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有银行相比，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对于外资同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继年初荷兰ＩＮＧ集团以人民币１７．８亿元认购北京银行１９．９％的股份、德国投资与开发公司于７月与南充商业银行签署入股协议后，近日又传来德意志银行有意购买华夏银行５％股权的消息。一时间，外国金融机构入股我国商业银行进入了高密度期。
“最主要的是为了占领市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曾刚博士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的主要动机。曾刚说，一方面，经济依然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企业投资资金需求依然相当旺盛，作为中国金融体系的主体，银行业的发展前景仍相当乐观。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住房按揭、信用卡以及理财产品市场规模都扩张得比较迅速。
零售业务作为银行业未来重要利润来源的潜力正在显现。而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市场的竞争还远未充分，银行业竞争还处于相当粗放的状态，可以挖掘的利润空间相当大。正因为此，对国际银行界的巨头而言，尽早在中国市场抢滩登陆，以最大限度地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是其进入中国最主要的动机。
而对于中方银行愿意引入外资的原因，曾刚分析：“主要考虑的是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和全方位管理水平的改进。”曾刚说，目前我国一些银行的资本金相对来说比较低，低于监管要求的８％的水平。银行要维持现有的信贷规模，还有银行资本金的缺口，而为了维持发展，还有追加资本金的需求。但是，仅有少数银行（目前境内有５家上市银行）可以通过增发、可转债等方式来获得资金，而且数量有限。而那些非上市银行，如果需要资本金的补充，尤其是核心资本的补充，只能靠增资扩股的手段，而其中，引入战略投资者显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此外，在银行业对外开放之后，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国内银行业的管理水平亟待提升，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方式可以较快地引进一些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曾刚认为，引入的外资都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投资者，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管理水平，可以带来许多先进的管理经验。通过与战略投资者在具体业务上的合作，国内银行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地位。这对一些中小银行来讲，尤其重要。
至于有些合作谈判进展不顺，曾刚认为，可能主要有以下两个因素：一方面是股票的定价问题。由于中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够完善，因而缺乏一个比较完善的定价机制。在股权转让过程中，股票定价缺乏确定的参考，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经营管理上的差异所致。目前，在银监会的要求下，我国银行基本上建立了形式上比较完善的治理框架，但是，公司治理的完善程度与国际通行的标准仍然有一些差距。尤其是中国与西方在政治经济体制上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也导致内资银行与战略投资者在公司治理方面的种种分歧。
应该如何看待外资入股中国银行的行为？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谭雅玲研究员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引入西方的商业银行可以在资金实力、经营理念、管理模式上带来西方成功的实践经验。从筹资本身来看，股权多元化有利于市场化运作与经济模式的完善与健全，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和需求来改造国有商业银行。再者，在产品、客户等方面也会带来创新的产品和服务理念与效率，打破国有银行政策保护中的经营方式与思路。
但她同时认为，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还是要遵循“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在国有银行的改革上，不应该过多地“依赖”或期望于国外银行，应该按照自己的国情，考虑自身的经济基础、市场氛围、甚至社会目前的状况，借鉴学习适合我国国情状况的模式与体制，完善银行改革步骤。
她认为，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是完全不一样的。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经济积累和财富扩张的阶段，现在处于一个深层次创新的阶段。而我们处在经济和金融积累的起步和发展阶段，因此，“不可能完全放弃国家控股的形式是我国改革的基本原则，然而如果不打破过去沿袭严重而浓厚的官僚本位主义，不放弃行政官僚体系的管理思路或模式，无论我们学习、参照或设计何种模式，都将流于形式，缺少内容，延误时机，伤害自己。”
谭雅玲说，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比较大、覆盖面广、负担比较重，而其客户群体比较大，机构人员比较多。一些银行如招商、民生、交通银行，在股份制的基础上走向了国际市场。那么，国有商业银行如何像它们那样在体制上、模式上改进创新，形成我国银行业的综合改革思路是值得思考或反思的。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当中，应该把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和现有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改革作不同的侧重与规划，形成“拳头型”的战略规划，不要单一侧重性发展，我们必须考虑如何把两者在改革中融入到一起，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金融利益最大化。
谭指出，引进外资，包括邀请外国大银行设计我国银行改革的模式，则意味着把国有商业银行的全部信息告诉了国外投资者，核心竞争力和核心的弱点都毫无保留地表露在他们面前，其中的国家经济利益和金融安全似乎更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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