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国内斗、特务党棍策动反日
* 弄巧成拙、中共国抗日闹双胞
* 民众会意、抗日怒潮排山倒海
* 覆水难收、胡锦涛逞最后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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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国内斗、特务党棍策动反日
从四月初开始，僵死的中共国社会忽然闹起了反日大游行，据说是因为那可恨的小日本企图挤进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且又拒绝拒绝承认历史罪行，还以修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的方式美化军国主义。可奇怪的是，抗战胜利之后，日本拒不认罪的顽劣行径始终就没有改变过，因日本侵华得以攫取中国大陆政权并因日本长期经援得以壮大的中共也一直推崇中日友好，可中南海今次却突然一反常态，从其放弃战争赔偿、搁置钓鱼岛领土主权、逮捕并压制民间抗日人士的一贯媚日立场向前“跃进”，摇身一变变成了由特务、党棍策动民众上街反日的“领导”力量。这，在共产汉奸当道、卖国维权第一的中共国，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推敲的政治事件。
纵观中共国的历次政治运动，没有一次不是从党内两种势力的权力决斗开始、然后向外延伸、扩展到整个社会的。昔日的反右，始于苏共控制的代理人同红皮萝卜毛泽东(苏联指控毛泽东是外红内白的土包子共产主义)之争；随后的文革，起因于毛刘两个主席之间的大血拼；而六四学运，更可见共党新生代借反贪向邓小平夺权的“黑手”。最近，北京透露出来的消息显示，除江系余孽窥视大位伺机夺权之外，刘亚洲(中将、李先念女婿) 彭光谦（少将）、刘鸿基（少将）、李青（教授）、徐晓军（大校）、韩诚（大校）、李效东（大校）、赵宗九（大校）、奚纪荣（大校）、方敏（大校）等少壮军人更企图组织一次“中日关系青年研讨会”，直接挑战胡锦涛的权力，结果被胡喝令取缔了。
不过，这次研讨会要求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还是辗转地流传到了互联网上。少壮军人们称：“日本人屡屡欺负我泱泱中华，甚至直到今天也敢小瞧我们，教科书事件、靖国神社事件、将台海纳入其防卫圈、宣布开采东海油气田等等，气焰之嚣张，态度之横蛮，莫此为甚！政府慷慨地放弃对日索赔，换来的竟是对手的拒绝认罪、极度轻蔑和公然挑衅。这一切，都最终铸成了、甚至还在继续铸造着彼强我弱。而弱、就说不起硬话；弱，就要被人鄙视；弱，就得受制于人”。
“今天，我们的贪官污吏如雨后春笋、前仆后继，在一百四十六个国家中，中国的贪污/清廉指数排名第七十一位，而日本却是第二十一位，这还不包括我们每年天文数字般的决策失误和公款吃喝的浪费数据”。
“在今天这个谁站在信息科技之巅就站在全球之巅的时代，彼方是信息无障碍地交流、碰撞、激励和竞争，而我方则是绞尽脑汁般地封网、过滤、钳制和内耗；彼方是最大限度地调动、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而我方则是最大限度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这彼我双方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文社会体制，难道最终不都会反映到国民的综合素质上？难道最终不都会落脚到综合国力上？那种认为只要西方技术只需引进硬件就行，那种将先进技术与产生这种技术的先进人文环境分离的思维，从当年的洋务运动到今天的改革开放，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是一条将中华民族引向自甘落后、自取其辱之路，可今天却还是有人要硬着头皮继续走”。
“古人云：欲人尊我，必先自尊，欲人重我，必先自重。所以，我们要日本人不敢轻侮我们，首当其冲的是我们自己要自尊自强！既然世界各民族国力的较量，归根结底是政治制度的较量，既然政治制度的落后，归根结底要落脚到经济效益上，那么我们今天就不能再坐视我们的政治制度继续停滞落后下去了”。
