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与《战国策》反映了的士人的道德标准的变化。
通过“皇、帝、王、伯”的解说，可以看出邵雍划分社会的分期主要依据的是开国君主的道德标准。“皇”、“帝”、“王”、“伯”各个时期依靠的民众分别体现在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上（见《观物内篇》）。我总结大致是：“皇”主要依靠士、“帝” 主要依靠农、“王” 主要依靠工、“伯” 主要依靠商（参见表3）。不过，中国古代历史的经济基本依靠农，较轻视工与商，几乎没有多大变化。由此可以看出，邵雍也是用道德的意义来评价民众阶层的地位与影响。所以，士人的表现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会体现出民众的道德现象。而《国语》与《战国策》作为历史文献，具体反应了周朝（含西、东两朝）时期相同阶层的士人的言论的道德水准。
《国语》记事年代起自周穆王，止于鲁悼公（约前1000年－前440年），内容涉及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以记载言论为主，但也有不少记事的成分。《战国策》专家考为记录韩、赵、魏三家分晋为其始,讫楚汉之起，即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上推245年，正好是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基本包含了战国（前475年－前221年）的历史。所以，《国语》与《战国策》正好完整连接了士人从“王”到“伯”的历史风貌，也具体体现“王”与“伯”的变化在士人中引起的变化。
特按时间顺序举几个例子，大家可以自己分析－－
A、周穆王将要征伐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又曰：“我先王（指后稷，在戎、狄等异族的中间的时候），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又曰：“至于（周）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国语》第1篇之周语上《祭公谏征犬戎》）
－－周穆王时期的士人保留了“帝”与“王”的文化内涵，强调以德、仁慈和优秀的文化来征服或结合当时的异族。
B、周幽王2年，西周三川都发生了地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然后以天地阴阳的理论作了详细解释，预言西周挨不过十年。果然， 在幽王11年时，周幽王被灭，西周结束，周国东迁，是为东周。（《国语》第10篇之周语上《伯阳父论周将亡》）
－－周幽王时期的士人还能知道天地阴阳的变化与人类社会的变化的关系，保存了远古的“天人合一”文化传统，并作出了准确的预言。
C、周惠王15年，内史过曰：“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之将亡，其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秽、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矫诬，百姓携贰。明神不蠲而民有远志，民神怨痛，无所依怀……”（《国语》第12篇之周语上《内史过论神》）
－－周惠王时期的士人认为国家的兴亡直接与国君的道德相联系，即君善国兴，君恶国亡。
D、范蠡助越王句践击败吴国后，请辞于越王句践，不愿为官。越王不许，说：“我可以和你分了国土；不听我的话，就杀了你，还有你的妻儿。” 范蠡说：“我听命运的安排，君王行的是法制，臣下行的是自己的意愿。”后来，范蠡乘轻舟泛游五湖，不知其所终极。（《国语》最后一篇之越语下《范蠡辞越王》）
－－春秋时期的士人已经有了“兔死狐悲，鸟尽弓藏”的认识，范蠡功成身退、隐居江湖就是体现。这也是“伯”时代最为典范、最为高尚的士人形象。
E、秦临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颜率曰：“大王勿忧，臣请东借救于齐。”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夫秦之为无道也，欲兴兵临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内自尽计，与秦，不若归之大国。夫存危国，美名也；得九鼎，厚宝也。愿大王图之。”齐王大悦，发师五万人，使陈臣思将以救周，而秦兵罢。
齐将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颜率曰：“大王勿悠，臣请东解之。”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周赖大国之义，得君臣父子相保也，愿献九鼎，不识大国何途之从而致之齐？”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梁。”颜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晖台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楚。”对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于叶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终何途之从而致之齐？”颜率曰：“弊邑固窃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壶酱甀耳，可怀挟挈以至齐者；非效鸟集乌飞，兔兴马逝，漓然止于齐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今大王纵有其人，何途之从而出？，臣窃为大王私忧之。”齐王曰：“子之数来者，犹无与耳。”颜率曰：“不敢欺大国，疾定所从出，弊邑迁鼎以待命。”齐王乃止。（《战国策》第1篇之东周《秦兴师临周求九鼎》）
－－东周初期的士人的文化内涵开始讲求纵横术，侧重于有欺诈特点的权谋之术。颜率就用欺诈的计谋，利用各个大国的实力来均衡他们之间的关系。
F、中山君飨都士，大夫司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马子期怒而走于楚说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随其后者，中山君顾谓二人：“子奚为者也？”二人对曰：“臣有父，尝饿且死，君下壶飧饵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来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叹曰：“与不期众少，其于当厄；怨不期深浅，其于伤心。吴以一杯羊羹亡国，以一壶飧得士二人。”（《战国策》倒数第3篇之中山《中山君飨都士》）
－－此时的士人讲求礼仪的尊敬与否。司马子期因为得不到中山国君的一羹羊汤，就怒而出走，游说楚国攻打中山国。
G、乐羊为魏将。攻中山。其子时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于乐羊。乐羊食之。古今称之：乐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战国策》倒数第2篇之中山《乐羊为魏将》）
－－此时的将军（士人一个级别的）已不再讲仁义了。
7.
