”读过《杜高档案》,看到人饿得将水田里抓到的蛇活剥生吞,不禁毛骨悚然。也许在饥饿面前,人会自然地丧失文明人的一切品行吧?我应该原谅老师们的行为,但是绝不可以忘记。
(开放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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