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难磨灭的屠杀见闻

快三十六年了，当时的惨景仍历历在目，令人永难磨灭。

当年的新生红色政权－－全县各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就先后都刮起了大批抓人杀人的十二级台风。待到融安县革命委员会八月十日成立，八月十三日上午就召开了“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誓师大会”。融安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原融安县武装部政委）刘彬在会上号召：“立即紧急行动起来！向阶级敌人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刮起十二级台风！要抓一批人、判一批人、杀一批人！坚决镇压他们，毫不留情，毫不手软！”会后立即组成纠察队，收集捆人的绳子。八月十四日早上，那些戴着 “纠察队”红袖章的武装民兵，个个荷枪实弹，满脸杀气的挨家挨户抓人。抓到后即五花大绑，拳打脚踢，皮带抽，枪托敲。被打得鼻青脸肿，血流满面，躬腰跛脚者随时可见。在长安革委会的监狱（原县百货大楼）里，岑友培被打断手。梁树文被跪被打得眼冒金星、手肿很大。苏权被打得鼻青脸肿。融安县革委会纠察队指导员韦某某一见共产党员王国华就骂：“你这个地主仔有今天！”“韦操起一根木枋，一棒就把王国华打倒在地，把肋骨打断。县水电局干部罗美和被抓时据理质问： “你们抓人有逮捕证吗？”抓人的得意洋洋地指佩戴的红袖章说：“这就是逮捕证！”被抓人员有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工厂工人、街道居民，也有公社农民，不分男女、老少，只要你上了“黑”名单就别想跑掉。当时有成员参加过四•二二的家庭，家家被吓得魂不附体，寝室不安。有的甚至还未被抓到，为了避免遭受那惨绝人寰的皮肉之苦，上吊的也有，割喉的也有，早早地结束自己的“狗命”。长安建设街第九组贫民唐毅八月二十日接到通知，要自带高帽，黑牌第二天去游街。唐毅知道此去必死，与妻子卢冬梅把尚读小学的一女三子送到外婆家后，两人哭了一夜，凌晨上吊自尽了。

八月十六日是长安镇圩日，早上五时先枪杀了长安贫民周老关。上午八时杀了县教育局的莫海明和教师曾漫涛。中午，纠察队按革委会的安排，押着三十多人游街示众，当天即有三十七人被拿着木棒、铁棍、砖头、石块的凶手们活活打死在大街上，血腥气弥漫了整个县城。

八月二十一日，当天又是长安圩日， 更大的惨案再次发生。在许多肩挑手提物品的赶圩人群中，夹杂着一些手操木棒的壮汉，此情此景，似乎隐藏着某种凶险。快到中午时，只见纠察队押着一队队被捆绑着的“四•二二造反派”从百货大楼出来，往县城的几条大街去游街示众。到了街上，有人在宣读着这些“四•二二造反派”的“罪行”，而被捆绑着的这些“罪犯”则个个低着头，抖抖索索的挪动着沉重的双脚，死人般的脸青灰青灰的，他们已预感到大难临头，但口中仍在说“我有罪……请罪……罪该万死……请饶了我的狗命……。”

走着、批斗着，打着，骂着，看热闹的，想打人取乐的，泄恨的，围观者越来越多，大街上乱哄哄的，有人早已急得心痒痒，声嘶力竭地大喊着“打死他们！打死他们！” 纠察队员最后一句“交给群众处理”话音刚落，马上就看到有壮汉挥舞着大棒呼呼地朝着那些仍在喃喃请罪的“牛鬼蛇神”们的手上、脚上、身上、头脑上打去。刹时间只见木棒翻飞。此起彼伏。砖头、石块纷纷泻下，“嘭、嘭、嘭……地响着。被打中者有的当场倒下，满面血污；有的则挣扎着趔趄地向前乱跑，无奈双手被捆绑着，哪里逃得了，随即被飞来的木棒、砖头、石块击倒。人们打红了眼，手中没有“武器”的，则抢过赶圩农民手中的扁担，抡起粉摊上的木凳，穷追猛打。哪怕平时与这些“牛鬼蛇神” 素不相识，此时都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非置之死地不可。而有些则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车间工友、同校师生，这时都“六亲不认”，非把对方打死才解气。满街的哭喊声、饶命声、追打声、漫骂声、狂笑声，声声撕心裂肺。满街溅洒着鲜红的人血，汇聚成一条条小沟。沾满鲜血的砖头、木棒，横七竖八的尸体，构成了融安县长安镇一九六八年“八•二一”不堪入目的一幕。