邵雍认为，古代的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实际上是一种修为的体现，并在其修为中体现出相应的不同类型的文化内涵。例如：“
修夫意者三皇之谓也，修夫言者五帝之谓也，
修夫象者三王之谓也，修夫数者五伯之谓也。
修夫仁者有虞之谓也，修夫礼者夏禹之谓也，
修夫义者商汤之谓也，修夫智者周发之谓也。
修夫性者文王之谓也，修夫情者武王之谓也，
修夫形者周公之谓也，修夫体者召公之谓也。
修夫圣者秦穆之谓也，修夫贤者晋文之谓也，
修夫才者齐桓之谓也，修夫术者楚庄之谓也。”（《观物内篇》）
此短话中涉及的内涵深广，若用现代汉语解释就非常勉强，因为像中国古代的一些概念，如“道”、“仁”、“义”最好不译，若译则可能失去其深远的内涵，难怪人言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此之谓也。笔者在此勉强为之，读者若不满意可参看原着。
这里的“修”，接近“修习”之意，也包含有“修炼”、“修养”、“形成”的意义。“夫”，语气助词，不译。原文之义就是－－
三皇修习的是“意”；五帝修习的是“言”；
三王修习的是“象”；五伯修习的是“数”。
虞舜修习的是“仁”；夏禹修习的是“礼”；
商汤修习的是“义”；周武王（姬发）修习的是“智”。
周文王修习的是“性”；周武王修习的是“情”；
周公修习的是“形”；召公修习的是“体”。
秦穆公修习的是“圣”；晋文公修习的是“贤”；
齐桓公修习的是“才”；楚庄公修习的是“术”。
从以上看出，每一个历史人物（或一类群体人物）都有其自身的历史内涵，这种历史内涵和文化内涵、道德内涵是紧密联系的，也与天地阴阳的变化规律相通（参见表3）。同时，也有这些历史人物不只是体现一个内涵，如周武王在邵雍眼里就有“象”、“智”、“情”等几个内涵。
另外，我们也感受到到象“意言象数”（大致可归类为文化内涵，下同）、“仁礼义智”（道德内涵）、“性情形体”（心物内涵）、“圣贤才术”（人格内涵）等等内涵的变化规律基本和“皇帝王伯”的变化规律是一致的，都由较高深的内涵渐渐向较低浅的内涵下滑。就如“圣贤才术”中的“圣”最高，“贤”次之，“才”又次，“术”最末，这个大家从表面意义一看即明白；其他的可依此类推。
邵雍还特别说道：“伯夷义不食周粟，至饿且死，止得为仁而已。” （《观物外篇》）即，伯夷体现的内涵只不过是“仁”而已。这也说明历史内涵也在各个阶层人士中体现。
李洪志师尊也指出：“那个南宋的岳飞表现了一个‘忠’。什么是‘忠’，你光说出来解释解释是不行的。经过一个朝代的过程，才使人真正的理解它的真正内涵与深层关系以至行为的表现。”（《北美巡回讲法》）
这也使我想起唐朝诗人李白、杜甫、王维，他们分别被称为“诗仙”、“诗圣”、“诗佛”。实际就是通过他们的人生历史经历，结合在他们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而给予的恰当、充分的名称，也就是人在历史所扮演的具有的文化内涵的角色。历史也因为有如此丰富的文化角色而“陆离多姿彩”（李洪志《洪吟（二）·大舞台》）。
8.
