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纽约时报》上载文关于从众心理的研究
《纽约时报》2005年6月28日刊登了一篇对从众心理进行研究的文章。
文中提到了困扰心理学家半个多世纪的一个问题─社会顺从(social conformity)。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Solomon Asch就做了一系列著名的试验。在那些试验中，被测试者会看到两张卡片：一张卡片上有一条竖线；另外一张卡片上有三条竖线，其中一条和第一张卡片上的竖线同样长。然后，被测试者要回答哪二条线同样长。这个问题简单到5岁的儿童都能答对。
在随后的试验中，Asch则安排7名其他人士在被测试者之前回答哪二条线同样长。研究人员安排这7个人让他们有时故意给出错误答案。
Asch对测试的结果很吃惊：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四分之三的测试对象至少有一次认同错误答案；剩下四分之一的测试对象则在半数的场合中认同错误答案。
Asch于1996去世。在此之前，他一直在考虑：那些顺从于错误答案的人是知道那是错的依然去顺从它，还是社会压力改变了一个人在对错上的辨别能力？
最近科学家们用仪器测试发现，当测试对象顺从众人时，脑部活动只限于感知区域；而当测试对象要做出独立判断时，则涉及到情绪等多个大脑区域。这说明我们有时会想也不想的、很自然的去顺从众人的观点－尽管那观点可能是错的。
这项研究发表在2005年6月22日的《生物精神学》杂志(Biological Psychiatry)上。美国Emory大学的精神与神经科学专家Gregory Berns表示，“我们往往认为所见即所信。而这项发现告诉我们：其实人们是相信大多数人所赞同的。”
Berns 还做了类似的试验，他要求测试对象判断一个物体在旋转前后是否是同一物体。结果发现，在多数人故意给出错误答案后，测试对象在40% 的场合里会顺从的也给出错误答案。
麻省理工大学的教授Dan Ariely 评论说，“这意味着来自他人的观点可能在很深的程度上扭曲了我们的认识。”
二、科学与真理
从众心理影响着人们对真理的追求。
曾有人对科学史进行研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关于一些物理常数的测定。有时最初测定出来的的数值与真实值偏差很大，后来陆续报道出来的测定数据则一点点的向真实值靠拢。
在排除技术原因之外，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在先前的数据发表后，当后来的研究人员测定出来的数值与先前报道的差异很大时(尽管测量值可能很接近真实值)，多半会怀疑是自己操作不当造成的。所以为了能发表出来、并避免同行笑话，就将一些与先前报道的数值相差不多的测量结果发表出来。
但是真实值毕竟是真实值，所以陆陆续续发表出来的数据会一点点的往真实值靠近。
这一现象很具有启发意义。从古到今多少人都在说追求真理、追求真理。可是当真理出现时，是不是有勇气去承认呢？否则，就会出现象叶公好龙那样的事情。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古人曾说，“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说不定人们一直寻找的真理其实就在身边；只是我们要用心去寻找，还需要有勇气去承认。
三、社会上的现象
与自然科学相比，从众心理在社会上的表现则更加淋漓尽致，甚至已经深深的扎在许多人的心里。
古人讲“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下信乎？传不习乎？”与今人的切身利益上能捞则捞、能赚则赚，相差甚远。
世风日下的时代，有多少人能表里如一、明明白白的说话、做事、做人？
人常说，儿童的心灵纯洁的象白纸。为什么到成年后就变了呢？这里不得不承认，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影响，使得孩子渐渐的随波逐流。
四、良知与勇气
人类还有希望回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时代吗？
如果存在这种希望的话，则需要来自你、我、他的努力，更需要勇气。
秦朝时丞相赵高为试自己的威信，一天特地叫人牵一只鹿献给秦二世，并当着群臣的面指着鹿说：“这是马。”秦二世笑了笑说：“丞相弄错了，把鹿说成马了。”赵高没有理他，高声问大臣：“这到底是马还是鹿？”群臣们有的畏惧赵高而不敢言，有的直言为鹿，有的为了讨好赵高就歪曲事实跟着说是马。
“指鹿为马”的故事看似离奇，可细想一下，我们是否有时也在说着言不由衷的话？
当造假的媒体宣传误导着社会舆论时，当我们看到善良的人们被不公正对待甚至被虐杀时，我们是背着良心保持沉默还是有勇气站出来说“不”？
类似现象在过去整人的政治运动出现过，在文革中重演过，当今依然在发生。
五、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在强权与欺骗之下，这一现象更加明显。美国费城杰弗逊大学综合医学中心的精神和行为医学主治医生杨景端曾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分析，并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丁玲的故事，她是早期有名女作家。1958年百花齐放时，她也放了一下，结果被打成右派。右派平反后，她表现得很奇怪。别人都觉得她应该对共产邪党颇有微辞，她不但没有微辞，而且还为共产邪党反右作辩护，她的言词比中共内部的左派还要左，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第二个故事呢，也是一位女士，她叫滕春燕，是大赦国际在全球营救的纽约一位针灸科医生。