当天的太阳特别毒辣，列焰腾腾，烧烤着这座遭难的小城，浓烈的血腥味阵阵扑鼻而来，令人直想呕吐。在塘码头融安饭店门前的十字街口，躺倒着七、八具血淋淋的“尸体”，有的脑壳已开花，脑浆四溅；有的手折脚断，却尚未断气，仍在痛苦地抽搐；有的脸被打肿得如同脸盆般大，满脸血浆； 有一具“尸体”七窍流血，仿佛仍未断气，只见他一呼气，一串大大小小的血泡弹射而出，大的如同拳头大，中的如乒乓球大，小的如串串葡萄；一吸气，一条血的带子直拖到他的鼻子、嘴巴。（另听别人说有的死者还被人用修尖了的竹签从嘴巴戳进去，从后颈窝穿出。）街边则象雨后的流水那样，一条条小沟汩汩流动的却是鲜红的人血！

傍晚，由“被缓期执行”的“四类份子”去收尸，尸体全部抬到融安中学校办农场的菜地上，一溜地摆着。数一数，一共五十六俱，老的已有六七十岁，小的是一个只有十多岁的男少年蓝水养。

是夜，整个县城死一般的沉寂。沾着一点“四•二二造反派”气味的，沾着一点“走资派”、“二十一种人”、“四类分子”气味的，哪怕是在家里，人们连大气都不敢出，偶尔响起一两声狗吠声，也把人吓得胆战心惊。

过去我只从历史书里看到清兵的嘉定三屠、蒋介石的“四•一二”屠杀、日本兵的大屠杀，但毕竟不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所以感受却总不怎么深刻真切。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我目睹了长安镇上发生的屠杀血案，真真切切，那是刻骨铭心的，永难磨灭的。直到今日，每每想起行凶者的残忍，遭难者血淋淋的惨状，仍不免会被吓出一身冷汗。

这些死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湖南道县杀４１９３人，被迫自杀３２６人。其中被杀的未成年人数百人，最小的仅出生十天，被杀的主要是四类分子与其子女，少数是湘江风雷派的造反派。广西宾阳十一天打死三千六百八十一人（其中：国家干部五十一人，教师八十七人，工人二十七人，集体工七十五人，农民居民三千四百四十一人，使一百七十六户全家灭绝），被杀的也主要是四类分子与其子女。而长安镇八月杀的人，主要是沾了“四•二二”造反派气味的人，没有一个是四类分子。当时融安“四•二二”造反派被抓了几十人进监狱，仅融安中学一个学校就被抓了七个教师一个学生进监狱。融安革委会清查是否有人搞电台，把会修收音机的融安中学物理教师马进奎抓进了监狱，却把马的妻子不沾政治的工人曾碧英棒死在大街上，抛下了尚读小学的二子一女。八月被杀的是不够资格进监狱的人。他们是：公靖波，融安财政局的中共党员；钟维錞，岳朗，融安财政局的公务员；周富云，融安县委工作队的中共党员；黎继昌，长安税所公务员；莫海明，融安县教育局公务员；朱伯初，融安工商联主任；殷远芳，县邮电局职工；向金荣，县粮食局直属库中共党员，工人；覃美荣，长安粮所干部，复员军人；黄斌，大巷粮所干部；胡雄，县油脂公司干部,50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律系；黎锡，县粮油加工厂工人；钟毓明，县粮油加工厂中共党员，技术员，转业军人；刘显扬，县粮油加工厂干部；李智元，县粮油加工厂干部；覃启明，县酒厂青年工人；傅剑秋，服务公司照相工人；刘祥斌，服务公司饮食店工人；王德裕，服务公司旅社工人；覃国雄。县桂剧团扮演杨子荣演出《智取威虎山》的青年演员；韦超云，县供销社干部；韦亮，杨捷荣，县公路段工人；罗美和，县水电局技术工人；满举世，县拖拉机站青年拖拉机手，死时被用杀人的木棒塞进嘴里；陈德渊，戴景松，孔繁树，长安铁木工厂工人；戴景培，教师；王振声，长安护林队工人；陈友才，长安和平街中共党员；杨贵安，长安竹器社中共党员；张德尧，长安服装厂工人；曾碧英，五金社钟表组工人;韦克利，长安车缝社工人；李引弟，竹器社工人；黄太成与其岳父，长安渡船社工人；张炮光，理发社工人，复员军人；蒋喜田，理发社工人；杨火美，长安棕绳社工人；林世民，长安服务社劳工；黄太培，杨冬梅，甘雄飞，长安新华街居民，劳工；陈云发，曾安苟，长安长庆街居民，劳工；尹新贵，和平街居民，手工业工人；江绍先，和平街居民，劳工；雷振强，35岁教师；李庄和，长安插队青年；周老关，长安以埋死人为生的土工；余寿宽，余寿松，龙安志。陈汉英，立新街居民；余万春，长安诊所医师；蓝水养，长安车缝社社员之子;蔬菜社的曾曼涛，……