从总的来讲，邵雍虽汲取道家的思想，但却未完全脱离儒家修炼的内涵。《观物内篇》中，邵雍就自比孟子，说道：“仲尼后禹千五百余年，今之后仲尼又千五百余年，虽不敢比德仲尼，上赞尧、舜、禹，岂不敢如孟子上赞仲尼乎？人谓仲尼惜乎无土，吾独以为不然。匹夫以百亩为土，大夫以百里为土，诸侯以四境为土，天子以四海为土，仲尼以万世为土。若然则孟子言自生民以来，未有有如夫子，斯亦不为之过矣。”实际上，孔子讲的“仁、中庸”，侧重在做人方面，但其对于心性方面也同样有严格的要求与约束－－“克己、慎独”等等。在此，邵雍对于道德内涵而言，是依次把“仁礼义智”作为排序，而“道德功力”的排序表达的内涵有些不同，有点象社会体制内涵标准的依据。
道家的看法好象没有这么复杂。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第38章）如果用邵雍对历史四分法“皇、帝、王、伯”来与老子的社会变化作对应对比看，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见本文的第3.2节），只不过一个是道家的，一个是儒家的。但若是套一套，或许能看出中国五千年历史的一点端倪。首先，老子对于“道、德、仁、义、礼”是作为同一层面的不同层次的事物来看，而邵雍在儒家的意义上把他们分成“道、德、功、力”与“仁、礼、义、智”两个层面的不同层次的事物来看。其次，邵雍把“礼、义”的先后顺序做了调整，与老子的“义”先“礼”后有区别。
那么，我们固定一下“皇帝王伯”四个分期法，那么，可以暂把道家的划分规范为：
“皇”讲“道”；
“帝”讲“德”；
“王”讲“仁”；
“伯” 讲“义”，及“礼”。
具体地说，道家把“伯”的道德内涵定为“义”，而邵雍把“伯”的道德内涵定为“智”。笔者在此特做一下综合。我们可并存论之，“伯”的内涵有“义”，并有强烈的“智”的体现。其他的我们单一一些来看，“皇”讲“道”兼有“仁”；“帝”讲“德”兼有“礼”；“王”讲“仁”兼有“义”。
也就是说，“伯”这一层面的历史内涵体现的是“义”，这使我联系到了《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原名是《三国志演义》。而《三国志》是正史，《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后者虽在历史细节上与正史稍有出入，却仍能连贯完整体现了这段历史风貌－－也即体现了三国时期的三个势力在较量中表现了“义”的内涵，同时有丰富的“智”。
有人的看法以为不可苟同，因为《三国演义》里面每个人物的内涵都不一样：刘备是“仁”；诸葛亮是“智”，兼有“道”的东西；关羽是“义”；张飞是“勇”；曹操是“雄”；司马水镜是“道”；徐庶是“孝”；周瑜是“才”等等。而且单以“勇”来看，象刘备手下的五虎大将也有不同：关羽是“义勇”，张飞是“猛勇”；马超是“俊勇”；赵云是“少勇”；黄忠是“老勇”。其它不举例子了。这些都是从个体的单子的方式来看待历史人物的具体表现，这些都符合本文上一节的论述。
然而，实际上从整体来看，推动整个三国历史的变化进程的的确是“义”，同时也附带着“智”。
李洪志师尊就指出了：“大家知道《三国演义》吧。《三国演义》讲了一个‘义’。经过一个朝代，三个势力互相之间的较量中充分表现出‘义’的内涵。而且是经过一个朝代这么长的时间表现出了这个‘义’的深层文化，今天传法时人类对‘义’才有深刻的认识，知道义是什么，它的表面与内涵所引申着什么关系与深层反映。人不能光知道这个字的表面，内涵中得什么都得明白。当然《三国演义》中也表现了人的智谋等内涵。”（《北美巡回讲法》）
我们可对《三国演义》作大致的一些详解－－
一开始第一回，就有了刘关张三人桃园三结义，注意：结的是“义”。由此奠定了三国中的其中的刘汉一方的势力因结盟成立，另一方面把全书的主旨说出来了。
此时朝廷出现乱政，被奸臣董卓把持。曹操谋刺董卓不成，回家乡以“忠义”之名起义兵，发矫诏给各郡，会盟讨伐董卓。三国中的曹魏一方的势力初现。其中在义师会盟讨董中，除了刘关张三英战吕布以外，孙坚的作战表现非凡，为三国中的孙吴一方势力奠定基础。
朝中大臣司徒王充想施连环计灭董卓，貂禅以王充有养育之恩义，遂甘为义女献身施计。最后灭贼功成，传为佳话。
马腾（马超之父）、杨奉等等起义师勤王，刘汉王室得存。曹操因徐州陶谦手下杀其父家，以孝义之名讨伐。陶谦义让徐州给刘备，刘备再三辞，乃以权领。
煮酒论英雄，曹操以英雄论曹、刘，乃以义也，因此不疑刘备。
孙策义收太史慈。
关羽千里走单骑，乃桃园结义之故也。
刘备不夺刘表之权，乃兄弟同门之义也。
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感知遇之恩义乃出山。
赵云单骑救幼主，忠义也。
曹操率师驻赤壁。诸葛亮智激孙权、周瑜，以“义”气之也。联吴击曹之势形成。
关羽华容道义释曹操。三国之形初具矣。
关羽义收黄忠，张飞义收严颜。
刘备因关、张先后死于孙吴手下，为兄弟结义之盟起师伐吴，反被陆逊火烧连营，败退白帝城。刘备白帝城托孤，诸葛亮感恩义，遂有前后出师表，南下七擒孟获（七擒而释孟获，亦可称为义师），多次北伐以为匡复汉室等等，虽知天道不可违而为之，终病死五丈原。皆是“义”也。
－－如此等等，在当时推动社会进程变化的，皆是一个“义”字，此为“演义”之来由。当然里面也有许多权谋之术。所以，后人有《封神演义》、《隋唐演义》等，理同也。
9.