“我们呼吁：1.全体国民，上上下下，都一道来反思导致中国落后、受日本人轻侮的深层原因，都一道来探索能最大限度地激励全民族创造性活力的制度环境问题，都一道来推动真正能使我中华民族崛起的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和转型；2.通过立法，立即无条件否决并废除此前中国政府所通过的任何放弃对日索赔的条约或承诺，必要时可考虑启动全民公投机制，赋予法源；3.向日方进行交涉，不得染指我东海油汽田，必要时可派出舰队保卫祖国海疆；4.立即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华战争罪行之战争赔偿与日本政府展开谈判；5.创造一种机制，展开中国政府与民间力量之间的对话，共商国是，以形成全民共识，寻求一种有步骤、有秩序地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
少壮军人公然要求改变政治体制的努力，再次证明了胡锦涛政权正受到来自党内高层左右两个方面的全方位挑战；而其中，利用中共一贯宣传的爱国主义巧妙包装的军人，挥舞强国大旗展开的要求改变现行政治体制的诉求，更是令中南海的当权者们感到难以招架。由是，抗日爱国的激情也就顺理成章地从中共党内流向了中共国社会，从而爆发了这次中共建政以来最大规模的街头反日风潮。
对于这么样的一次街头反日运动，以胡锦涛为首的共产中央当然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中南海党头此刻的心情，有如满清末年慈僖太后那样五味杂陈。为了共产政权的苟延残喘，共头们必须媚日，但为了硬撑爱国主义的门面愚弄百姓搞“统一”，他们又必须摆出一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架式。于是，西太后利用义和团杀洋人、再反过来帮洋人杀义和团的政治闹剧，又重新登上了二十一世纪中共国的政治舞台。
按照胡锦涛的如意算盘，乘日本企图挤进联合国安理会之机，掀起一次由党国政府统一指挥和控制的街头反日运动，为胡温体制加分，简直可以做到一举四得。首先，激烈的反日发泄，可以堵住党内、军内因民族主义滋生而发展起来的激进改革势力的嘴巴；其次，可以让六四之后沉闷了十几年的中共国人找到一个发泄心头怨气的机会，借以舒解整个社会针对中共的你死我活的刻骨仇恨；第三，遍布党国社会各个角落的特务们，更可以乘机从那些反日最活跃的群体中去发现能够颠覆共产政权的组织和个人，即时予以控制和逮捕；此外，对于决心将台湾海峡纳入防卫圈的日本，胡锦涛也可借提升反日情绪增加其自身的讨价还价筹码，从而尽量削弱日本遏阻中共扩张的潜力。
* 弄巧成拙、中共国抗日闹双胞
就这样，中共国向外界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日、抗日场景：首先，世界舆论看到了，拥有日本轿车、由日本先进科技腐化起来的中共党棍、特务，带领着大学生们，有持无恐地冲向了日本大使馆、领事馆和日本人在中共国开设的商号，挑起了一场由中共官方统一指挥的、像模像样显示力量的“群众”反日示威。其后，海内外媒体又看到了，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中央下达了紧急煞车命令，全副武装的共产警狗同超越中共控制、全身心投入抗日救国的示威群众发生了正面冲突，并有不少热血民众因抗日报国而惨遭逮捕。
消息人士称，四月十日，胡锦涛从山东视察返北京后，严辞取缔了共产军少壮将领筹组的那场中日关系青年研讨会。该研讨会，原准备邀请军内高级政工人员和青年学者参与，共同讨论中日关系走出困境的新思维，以及谋求相应的发展对策。对此，胡锦涛大发雷霆，批评组织会议的军人故意煽动民情：加温民众的反日情绪。其后，新华社又奉命发表了题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评论文章，指称政治局四月十五日的会议强调，“要正确判断国内外形势、把握国家大局，各地区、各部门要集中精力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全国上下“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对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把行动统一到中央的总体部署上来”。
