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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卖肉才子口述:童年性教育从动物身上获得

 2005-07-28 04:47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社会的历史,人的历史,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丰富、厚重。

  大学毕业,就意味着失业。单位效益不佳,不久倒闭,为生计所迫,一直在社会上闯荡,一眨眼间,十几年光景,就这样翻过去了。这些年来,尽管我混生活的县城韦曲,距离

我的老家--鸣犊镇高寨村,只不过咫尺之遥,坐上中巴,或骑上摩托,三四十分钟车程也就到了。然而,混得不如人,蓬头垢面的,无颜见江东父老,平时很少回家。可怜家中老父,

  枯坐家中,常盼儿归,到头来,却辜负了生儿、育儿、望子成龙的一片苦心。

  我开店之初,总想躲着熟人,然而,纸里包不住火,如同雪地里不能埋人一样,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久走夜路,必有撞见鬼的那一天。末了,终于让乡党看见了,充当起义务宣传员的角色,在村子里奔走相告:

  “我看见北大学生了,混的没法子,杀猪卖肉了!”

  此话终于传进老父的耳朵里,老父再也坐不住了,蹒跚着两条腿,兀自找上门来。然而,父子相对,默默吸烟,说不尽的凄惶。

  世间许多事,在旁观者眼里,充满了曲折离奇,绮丽无比,倘若写书或讲故事,自有引人入胜的所在。然而置身其中,尝尝个中滋味,其酸楚与艰辛,不足以与外人道哉。

  我出生在陕西省长安县东部旱塬的一个半坡半塬的村子里。旧时祖上有几亩薄田,农忙时节雇佣帮工,带有“剥削”性质,“社教”时被划成上中农成分,属于帮助、教育、团结的对象,根不红苗不正,与贫下中农不可同日而语也。

  我们第二生产队人均一亩田,沟沟坎坎,坡地多,平原少,缺乏灌溉条件,完全靠天吃饭,收成的好坏全凭老天爷的恩赐,在全村十个生产队中是最穷的一个。

  通常,童年的记忆是幸福美好、无忧无虑的,而童年留给我的却是贫穷、饥饿与灾难,几乎没有什么欢乐与幸福可言。

  高家寨,自然以高姓为主,其次是“郭”、“李”、“方”等,“陆”只是小姓,区区十多户人家。听老人讲,因闹兵荒,三代前从城北迁徙,逃难到这个背风向阳的小寨,拖儿带女的,实在走不动了,便停了下来。那时候,人少地多,遍地荒芜,开几亩坡地,就定居下来,繁衍生息,竟成了部族。

  人老几辈都打牛的后半截子,祖宗缺少识文断字、耍笔杆子的,自然也没有族谱记载。从我记事起,只知道祖父辈为“恒”,父辈为“福”,我辈则从“步”,到了下辈,崇尚单字,便乱了方寸,再无“字辈”可循了。

  那年下大雪,大跃进年代的“食堂化”撂了摊子,人们还没有从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中走出,嘴角还残留着草根、树皮、观音土的苦涩味儿,我便迫不及待地来到这个世上,开始食人间烟火。

  我为老二,前面有一个姐姐,大我三岁。此后八年,父母再无动静,我便是家里的老幺,常常得到大人们的偏吃另待,并未受多少委屈。

  然而,身在福中不知福,看到别人的妈妈使劲地“捞”小孩,幼小孤独的我,热切盼望母亲的身子快点“笨”起来,也给我捞个小弟弟。到了1972年,二弟出生,于是一发不可收拾,次年三弟又降临。农村的习俗“偏大的,向碎的,中间夹个受罪的”。我在家里的地位一落千丈,陡然间从爷爷、奶奶的掌上明珠跌落到肩负照看两个弟弟的重责,这下子,重任在肩,悔之晚矣。

  1973年冬季的一天,爷爷抱病在床,父母出工挣工分,姐姐上学未归,奶奶生火做饭,我抱着小弟,坐在门墩上卖眼儿,二弟在一旁玩耍。不知几时,二弟趁奶奶不注意,从灶膛里引来火种,在院中玩火取乐。童心未泯的我看着稀奇,不觉之间也凑上前去,与二弟疯玩在一起,怀中小弟亦被逗得“咯咯”直乐。不料,一粒火星散落在小弟的肩上,我自浑然不知。待奶奶听到小弟凄厉的哭声,颠着一双小脚从屋里赶出来时,小弟的肩头已经浓烟弥漫了。急忙脱衣、灭火,小弟的身上已然落下铜钱大小的伤疤。父母归来,我自然免不了一顿责打。

