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８年５月８日下午，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明确提出“插红旗”“拔白旗”的问题：“我们要学习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有两种，一种是插红旗，是应当的；一种是插白旗，是不应当的……红旗横直是要插的，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我们无产阶级插。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就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此后，全国各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
８月１７日至３０日，北戴河会议把党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发展到了顶峰。会议提出，为了保证各项工作的“跃进”，必须采用“拔白旗、插红旗”的工作方法；要对“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严厉批判，使“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在思想上彻底破产；要把“白旗”、“灰旗”统统拔掉，要把“跃进红旗”普遍地插起。
在农业领域，“白旗”主要是指对密植持异议的“稀植论”和“密植减产论”，以及按传统耕作方式进行生产的干部群众；而把“敢于创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改革工具”显著的、特别是学习密植经验积极一亩地下几百斤种的干部群众，统统都看作“红旗”，一大批实事求是的领导干部、劳动群众被打成白旗。
在工业领域，鞍山钢铁公司下属炼铁厂的厂长陆达，由德国学成归国，是冶金专家，因主张工厂由厂长负责，被作为“白旗”拔掉。《工人日报》社社长陈用文等也因反对虚假被打成白旗。在大购大销的商贸思想指导下，以完成购销好坏实行“插红旗”、“拔白旗”，促使了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现象泛滥。
在军队方面，１９５８年５月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在全军普遍开展了错误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刘伯承在会上作了检讨。随后在全军范围特别是在军事院校内普遍搞起了“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整肃了一批干部，尤其是军队中的知识分子。
科学教育领域是“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的重灾区。仅北京大学就拔掉了冯友兰等几百面“白旗”，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也被当做“白旗”拔掉。在学校特别是高校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以思想改造、思想批判为中心，落实“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方法是“拔白旗”－－－名教授、名学者和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轻视劳动，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坏思想和坏作风；“插红旗”－－－大搞“教育革命”、批判“参加劳动是浪费人力论”和“教材神秘论”。教学内容也改成开会、向党交心、搞红专辩论，大张旗鼓地批判个人主义。
在史学领域，因为“拔白旗、插红旗”运动而刮起了“史学革命”之风，强调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只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惟一动力，只有农民战争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史学研究丧失了自由、平等的探讨。而古典文学领域则被姚文元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文学研究中最后一个阵地”，“现在思想战线也要大跃进，其内容之一，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展开更广泛更深入的斗争，把毛泽东的红旗插遍文艺领域。”由于“白旗”、“灰旗”的定义含混，不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那样定性清晰，“白旗”帽子也就不如“右派”帽子那么可怕，受的苦难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但总体来说，“白旗”们的处境没有“右派”那么悲惨，家破人亡的事情也少得多。但是，“插红旗、拔白旗”在许多地方造成人为紧张，有的地方和单位刻意在未成“右派”的人群中再度搜寻可作为“白旗”、“灰旗”拔除的人物，使一大批人因此遭殃。
对“拔白旗、插红旗”的做法，中共中央上层意见并不完全一致。１９５８年邓小平在听取康生、胡乔木、胡绳、邓力群等人汇报学校教育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时说：“拔白旗不要乱拔，是拔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拒绝党的领导、要党听他的人。至于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造成一种百家争鸣的环境和气氛。要允许人家讲话，要让人家讲完，做到畅所欲言。发现知识分子有些沉默，要注意。”１９５９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全国各地主持教育、宣传、出版工作的干部会议上说：“红旗可以插，白旗、灰旗不要拔。”同年罗荣桓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的一个会上说：“现在看粮食越紧张，越是去年放卫星的地方，不紧张的倒是去年插白旗的地方。”７月２１日，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发言：“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同“大炼钢铁”等运动一样很快就由于违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而暴露出了严重的问题，运动来势迅猛但结束也快。随着１９５８年１１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中央纠“左”的开始，这场“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就不了了之，悄无声息地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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