接下去，北京公安系统也已向下传达文件，要求采取各种措施防范反日游行或集会再次发生，特别要注意那些刑满出狱者、外来人口、失业下岗者，利用民众的反日情绪，趁机发泄不满，打砸抢，扩大事态。北京公安局一名发言人更宣称，凡未申请游行的、未按公安局许可的目的、方式、标语、口号、起止时间、地点、路线游行的、以及在游行中出现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社会秩序的，将要追究法律责任。上海市府发言人焦扬，也跟着还原了原来的媚日嘴脸，称“凡举行集会、游行、示威都要依法申请，民众应以冷静、理智、合法、有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包括上海警方在内的有关部门要依法及时采取各种疏导措施，依法保护日本驻华机构和在沪公民的安全”。
来自中共国的种种信息均显示，按照共产中央的指示，所有党控媒体都步调一致地封杀了四月中旬开始的各城市第二波反日示威，取而代之的则是连篇累牍地呼吁民众保持社会稳定，强调表达愤怒情感时需要更多地展示理性的力量。而且，为避免网友透过网络论坛串联、组织抗日游行，当局更加强了张贴网上文章的“审帖制”，同时严格删除在互联网上发表的、与抗日有关的文章。
* 民众会意、抗日怒潮排山倒海
然而，中共的汉奸原罪并不会因为中南海匪头昙花一现的“抗日秀”而有所改变，经过五十年历炼、深知借力使力、循抗日打击共产的民众也不会就此放弃已经被点燃了的全民抗日爱国运动。所以，从四月十日起，面对共产国民间这股压抑已久、排山倒海般的反日情绪，胡锦涛煞费苦心调动党机器祭出的各种降温措施全都失灵，阵阵反日怒潮像烈火般由北向南迅速蔓延，除北京、广州、深圳三地先后爆发了上万人的抗日游行之外，苏州、南昌、宁波、海口等地的大批市民也跟着卷入了不受中共控制的抗日大行动。
十日那天，万名广州市民从天河体育中心出发，义愤填膺地高呼罢买日货等抗日口号，直扑位于环市东路花园酒店的日本总领事馆。而深圳，则是九日，有逾万名怒气难平的抗日民众，数度冲击日资西武百货公司，并在掷蛋泄愤之后，砸毁了一家售卖日本食品的餐厅。
另外，也是在同一周末，上海的抗议者高呼钓鱼台是中国领土，并且砸毁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官邸的玻璃橱窗；苏州，逾二千人高举反日标语游行，并且当街焚烧日本国旗；海口，一万市民集结明珠广场，以“抵制日货”表达抗日的决心。
其后，与中共国第二波民间抗日浪潮相呼应，一篇呼吁十七城市同步举行抗日大游行的通知被广为传播。该通知称，“请弟兄姐妹转告给你所有的朋友，请一定按时参加下列城市的抗日示威，具体时间、地点如下：北京，四月十六日九点,天安门广场；沈阳，四月十七日九点，三好街到日本领事馆；广州，四月十七日九点,天河体育中心；济南，四月十七日十点，泉城广场；天津，四月十六日九点，银河广场；成都，四月十七日九点，数码广场；石家庄，四月十七日十点，火车站前广场；长沙，四月十七日十点，国储电脑城；南昌：四月十七日十点，文化宫电脑城；南宁，四月十七日九点三十分，朝阳广场；上海：四月十六日九点，外滩和人民广场；温州，四月十七日九点，世纪广场；重庆，四月十七日八点五十分，上清寺,人民礼堂。其中，在上海网民更贴出了“上海地区抗议日本右翼活动的详细说明书”，明确规定了游行路线和最终要到达的目的地：日本领事馆。
四月十七日，是日本外相町村信孝正式访问北京的日子，同民众一道得悉第三波抗日大行动的中共党棍、特务自然非常紧张，为防止局面失控，党国各高校全都奉命进入了紧张状态，校方的各级文化特务更是胆战心惊地取消了一切活动，生怕闹不好会让胡锦涛摘掉了乌纱帽。
然而，中共的阻挠犹如蜱蜉撼树，十六、十七这两天，大陆民众的第三波抗日示威硬是顶着中共当局的严密戒备轰轰烈烈地如期举行了。真正爱国的中国人，以他们的实际行动，让整个世界都看到了，中华民族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展现出来的同中共汉奸势不两立的决心。
在沈阳，示威者虽然一度被中共派出的防暴警狗驱散，但最终还是冲破封锁前进到日本领事馆前，并以丢掷石块和泼撒红油发泄内心的愤怒；在上海，近十万人，无惧全副防暴装备的中共警狗层层拦截，他们手挽手、高呼着反日口号，奋勇地冲破封锁线，一直前进到日本驻沪领事馆外，并当着共产特务的面，愤怒焚烧了膏药国旗。
在深圳，十万民众展开了长达十小时的马拉松反日大游行，民众沿途散发传单、高呼抵制日货，冲击日资百货商店，砸毁日本招牌，并同进行拦截的公安警狗多次爆发冲突。当天，深圳市公安局长李锋身穿便装出现在现场指挥镇压，一名保安用灭火筒击伤一名男子的头部，被激怒了的示威群众高喊着“打死汉奸”追打该名保安，并进而烧毁了数十辆日本品牌的汽车。
来自中共国保钓论坛网站消息称，在日本外相町村访问北京前夕，中共国至少有十七个城市的民众以网路形式互相串连，发动了最新一波超越中共控制的大规模抗日示威；这示威，虽然是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但也是长期受压抑的中共国民意对中共极权暴政的一次力量显示。对此，海外更有评论指出：虽然共产党的网路特务长期以来一直都在监控中共国人的一举一动，但这次经由网民相互串连成功实现的第三波十七城市抗日大行动，却显示出了“网路民主”在共产国政治生活中的强大威力；该评论还预期，今后由网路推动的政治变革，肯定会在中共国发挥更加深远的影响。