  说来奇怪,同样的地,公社化时,人们思想觉悟高,干劲也大,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人争气,可地却偏偏不争气,就是不打粮食。那时候粮食紧,早晨苞谷糁子就浆水菜,中午玉米糊糊下面条,晚上没饭,一天不见干粮的面,两顿权当三餐。时常前心贴住后背,肠胃造反作酸,偶尔打熬不过,清水炖些萝卜,撒上一把咸盐,每人盛上半碗,剩下的第二天就饭,如此就是很奢侈的生活了。

  好久未见白米细面,借用梁山好汉鲁智深的话说:“嘴里能淡出个鸟来。”一次,难得家里打牙祭,擀上半案板白面,切成细细的短条,用铁勺倒少许菜油,放入锅膛里,待油热透,切细葱两根,“哧啦”一声,香气四溢。我虽年幼骼膊细,却能端得起大老碗,早早就占了大碗,先舀多半碗,快速搅动,“稀溜溜”地喝下,然后再满满地盛上一大碗,慢慢地享用。父亲端了一碗,夸富似的去了“老碗会”,回来再舀时,却成了少许清汤。
 社会主义新农村,冬战“三九”,夏战“三伏”,出大力,流大汗,要“三年实现大寨县”。社员们一颗红心跟党走,先交爱国粮,后交战备粮,到了自己,勒紧裤腰带,再过紧日子。每年秋后,村上的人都要拉着架子车,推着手推车,辗转几百里,到渭河以北的泾阳一带,以细易粗。不是农民喜食杂粮,实是腹中空虚,只能如此,才能下几把野菜,勉强糊口,混到第二年初夏大麦上场。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尽管艰难,终于挺过来了。到了1974年,我到了读书的年龄。那时,农村没有学前班,更谈不上幼儿园,农村娃读书晚,上学那年,我已经九岁。本以为从此可以摆脱了照看弟弟的责任,万万料不到,一场灾难正在逼近,悄无声息的,事前没有一丁点儿征兆。

  农村人命苦,一年到头,总有干不完的力气活,连女人也不例外。在关中农村,过了腊月二十,家家户户都要“扫房”。将屋子里的家什搬空,扫除灰尘,端来洗衣盆,泡些许“白土”,把经过一年烟熏火燎的土墙彻底地浸墁一遍,再贴一幅年画,便有了过年的气息。

  1974年农历腊月初八清晨,母亲正要出工,隔壁会贤婶子来邀,叫一同前去崖下挖“白土”。同去的四人,母亲身体好,有力气,与会贤婶子在窑洞里面挖,另外两人负责运出洞外,结果窑洞塌了,挖的两人被深埋在洞里,运输的两人也身负重伤,待高声呼救,喊来乡亲,将两人从泥土之中刨挖出来时,早已气绝而亡。

  依照关中农村的习俗,非正常死亡叫做“横死”,横死鬼是不能进入庭院、登堂入室的,否则于家人不吉利。可怜的母亲,辛劳一生,临死只能在门前简单地搭一顶破烂帐篷停放尸首。数九寒天,北风怒号,似孤魂野鬼在瑟瑟寒风中哀鸣、游荡。

  其时,父亲刚刚与人结帮搭伙,偷偷地钻进终南山掮木头。家中出了这等大事,急忙派人进山找寻。可是,莽莽大山,重重林海,如此寻觅,何异于大海捞针。而在当时,这却是唯一的办法,因为进山卖苦力也是明令禁止的,故而不敢通过当地的高音喇叭寻人。好在自古进山一条路,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父亲,又不敢将真相言明,只能委婉地告知父亲:爷爷病危,让赶快回家,见上最后的一面。

  待父亲火烧火燎地赶回家中,已经是繁星满天。看见门前的两顶帐篷,父亲一下子傻眼了,顷刻之间,委顿于地,失去了知觉。据父亲后来讲,当时他的第一猜想是出大事了,可能是自己进山时走得匆忙,没有来得及给家里贮水。长安东部塬区水位低,井深达十余丈,绞水时须用辘轳,下双索,一人绞,一人撴。父亲以为母亲与姐姐一起去绞水,姐姐失足,母亲去拉,一同坠入井底,溺水而亡。