她是因为去中国想要了解法轮功学员在精神病院被迫害的情况而被抓。抓了以后判刑，全球都在营救她，结果出来了。出来之前上了中国大陆电视台，她说：“我真是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这里的管教对待我就像亲人一样。”她是恋恋不舍呀，她说我没有受到任何虐待啊。当时大家都愣了，国际大赦也傻眼了，很多人都想她一定是被逼迫才这样讲的。其实我告诉大家，不是的，她真是这么感觉的，真是这么想的。 她们真的病了吗？她们真的是病了。她们得的什么病？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杨景端医生进一步介绍说，其实这个现象，很早以来就有。但是一直到1973年8月23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突然闯进了两个全副武装的绑匪，对着一家银行一阵狂扫乱射，一边射一边说Party（晚会）开始了，就有三男一女的店员被抓，并被扔到地下室黑房子里。六天以后，这几个人不但拒绝外面的营救，而且他们认为营救他们的警察要害他们，而绑架他们的人是在保护他们。为什么？ 因为在这几天当中，绑架他们的人，除了对他们的生命进行威胁外，而且还让他们相信随时都可以开枪打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打死他们，没开枪，他们已经感激不尽了。不但如此，他们还给他们食物，给饭吃。哎呀，这几个绑匪一下就变得像神一样的。
所以这是一种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强烈的求生的欲望，使他们认同了绑架他们的人，甚至他们喜欢的，他们就喜欢；他们讨厌的他们就讨厌。结果他们被营救出来时，你听不到他们对绑架者的控诉，相反的是，一位女士说：他们俩个根本就不是坏人，她还和其中一个订了婚。还有一个干脆在全世界为其中一个绑架者筹款，还建立了一个为绑架他的人辩护的基金会，这时候全世界都傻了，这个病名就产生了，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笔者有位朋友在国内因法轮功的不公正遭遇去上访，却被抓起来关了两年。其亲友有的钦佩他站出来讲真话；有的认为他以卵击石；也有人抱怨他多管闲事，给家人带来麻烦和担忧......
仔细想来，如果法轮功不被无理镇压，也就不会出现这些事。所以这些“麻烦和担忧”归结到底是镇压造成的，不应怪罪在朋友身上。
这就好比有人晚间行路被歹徒抢劫而大声呼叫时，有人却因畏惧歹徒去指责那人不该晚上行路，甚至抱怨其大叫影响了他们的正常休息。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很令人深思。
六、历史的教训
从众心理使得很多人随波逐流，不用自己的思想去判断对与错。而在一个强权的社会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等现象将这一问题变得更加隐晦和复杂，人们本能的为保护自己而愈加不敢有独立思想。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善良的人们也缺乏勇气去用自己的良心判断对与错，甚至于言行中有意无意的对被迫害者落井下石。人们也往往用法不责众来为开脱自己，觉得随大流总是最保险的。
真的是法不责众吗？
其实历史上很多史前文明、古文明的毁灭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圣经旧约的《创世纪》中的罪恶之城所多玛和蛾摩拉的毁灭，是个流传非常广泛的著名故事，一直被用来劝诫人们弃恶从善，听从神的教诲。
上帝已知所多玛和蛾摩拉的罪恶深重，但还是派两位天使降临亚伯拉罕家，受到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得的盛情款待。到了晚间，就听到外面吵吵嚷嚷，所多玛全城的人，连老带少，把罗得家的房子团团围住。他们呼叫罗得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二位天使当时都是男子的化身，所多玛的人所说要对他们胡为，就是进行伤天害理的行淫。
罗得认为保护客人是主人家的责任，这是祖上的规矩。他在众人面前哀求道：“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交给你们所为，只是这两个人既来到我舍下，求你们不要向他们做什么。”
那帮人毫不知耻，大声起哄：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作官哪。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得、要攻破房门。后来天使略施小计，就让门外的人，无论老少，都双目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到门。最后作了鸟散状。
后来，耶和华的天火喷下来，所多玛和蛾摩拉，顷刻之间，火光四射，浓烟冲天，整座城和平原的一切都毁灭了，除了亚伯拉罕一家。
七、结语
时至今日，我们是否也曾见过走在神路上的人被无辜的迫害？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事实上，近年来的传染病、天灾也在不断的给人警示。在大是大非面前，人都有选择的机会。纵容邪恶也同样是在犯罪。天网之下，一切自救都是妄谈。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人来一生不容易，何不堂堂正正、明明白白的走一回？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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