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似乎并不乐观。
根据银监会7月26日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二季度国内银行贷款质量继续好转，不良贷款余额和占比继续呈现“双降”。其中最核心的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占比大幅“双降”。
但这只是能够让人暂时高兴的数据结论。
银监会指出，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如此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工行实行财务重组、政策性剥离不良贷款所致”。仔细分析之后就会发现，如果剔除工行财务重组的因素，今年上半年国内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将不降反升，其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将增加723亿元。
更值得关注的是，如果剔除三家国有银行进行财务重组和政策性剥离因素而导致的不良贷款下降因素，从2003年底到2005年6月底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四大国有银行的实际不良贷款余额将会增加1100亿元以上。
“这与2003年的贷款猛增以及200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不无关系。”在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王一江看来，更实质的原因是源于国有银行与中央政府的博弈。
令人担忧的明降暗升
7月26日，银监会公布了二季度末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数据：主要商业银行（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1637.3亿元，比年初减少 5545.2亿元，不良率8.79%，比年初下降4.43个百分点。其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0134.7亿元，比年初减少5616.2亿元，不良贷款率10.12%，比年初下降5.45个百分点。
按照银监会的解释，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下降较多的主要原因是工行实行财务重组、政策性剥离不良贷款所致－－通过财务重组，工行政策性剥离了6340亿元不良贷款。
如果剔除掉工行财务重组对于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双降”的影响，今年6月底，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将增至17977.3亿元，比年初增加 794.8亿元；其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将增至16474.7亿元，比年初增加723.8亿元。短短半年，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有如此增加，不能不令人担忧。
这还不是全部。
事实上，从2003年底以来，与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大幅下降无不与财务重组和政策性处置有关。从2003年底中行和建行股改前夕到今年6月底三大国有银行相继完成财务重组，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每个季度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都会比年初“双降”：
2003年末，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9168亿元，比年初减少1713亿元，不良率为20.36%，比年初下降5.85个百分点；
2005年二季度末，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0134.7亿元，比年初减少5616.2亿元，不良率10.12%，比年初下降5.45个百分点。
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从19168亿元下降到10134.7亿元，下降了9033.3亿元。
之所以2004年二季度和2005年二季度不良贷款大幅“双降”，分别源于中行、建行和工行通过财务重组对总计10190亿不良贷款的集中处置。
但如果剔除了政策性剥离因素，那么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不是下降了9033.3亿元，而是增加了1156.7亿元！
而银监会对于银行业不良贷款的真实情况也相当清楚，从2003年底到今年6月底，银监会就多次就不良贷款情况进行提示：“由于部分行业的盲目建设，防范新的不良贷款难度加大”、“不良贷款实现明显‘双降’主要是6月份中行、建行和交行对不良贷款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集中处置”、“考虑到在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土地项目清理后，一些撤销和停缓建项目的贷款会形成一批新增不良贷款，实现全年不良贷款‘双降’工作难度加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下降较多的主要原因是工行实行财务重组、政策性剥离不良贷款所致”。
贷款猛增与宏观调控
由于贷款形成不良有一个周期，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国有银行过去一年半以来不良贷款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源于2003年和2004年发放的贷款成为不良。
从2003年到今年上半年，正是这一轮经济周期的高点，年均GDP增长率超过9%。2003年，金融机构新增贷款3万亿元，其中四大银行新增贷款 16786.33亿元：工行新增贷款3906.54亿元；农行新增3554.33亿元；中行新增2768亿元；建行新增3557.46亿元。
正是由于贷款猛增导致经济出现过热迹象，去年4月，中央政府开始宏观调控，经济增速逐步放缓。由于宏观调控必然导致某些行业的大起大落，与这些被“调控”行业相关的一些贷款开始成为不良。渣打银行资深经济学家StephenGreen日前称，经济周期走向下降阶段，通常会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的升高。由于未来两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企业利润的减低，目前国内银行发放的贷款存在成为不良贷款的风险，银行的不良贷款还可能继续攀升。
国有银行股改后不良贷款增加一直是央行行长周小川担心的问题。2004年5月21日，周小川在北京科博会·中国经济高峰会上演讲的主题就是《防止商业银行在改革后继续出现大量不良贷款的若干议题》。周小川讲了7个问题，第7个就是“为了有效防止商业银行在改革后继续出现大量不良贷款，应尽力控制好经济周期，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周小川指出，“实际上，银行经营中最担心的就是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在宏观经济‘大起’时，谁都能够看到银行的经营情况比较好，利润比较高，资产质量提高也比较快。例如最近几年大家看到我国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每年在降低３－５个百分点，看起来情况很好。一旦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尤其在‘大落’的情况下，有可能大量的不良资产会突然暴露出来，变得难以控制。”
打破银行与政府的博弈
对于中国国有银行改革有深入研究的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王一江博士认为，国有银行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博弈关系，正是这种博弈关系导致了2003年以来的贷款猛增、宏观调控和实际不良贷款增加。
过去几年，中央政府和央行对于国有银行提出了不良贷款“双降”的考核指标，要求国有银行通过增加盈利能力来消化不良贷款。在国家控制着银行存贷款利差的情况下，银行只要多存多贷就一定能够赚钱，于是国有银行就拼命放贷，放贷多了盈利就会增加，就能够有更多的利润来消化不良贷款；同时，多放贷也可以扩大贷款的分母，从而稀释不良贷款，达到降低不良贷款比率的效果，从而满足中央政府的要求。至于贷款发放产生的风险，则要等到几年以后才会逐步暴露，不会对国有银行领导的短期机会主义行为构成约束。
这种情形在2003年十分明显：国有银行贷款猛增，盈利增加，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双降”。但是这样拼命放贷的后果是宏观失控，导致经济过热，最终迫使中央进行宏观调控。而宏观调控则导致了新的不良贷款产生，这就是国有银行与中央政府博弈的结果。
“要想打破这个博弈，就需要真正割断中央政府和国有银行的关系，取消中央政府对国有银行的干预，甚至改变中央政府通过制定一些指标要求国有银行办好的干预，让国有银行在与外资银行激烈的竞争中改变自己资产质量不高的劣势”，王一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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