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小时候正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年代，华夏硝烟四起，家中贫困不堪。为躲避战乱，奶奶带着全家从县城逃到乡下种田，爷爷是“挑四八股绳”四乡沿街叫卖的货郎。从小受苦的爸爸很早就开始协助爷爷，奶奶挑起家庭的重担，拉扯更年幼的叔叔和姑姑。
当陈毅大军在山东荡平了蒙良崮挥师北上时，我的家乡成了全国最早的解放城市之一。一家军用小造纸厂随军从胶东解放区迁来，爸爸成了这个工厂的第一批学徒工，次年，爸爸做了新郎。
在工厂里爸爸勤劳苦干，深得老师父们的赞誉。尽管仅有高小文化水平，可爸爸勤奋好学，心灵手巧，不久就在工厂的政治宣传和文艺活动中脱颖而出，吹拉弹唱文章书画无所不能，逐渐成为工会骨干分子和党团干部。许多年后我大学毕业，踏着爸爸的足迹又去了那家已成为大型企业的工厂。许多老职工对我谈起爸爸当年在工厂里演唱黄梅戏及京剧等情景时，依然记忆犹新，赞不绝口。
爸爸从一名普通工人成为国家干部，进入了这个地级市的机关大院，一干就是三十几年。“四清”时登自行车下乡，文革时陪“走资派”挨斗，住牛棚，学大寨，学大庆时下基层“蹲点”，几十年如一日，就象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党指向哪里就摆到哪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做人。因工作需要在机关的许多部门都做过，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公认的“老黄牛”。但是，由于爸爸生性耿直，不善阿谀逢迎投机钻营，因而得不到领导的赏识，许多年来始终是一个“大头兵”，没有被提拔起来。工资也是几十年一贯制－－－“３４．５元”，人称“米发扫”式干部。
八十年代初，组织部门任免提拔干部的内定标准是“知识化，年轻化，革命化”，先决条件是“知识化”，于是一大批有大学学历年轻有为的干部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我当时刚毕业分配到工厂里几年，也被厂党委列为“第三梯队”重点培养，成为厂里最年轻的科长之一。而爸爸只有小学文凭，“革命化” 有余而学历不足，当然不在考虑之列，继续在机关里当“大头兵”。过了几年，这个标准悄悄变成了“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以“年轻化”为先，而爸爸已经不年轻了，只能安排一个中层职位，担任了任何人都不愿做，出力又不讨好的差事－－“纪委书记”。再后来，当上述提干标准变为“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不再强调学历和年龄时，爸爸的身体已经完全垮了下来，不能继续胜任工作了，从此“官场”再与他无缘。我猜想，眼看着当年的下属一个个提拔成了自己的上司，爸爸的心情是苦闷和不平静的。表面上看来这是个职位问题，实际上多年的辛勤工作得不到社会和是领导的认可，还被那个变来变去的所谓“提干标准”戏弄，任何人的心里都是难以承受的。
最终，“老黄牛”病了，不得不住进了医院。刚开始时没有床位，爸爸只能躺在走廊边的临时病床上。那时医院里盛行给医护人员送“红包”，否则病人就不可能得到应有的医治。我找到了时任该医院办公室主任的同学，在她的指点下挨门挨户地给医师，药剂师，护士长，主要护士等送礼，好不容易将病重的爸爸从吵杂的走廊搬进了特护病房。什么是“特护病房”？无非是一个安静一点儿的单间而已，除了常规的医生查房和护士打针，其他的护理一律由病人家属负责，照看病人的坐卧服药喂食更衣擦洗。既使需要拍ＣＴ，照Ｘ光，也要家里来人将病人抬来抬去。在爸爸住院的几个月里，全家人车轮大战２４小时值班。爸爸在病床上挣扎和喘息，我们在病床边受罪与落泪。