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相应的文化现象与典籍作为代表或标志。“学以人事为大，今之经典，古之人事也。” （《观物外篇》）
邵雍对先秦时期的看法是：“《易》始于三皇，《书》始于二帝，《诗》始于三王，《春秋》始于五霸。” （《观物外篇》）即－－
“皇”时期的代表典籍－－《易》。
“帝”时期的代表典籍－－《书》。
“王”时期的代表典籍－－《诗》。
“伯”时期的代表典籍－－《春秋》。
就如同秦朝以后，每一朝都有许多典范的文化表现，以文学为例子是：
汉－－长赋
魏晋－－五言诗、短赋
六朝－－骈文、乐府诗
唐－－诗（律诗与古风）、传奇
五代及南北宋－－词
元－－曲
明清－－章回小说
民国－－白话文学
等等。
邵雍在《观物内篇》具体指出：
“皇帝王伯者，《易》之体也。虞夏商周者，《书》之体也。
文武周召者，《诗》之体也。秦晋齐楚者，《春秋》之体也。
意言象数者，《易》之用也。仁义礼智者，《书》之用也。
性情形体者，《诗》之用也。圣贤才术者，《春秋》之用也。”
这是邵雍从儒家的“体”、“用”的理学角度解释四经《易》《书》《诗》《春秋》，把本文表3的事物的一些关系表达清楚了，并赞道：“夫圣人六经，浑然无迹，如天道焉。”（《观物外篇》）
他还专门指出《易》、《春秋》为性命之书，而知道中国古代文化的人就知道“性命”是一种修炼的内涵：“《易》之为书，将以顺性命之理者，循自然也。孔子绝四从心，一以贯之，至命者也。颜子心齐履空，好学者也。子贡多积以为学，亿度以求道，不能刳心灭见，委身于理，不受命者也。《春秋》循自然之理，而不立私意，故为尽性之书也。”（《观物外篇》）
即，孔子真正的修心学《易》；颜子（孔子的弟子）心中追求未能行动，只是一个好学者；子贡却以疑问的方式求道，不能改变自己的执着与成见，得不到《易》的性命之理。虽然《春秋》“为君弱臣强而作”，指出五霸的功过为内容，是“名分之书”；实际表现的中心是：《春秋》不徇私，也是讲求心性方面的内涵。对此，邵雍举例子道：－－
“人言《春秋》非性命书，非也。至于书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此因鲁事而贬之也。圣人何容心哉？无我故也，岂非由性命而发言也。又云，《春秋》皆教因事而褒贬，岂容人特立私意哉！又曰，《春秋》圣人之笔削，为天下之至公。不知圣人之所以为公也，如因牛伤，则知鲁之僭郊，因初献六羽，则知旧僭八佾，因新作雉门，则知旧无雉门，皆非圣人有意于其间，故曰，《春秋》尽性之书也。”“《春秋》录实事，而善恶形于其中矣。” （《观物外篇》）即，《春秋》指出鲁国在祭祀方面的错误，孔子不因自己是鲁国人而不言，只要是实事，就录写，乃是“为天下之至公”也。
同时返观，《易》也不只是涉及性命之学，说：“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为泰，坎离交而为既济也。干生于子，坤生于午，坎终于寅，离终于申，以应天之时也。置干于西北，退坤于西南，长子用事而长女代母，坎离得位，兑震为偶，以应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尽于是矣。” （《观物外篇》）
也即，里面的易理、易卦解说表现了《易》的包含“应天应地”的“时”“方”，如同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易》也表现了“王”道之法。
所以在儒家的文化中不能象现代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六经，也不能把他们单纯的分为哲学、历史、文学等著作。他们的文化内涵是不可估量的，也是被后人奉为经典的来由。
10.