八月二十六日，因为庆祝广西革命委员会成立，暂停杀人一天。

当时，以支持“四•二二”造反派闻名南宁、柳州的6984部队，其团部和一个营一直驻扎在长安镇。所以融安县革委会在长安杀“四 •二二”造反派一直是有所顾忌的，不象广西宾阳那样公开催下面加紧杀人，而是口头上说不准杀人，谁杀人谁负责。

九月一日，听上面说不准杀人了，杀人杀红了眼的人又抓紧时间赶最后一班车。中午，我们又有同学的亲人被杀。其中有一家三兄妹，老大是高二学生，老二是初二学生，都跑到上海老家躲广西武斗去了，父母是从上海来融安县民族医院支援边疆的医护人员，被融安县民族医院的同事绑赴批斗会场“交给群众处理”，双双惨死在木棒之下，只留下尚读初一的的妹妹在融安无依无靠。本来十分幸福美满的家庭，瞬间变得悲惨万分。县农械厂这天杀了八级工梁杞和、28岁的复员军人工人程建勋、中共党员周泽林、28岁工人陈正禄、30岁工人周景光、36岁工人房志明。我的同学的父母药剂师程椁、护士长冯培荣是一对经常手牵着手上街走的恩爱夫妻，没有参加文革两派争论。 融安县民族医院张医生将检验师程椁、护士长冯培荣绑到长安体育场。张某指体育场一侧灯光球场刚被打死的尸体说：“看见了没有？那一帮就是你们的下场！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要讲的没有？”程、冯二人一言不发。接着张医生宣布程、冯罪行，交由群众处理。随即有一青年用杉木疙瘩棒打程药师头脑，程鼻子喷血、两眼圆睁倒在妻子脚下。张某问冯：“你看清了没有？你现在还有什么要讲的？”冯一言不发。在那腥风血雨的岁月，要你死你就没法活，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难道对杀人凶手还能寄一丝一毫的希望吗？张医生一句“交由群众处理”，冯护士长就被棒中头脑，倒在丈夫的身上。这对恩爱夫妻死时都两眼圆睁。他们都死得不甘心哪！长安镇革委会杀了十个二十一种人、四类分子。他们是建设街第九组的“地主分子”罗杰、罗毅兄弟，同一组的“坏分子”覃梅枝，长庆街的“富农分子”吴仁富，同一街的古成寿、潘炳成等。其中罗毅五十年代时还是学生，后来做了国家干部，因为家庭出身地主，六十年代被开除回家，戴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以做泥水工帮人上房补瓦为生。覃梅枝以编竹篮卖为生,是因为帮人扯过牌算过命，结果被戴上坏分子帽子。本组治安委员杨某曾因性交夹色昏迷，覃梅枝赶去医治救了杨一命。9月1日上午杨某却把覃梅枝绑去要了覃的命。杨某的父亲挨家挨户通知：“今天敲四类分子，去敲啊，去敲啊，不去敲的就有罪啊！” 吴仁富出身富农，把自己的菜园打扮成花园，还挂上了刘禹锡的陋室铭，结果被戴上了富农分子的帽子。

文革中融安究竟死了多少人？1996年6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融安县志》第177页写到:“在‘处遗’中，查清融安县‘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共1416人，其中，农村、城镇居民1228人，机关干部职工188人。”而1969年12月融安县公检法军管会上报的数字是：查明刮台风乱打死1089名（其中地主分子112名，富农分子61名，农民475名，工人9名，学生21名，伪军官20名，其他391名），因刮台风造成自杀126名（其中地主分子18名，富农分子10名，农民64名，工人2名，学生14名，其他8名）融安大将乡龙妙村的龙妙街竟因此被人称为寡妇街。

当时杀人的人心里是怎么想的? 长安建设街第九组共三十多户人,死了王德裕、周景光、覃梅枝、罗杰、罗毅兄弟和唐毅、卢冬梅夫妇共七人。而这组在长安参与杀人的只有两户，一姓杨，一姓陈。九月一日早上，五十多岁的杨大爷就挨家挨户通知：“今天敲四类分子，去敲啊，去敲啊，不去敲的就有罪啊！”中午，五十多岁的陈家阿婆敲人回来，两手都是鲜血，笑呵呵地去融江河洗手。下午，长安镇革委会副主任刘子卫到县武装部开武装部长会。会上，县武装部长、县革委会主任季树春问：“老刘，今天长安又敲了一批人？”刘子卫说：“又敲了一批！都是四类分子、二十一种人，长安的四类分子、二十一种人太多了，敲点去少管他一点还好！敲这一批来收尾！”到会的武装部长都放声笑了起来。

