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人权委员会是由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按地域分配原则选出，有五十三个成员国，任期三年，每年改选三分之一。这套制度最大的弊病是，许多国家争着拉票进入人权委员会，目的其实是要在审议违反人权的议题时，设法阻止委员会通过谴责他们的决议。这方面的合纵连横、利诱互惠、彼此包庇的勾当，早为人所诟病。
今年选出的审查小组成员有全世界监禁新闻记者最多的中国（“记者无国界”组织的统计），有镇压人权运动的古巴，有关押反对人士的津巴布韦。由这些国家来筛选人权案件，难怪“人权观察国际”的发言人要说，这是让黄鼠狼来看管鸡笼。其实，早在十六年前，中国发生了天安门屠杀事件，可是第二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谴责的却是古巴。美国在这方面似乎也不高明。去年靠操纵的手段，阻止谴责虐俘的提案通过。今年即使还能耍手段，“摆平”恶名昭彰的虐俘案，美国也已失去了往年的道德制高点。
有人提议应该由人权方面的非政府组织推选代表，组成人权委员会。但问题是，联合国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俱乐部”，非政府组织在其中只有“谘商地位”，而无表决权。
现在秘书长的提议是要让人权理事会成员，由联大全体会议三分之二多数票决产生，入选资格是必须尊重基本的人权标准。门槛提高后，应可阻止声名狼藉的国家当选。并且，由于理事会是常设机构，全年内随时可以要求审议案件。这要比目前一年一度的限期年会方式好得多。
不过，联合国这个大酱缸，以往在人权方面的效率和效用太差，因此很难令人对改革产生信心。将来，要争取人权，恐怕还得仰赖个人和民间团体的“自力救济”，以及人权组织在国际上施压力，以弥补联合国的缺陷。
人权既是普世价值，二次大战后纽伦堡审判所建立的“普世管辖”概念，应是文明国家处理大屠杀和大规模酷刑迫害案件的准则，也是国际刑事法院成立的依据。一九九八年智利的军事独裁者皮诺契特卸任后访英期间，遭到西班牙检察官向英国提出引渡要求，罪名是他在一九七三年发动流血政变，杀害了三千无辜，死难亲属在西班牙提起刑事诉讼。法国、比利时和瑞士也相继提出引渡。虽然当时的智利政府声称皮诺契特具有“终身参议员”身份，英国内政大臣仍按英西两国的引渡条约，决定准许进行引渡程式。这个案件一度引起英国与智利的外交危机，折腾了一年，皮诺契特才以神智失常为由，获释回国。
这个事件对中国的启示是，主使天安门屠杀行动的李鹏，和主持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央直属六一○办公室的江泽民，现在出国若遭到起诉，则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恐怕无法再享有国家元首的豁免权。至于奉命施刑迫害的各级政府官员，也很难用“奉上级命令”的藉口来逃脱责任，因为纽伦堡的判例已表明，屠杀和大规模酷刑迫害属于危害人类罪，不能用执行上级指示的说法来开脱。
只要有充分的罪证，“自力救济”也能发挥很大的功用。就此而言，六四难属锲而不舍的查访载录死难者的生平资料，法轮功组织查访酷刑死难者及受害人的记录，不但有保存史料的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为旅美文化评论者）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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