* 覆水难收、胡锦涛逞最后的疯狂
如今，网路上出现了更加振奋人心的消息，总部设在中国大陆的“全球华人保钓大同盟” 发言人指出，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要求日本兑现战争赔偿、收回钓鱼岛等日占领土，是历史赋予中华民族的重任，绝不容许共产汉奸以各种借口进行阻扰。该发言人特别指出，抵制日货必须从全民作起，而首先要砸烂的应该是中共高官所拥有的高档日货。在谈到收复钓鱼岛时，该发言人称：“中共害怕小日本老百姓不怕，我们呼吁两岸三地人民向当局借兵组建成志愿军，用实际的军事行动收复钓鱼岛”。他还说，五月四日即将展开的更大规模的抗日示威，将以“借兵保钓”作为运动的最高诉求。
日前，四月二十六日，居住在北京的诗人郭飞雄，也经由游行申请律师张星水、游行法律顾问范亚峰，向中共当局提出了五月四日举行反日大示威的申请。该申请称，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发扬五四爱国民主传统、显示中国人的力量、敦促日本认真反省与忏悔战争罪行，特要求依法行使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权利。游行时间：五月四日上午十点半到晚上七点半；游行集合地点：海龙广场；游行路线：从海龙广场出发，沿北三环前进，到日本大使馆门前结束。此外，更有消息说，“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童增，二十二日也曾表示，为反映中国民意，保钓会和他本人计划以团体或个人名义依法申请“五四”游行。
来自大陆共产国的各种迹象均显示，“五四”如果真的爆发第四波全民参与的抗日示威，很可能对共产极权暴政造成摧枯拉朽式的最后一击，并最终导致中共红朝的彻底崩溃。因此，龟缩在中南海的胡锦涛，惶恐之余，策动了对抗日志士的新一轮红色恐怖。
在北京，党棍、警狗奉命进入各单位，调查有能力组织十万人抗日示威的领袖人物；在上海，特务们比照录像进行大逮捕，仅四月下旬，就已经拘捕了四十二名街头抗日的组织者，其中还有一名大学教师。此外，据扬州晚报报导，江苏一名夏姓男子，因在网上串连南京市民五一举行反日游行，也被公安特务锁定网络地址后、以涉嫌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拘捕。
接下去，四月二十六日，在香港注册、一贯以外维国权、内维人权为主旨的保钓联合会北京总部被查抄，该会的三台工作电脑也被中共警狗劫走；四月三十日，黄金周反日游行组织者郭飞熊连同他的游行示威律师，也突然神秘失踪。
胡锦涛的狰狞面目彻底暴露了，他在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之后，终于下决心要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怀面前玩火了，终于下决心要把全中国的抗日民众“逼上梁山”了。四月二十五、二十六两天，中共喉舌上海“解放日报”连续发表发表评论员文章，称“大量事实证明，最近发生的非法游行不是什么群众自发的爱国举动，背后有着不良图谋和阴暗策划，企图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此，亚洲时报的报导指出，现在中共国的局势就像一九八九年“人民日报”发表“四二六社论”那样，胡锦涛正在仿效邓小平，硬是要把抗日民众的爱国示威打成“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动乱”。回顾八九“六四”，“四二六社论”显然激怒了和平反腐的二十万学北京学生，以至最后发展成了一场全民性的抗共运动；今天，胡锦涛再施“阴谋论”，他疯狂搜捕镇压抗日爱国志士的恐怖作为，肯定会在中共国造成更大的反弹。在此即将到来的、被中共党徒视作最不吉利的五、六月份里，共产党国究竟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大动荡，关心中华前途的人们，不妨乐观地拭目以待。
(中华评述四月三十日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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