当时革委会里有坚决反对杀人的吗？8月16日上午，长安革委会是五人领导小组讨论通过杀人名单。当天杀人后，一位姓黄的便回家去了一个月。8月20日下午，长安革委会是四人领导小组讨论通过杀人名单。21日上午，一位姓宁的又出差柳城去了。剩下三人，主要领导八十年代便成了县中共纪检副书记。

1967年四十七军６９５０部队出面制止了湖南道县的屠杀，为什么6984部队没有出面制止融安的屠杀？因为当时是一九六八年八月！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力已不是一九六六年八月的高干子弟红卫兵，也不是六六年底六七年初“二司”、“三司”的红卫兵造反派，“走资本主义当权派”都被批倒批臭夺了权了，最听话的“工人”、“贫下中农”已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军代表大都成了各级政权革委会的主任、副主任。刮台风的老板已不是一九六七年八月的道县红联的头头，而是更高级的掌权者。“刮十二级台风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不是山区小卒的发明，而是《广西日报》九篇社论的主题。早在七月份，广州军区就给部队下了命令：现在是工人、贫下中农起来主宰运动的时候了，部队要支持群众运动，不要干涉群众运动。七月二十七日，6984部队用军车护送一批逃亡到长安的“四•二二”成员回原籍泗顶。结果被泗顶的“产业工人”和“贫下中农”把初中三年级学生温继初等十二人从军车上强行拉下，用木棒、石头活活打死在军车旁。军人拚命阻拦只保护下两名初中二年级女学生。其中一位女学生头部都仍被打了一棒。八月十五日，长安一帮学生调枪抓了融安中学“四•二二”学生，毒打，剃阴阳头。6984部队知道后赶忙去交涉，十六日凌晨五时就去把学生要回。学生刚走出牢房，惊心的枪声就划破小城的黎明。以埋死人为生的土工周老关被从牢房拉出去枪杀了！

1968 年７月２７日，由中央警卫团（代号８３４１部队）指挥的三万工人组成的“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占清华园，说明上面已把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力调整为工农兵。在广西，刮台风的主力自然也不是红卫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记述:，1968年8月2日，经上面批准，广西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主要负责人命令六九一二、六九六六、六九三六等部队，以及广西南宁“联指”工农武斗人员和武鸣、邕宁、横县、崇左、上林、马山、玉林、贵县、陆川等县“联指”工农武斗人员大举包围南宁的广西“四·二二”解放路据点，开枪开炮，一片火海。5日，攻打解放路基本结束。解放路及其附近三十三条街（巷）被炮击焚烧成了一片废墟。南宁的广西“四·二二”全部覆没。据不完全统计，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打死一千四百七十人，抓获“俘虏”九千八百四十五人。其中：展览馆四百七十三人、解放路八千四百四十五人（包括在押居民二千五百人），“四·二二”赴京控诉团四百二十七人，“流窜犯”五百人。被 “俘”人员交各县拉回去“处理”七千零十二人，其中被打死二千三百二十四人。1968年8月12日 ，经上面批准， 河池军分区奉广西军区之命，调宜山、河池、巴马、天峨、南丹、东兰、凌云、乐业、罗城等县和金城江的人民、龙江、东江兵工厂的“联指”工农武斗人员，会同六九一一部队、凤山人武部中队共四千四百多人到凤山，对逃散在南山和北山的“广西四·二二凤山县七·二九革命造反大军”人员全面包围，抓捕了一万多人（当时全县人口共十万三千一百三十八人）。仅这一次“围剿”，全县枪杀打死一千零一十六人，占“文革”中被杀死、迫害死总人数一千三百三十一人的百分之七十强。被杀害的人员中有国家干部、工人二百四十六人，参加过红军的二十人，参加过赤卫队的十二人，参加过游击队的一百一十七人。全县八十六个大队，有八十一个大队被“联指”枪杀了人。在融安，广西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多次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报告融安问题,经批准,七月十五日6984部队奉命围剿了融安大巷公社农民造反总部，抓了120多人。接着把融安教师斗私批修兵团全部成员抓进监狱。在这样的背景下，6984部队怎么还能对融安的屠杀有什么作为呢？

惨案发生至今已过去了三十多年，写此文纯粹是为了记录历史，警示后人。我抬头，问青天，我们已经真正吸取了文革的教训了吗？我们是否已经采取有效的措施，是否真正尊重了别人的生存权,三十六年前的悲剧真的不会再重演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