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投降德国的法国维希政府暗中与英国签订协定，把原属于法国殖民地的叙利亚和黎巴嫩无条件转让给英国。戴高乐一直认为法国军队应借这个领地投入中东地区作战，听到这个消息后，对英国政府乘人之危的行径表示了极大愤慨。
7月初，戴高乐面见英国首相丘吉尔，由于政见不同，两人不欢而散。戴高乐认为，大敌当前，法英面临的共同敌人就是法西斯德国。他对部下说：“我们的伟大和力量，就在于在法国的权利问题上寸步不让。我们都需要这种不妥协精神。”但在丘吉尔眼中，戴高乐将是英国身边最大的敌人。
美国总统罗斯福一直认为戴高乐一旦时机成熟，将来可能成为独裁者。为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戴高乐多次派人去华盛顿，向罗斯福说明情况。但当美国人要求戴高乐的代表普利文“以专家身份而不是以代表身份”参加美、英、法三方会谈时，戴高乐让他坚持“自由法国”的立场原则。戴高乐的这种做法又一次得罪了美国人。
戴高乐认为，战后美国人不会关心法国的未来。虽然他对盟军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深信不疑，但还是坚持法国不能成为附庸国。
1942年，美英联军决定在非洲登陆，发动“火炬”战役。因为美国人不相信戴高乐，所以这次军事行动一直对戴高乐保密。此时美英两国已经物色了一个惟英美意图是从的法国人亨利·吉罗作为戴高乐的继承人，来执行美英未来的战略意图。面对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压力，戴高乐丝毫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公然拒绝与吉罗合作。
1943年10月，戴高乐以其卓越的声望，博得了全法国乃至全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认同。尽管对盟军许多放弃和牺牲法国利益的做法有很多不满，但戴高乐还是派12万人参加了著名的北非战役。1944年6月6日，英美盟军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时，他还积极地指挥法军配合盟军的作战行动。
但盟军仍不重视戴高乐，英美两国首脑会议从未邀请戴高乐参加，盟国联合参谋总部在决策过程中也没有征求法国统帅部的意见，戴高乐对此非常不满。他说：“今后非经法国政府下令，任何人不得将法军投入任何作战地区。”戴高乐的强硬作法，震动了英美，从此以后，盟军经常将作战计划提前通知戴高乐。
如果没有戴高乐，法国的解放运动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战后的法国及欧洲令人叹服的复苏都有可能毁于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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