爸爸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他自己和我们全家都明白他的来日无多了。在最后的几天里，爸爸让我们去请单位的领导。因为他负责纪委工作，在他的文件柜里还有一些重要的群众来信，揭发材料，还有一些未竟的工作，关乎基层党组织的威望和形像，他需要当面将钥匙交出并向组织做出最后的交待。可是，当那位领导终于来到爸爸的病床前时，只是冠冕堂皇地说了些“祝你早日康复”及“不必再操心了”之类的话就匆匆离去了，根本不理会爸爸的诉说和转交。当送走了那位领导回到病房时我看到，爸爸枯槁的手中握着一串钥匙，两眼热泪滚滚……
爸爸老泪纵横，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见过爸爸流泪。爸爸是倔强和顽强的，家庭的拖累生活的艰难不曾使他皱眉和叹气，工作的压力官场的险恶未曾让他退缩和害怕。他现在哭了，是那样的痛心。不是因为单位领导在他病重期间不关不问的态度，近万元的住院费药费没有着落，更不是因为辛苦一生得不到升迁的机会，家徒四壁寒酸荒唐。我想他是在为理想的破灭而悲伤，因事业的无望而忿恨。他曾执着地为了那个理想献出了毕生的一切，始终不渝和虔诚地维护着那个党的利益和形像，到头来却得不到任何理解与支持。如其说他在流泪，倒不如说他的心在流血，在破碎。他的精神彻底地失望和崩溃了。有一首歌中唱道：“党啊，亲爱的妈妈”，可依我看那党更象一位“后妈”和“恶婆”，因为你没有善待那些忠诚祖国的儿子们，更因为你允许贪污腐败等丑恶泛滥。我时常暗自发问：你还是那个信誓旦旦为人民谋利益的“先锋队”吗？我看到镰刀斧头虽印在你的那面旗帜上，却实实在在地被你踩到了脚底下……
爸爸的弥留之际，气若游丝似有似无。当他又一次从昏迷中醒来，示意有话要说。我来到他的床前将耳朵贴近他的嘴唇，听他用嘶哑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话。他的大意是：这么多年来努力工作，无愧于良心，但不知道为什么却得不到一个好的结果。他不明白为什么社会发展会成这个样子，对国家的未来很失望。他希望我吸取教训，不要步他的后尘，因为在我身上他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的结局将是我的未来。最后爸爸将手中的钥匙交给我，因为我也是“党的人”，懂原则和纪律，知道如何妥善处理他的文件。那是爸爸最后一次跟我说话，他是在拼着最后的气力诉说积淤在心中的苦闷并做出临终的嘱托。
爸爸带着惆怅和遗憾走了。几天之后我来到他工作过的办公室，清理他的文件和遗物。除了书籍，文件和信件之外，还在爸爸的抽屉里找到了一张存折，令我吃惊的是上面只有３７元钱。环视爸爸工作过的环境，抚摸着印有爸爸指纹的办公桌我心潮澎湃；这就是一位为党和国家工作了４５年的老党员留给社会及后人的一切了。对比政府机关中的许多领导人物结党营私贪污腐化中饱私囊，社会上道德沦丧强取豪夺世风日下，爸爸的一生是清白正直和令人崇敬的。我强忍泪水，向着爸爸曾经坐过的地方深深地鞠了一躬。
回到家里，将爸爸的那张存折交给了妈妈，让她留做纪念。那些检举信和调查资料我决定烧掉，不留后患。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保护那些有问题的人物或贪官，而是为了那些写检举信和提供证明材料的人免于受到骚扰和迫害。因为我对那个党早已失去了信心，不认为爸爸遗留的问题能得到公正的处理，其结果往往与许多善良人们的愿望相反。小院里烟火缭绕，纸灰飞扬，似在悼念爸爸走远了的灵魂和他那逝去了的理想。
第二年，我出走国外，离开了那片洒满父辈和我辈的汗水又令人伤心的土地。
□ 寄自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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