  顾不了死人,顾活人,草草地埋葬了母亲,眼瞅着一家老小,以后的日子该如何度过,心里实在没谱,一夜之间,父亲仿佛苍老了许多。一连几天,总是圪蹴在一个地方,咂吧着旱烟袋,不言不语,不吃不喝,时不时地发出一两声无奈的叹息。

  经历了这场变故,父亲心力交瘁,变得神神道道,喜怒无常。也曾想过续弦,无奈家中老的老、小的小,负担沉重,曾介绍过几个,看过家中的经济状况,都不了了之,只得作罢。我们姐弟几个,对父亲似老鼠遇见了猫,且惧且怕,看见了父亲,都远远地躲开,唯恐父亲一时不顺心,给自己一巴掌或踹上一脚。这对我后天性格的形成,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依照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母亲离世后,我们一家七口,老、弱、幼、病,一应俱全,可谓睡觉时候全是腿,吃饭时间都是嘴,干活当口缺人手。父亲单枪匹马,轻易不敢缺一个劳动日,脏活重活抢着干,就图挣个大工分,但一个人总抵不上两个人,一双手难捂四张嘴。到了年底结算,工分少得可怜,粮自然分得很少,还欠生产队一屁股烂账。记得最惨的那年,我家分到的口粮是每人51斤,除掉麸皮,面粉大致不足40斤,这可是一年全部的粮食啊!40斤面粉能释放出多少千卡的热量!年轻人也许不明白,如今,蔬菜、副食增加了,鸡、鸭、鱼、肉吃腻味了,米和面自然吃得少了。可是在三十年前,人们的肠胃异常空虚,食量也出奇地大,一个成年人差不多每天得消耗两三斤粮食,还只是吃个蔫饱肚子饥。

  蝼蚁尚且贪生,人总得活着,悲伤总要过去。几天之后,摆在全家人面前的首先是生计问题:母亲的离去,打碎了原有的生活节奏,一切都得重新筹划。爷爷年轻时出了大力,刚过五十就浑身是病,力气活一点都不能干,作为农民,除了力气活还能干什么?二弟不足两岁,吃羊奶,爷爷放羊;小弟刚刚八个月,正是吃奶的年龄,断了奶,只能喝炼乳。炼乳,这个早已消失的词汇,对于许多人来讲,是非常陌生的,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奶粉,不过那是粗加工的,每瓶一块七毛钱。其时生产队的每个工日还不足一毛钱,一块七毛钱,就是将近二十个劳动日的报酬,何其大的一笔开销!炼乳加水,再配以稀饭,勉强可喝五到七日;我和姐姐年龄稍大点,放了学,挖野菜,打猪草,掐草帽辫,以补贴家用;家务重担全落在奶奶一个人身上,奶奶整天颠着一双小脚,扑前跑后,忙东忙西;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则在生产队没黑没明地苦挣工分,偷空儿和村里其他一些穷苦人家一道上山打柴,扛木料,卖苦力,挣点小钱,称盐打醋,青黄不接时,买点苞谷勉强糊口。

  我家院落里有两棵大杏树,是祖上留下来的家产。每到麦熟季节,黄灿灿的果实挂满了枝头,引得许多大肚子婆娘驻足仰望,垂涎三尺。自己吃是舍不得的,拿去卖又是明令禁止的。父亲便令我采摘下来,挎上竹篮,一分钱一个,穿村走巷地叫卖。

“小孩子家,没人管的。”我不敢去,父亲给我打气。

  一次,我正沿街叫卖,迎面走来一位乡党:“碎崽娃子,还敢卖,看我割你的资本主义尾巴!”

  我一惊,信以为真,扭头就跑,他在后面穷追不舍。一不小心,我脚下一绊,摔了个

大跟头,踒了手臂,疼痛钻心,哭声撕心裂肺。杏儿没卖成,还得花钱接骨看病。玩笑开过了头,乡党买来糖果看望,父亲虽没说什么,乡党也落了个大红脸。

  尽管我们全家是麻子打喷嚏--全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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