邵雍心目中的孔子的意义。
首先，孔子为保留“皇帝王伯”文化起到根本的贡献。
“孔子赞《易》自羲、轩而下，序《书》自尧、舜而下，删《诗》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轩而下，祖三皇也。自尧、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孙五伯也。祖三皇，尚贤也。宗五帝，亦尚贤也。三皇尚贤以道，五帝尚贤以德。子三王，尚亲也。孙五伯，亦尚亲也。三王尚亲以功，五伯尚亲以力。呜呼，时之既往亿万千年，时之未来亦亿万千年，何祖宗之寡而子孙之多耶？此所以重赞尧、舜，至禹曰：“禹，吾无间然矣。”仲尼后禹千五百余年，今之后仲尼又千五百余年，虽不敢比德仲尼，上赞尧、舜、禹，岂不敢如孟子上赞仲尼乎？” （《观物内篇》）
其次，孔子虽生于“伯”之乱世，仍不忘恢复真“王”的文化，写作《春秋》辨人心，实为忧国忧民的典范。
“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汤以功有天下，殷纣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天下。三者虽时不同，其成败之形一也。平王东迁，无功以复王业；赧王西走，无虐以丧王室。威令不逮一小国，诸侯仰存于五伯而已。此又奚足道哉！但时无真王者出焉。虽有虚名，与杞宋其谁曰少异？是时也。《春秋》之作不亦宜乎！” （《观物内篇》）
说来可知了《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在千里走单骑中，一夜，关羽为看护家眷，手握《春秋》而读。为何关公不读兵法，不读他书？乃时势也，乃义也。说来就是一种“伯”的文化表现，也正是《三国演义》的主旨。
第三，孔子是“皇帝王伯”中的不世之谓也。
“皇帝王伯者命世之谓也；仲尼者不世之谓也。仲尼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如是则何止于百世而已哉！亿千万世皆可得而知之也。” （《观物内篇》）也即，孔子个人本身体现的历史文化内涵直接等同于夏商周三王，或更高更久远。
所以，“人谓仲尼惜乎无土，吾独以为不然。匹夫以百亩为土，大夫以百里为土，诸侯以四境为土，天子以四海为土，仲尼以万世为土。若然则孟子言自生民以来，未有有如夫子，斯亦不为之过矣。” （《观物内篇》）
人们都以疆土大小来体现自己的地位，可孔子以“万世”为疆土，弘扬儒家文化，影响中国后世2000多年的历史，不也足以称之为“王”吗？而这个“王”就不是现代意义的帝王了。
许慎《说文解字》解道：“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据蒋庆的《公羊学引论》一书指出－－
孟子、荀子把孔子称为“圣王”（《孟子·滕文公》《荀子·王霸》）。
董仲舒把孔子称为“素王”（《贤良对策》）。素，空的意思；所谓孔子为素王，即谓孔子有王者之德而未有王者之位。
康有为把孔子称为“文王”（来自《春秋公羊传》）。
还有把孔子称为“先王”、“后王”，皆相对于各个朝代的帝王而言。
就好比如老子被称为“太上老君”、“道德真君”等。
佛教的弟子把佛陀释迦牟尼称为“法王”，也是因为佛教传承两千多年，影响了东南亚及中土各国，修炼出无数大德之士。
相同又不同的是，《圣经·福音书》中讲述道：“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Now Jesus stood before the governor ；and the governor asked him，“Are you the King of the Jews？”Jesus said ，“You say so. ”）一些糊涂的人以此为借口把耶稣送上十字架。到了后世证明，耶稣如《圣经·旧约》中的预言一样，成为了“王”。
而如今，依据《圣经·新约》的《启示录》在一个将要出现的新天新地里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神要擦去他们的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全文完]
(注：邵雍的思想是儒家思想，一家之言而已。以上探讨为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参考资料
1、关于邵雍的著作与资料，参看“孔子2000网”之“邵雍研究”专栏：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shaoyong/index.htm
2、李洪志先生著作，参看“明慧网”。
3、相关的中国预言《马前课》、《推背图》、《 烧饼歌》与《梅花诗》等等，参看“正见网”。
4、《老子》《三国演义》《战国策》《圣经》等，可查询“亦凡公益图书馆”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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