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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的血缘、语言和出逃的路线

 2005-03-23 03:38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自《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列传》问世,中原社会对北方民族才有了较系统的了解。传统史学中的“匈奴”是秦汉两代“北方诸族”的代词,而近世以西方学理为基础的历史─语言学者,普遍认为匈奴是突厥语民族的祖先。事实上,匈奴民族的血缘和语言还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它与入侵欧洲和南亚的Hun人的关系,更亟需辨证。

中国北方诸族之裔呈通古斯、蒙古、突厥三大语族并存的局面,是上古语言生态融合而成的较为简单的表象。以匈奴之庞大,其语言和血缘必然混杂;说它是一个多血缘多语言的部落联盟,或许更为恰当。而要把两千年前的整个中国北方说成是单一的“匈奴语”或者“突厥原语”的世界,那就不仅违反了事实,而且违反了人类语种逐步减少的历史。

匈奴是从河套─阴山地区发育壮大起来的,两汉更替的时代,它分裂成南、北两部。《后汉书》以“南匈奴”为正统,其实它是附庸东汉的一个小朝廷;河套至河西走廊的游牧部落仍归“北匈奴”控制。而漠北(今之外蒙)则为种属混杂的高车、柔然、回纥等无数族落盘踞。

从匈奴将月氏和乌孙等西戎民族逐出河西走廊,渐次深入西域之态势,可以窥见这些前追后赶民族,原本都是北方民族的同类,而今世西北汉、回、藏三大民族中,必然都有这些北狄或西戎的血缘。

司马迁记载的匈奴,不是最初称霸的匈奴部落,而是它立国后的广大属族,或不妨谓之“广义匈奴”,因此它不可能仅仅使用一种突厥语。本文以为匈奴民族的语言更接近蒙古语和通古斯语,而它的统治部落,或曰“狭义匈奴”的血缘和语言,可能含有更多通古斯系成分。

●匈奴民族的内涵

《史记·匈奴列传》开篇即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对于此中的族名,学界至今没有准确认识。其实,“夏后”就是“回纥”(ui─ghu);“唐虞”即是“唐兀”(tdan─ghu),亦指今山西、陕北地方,“唐虞以上”即是其正北的河套地区,其时“山戎”、“猃狁”、“荤粥”正在那里游牧。从读音上看,“猃狁”(si─u)乃是“室韦”,“荤粥”(khon─dju)就是“弘吉 [剌]”;而从语义上看,蒙古语的“山”字是“乌洛”,“山戎”当是“乌桓”或“乌洛浑”。

《匈奴列传》述有戎狄民族的分布态势:“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 □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因此,中原正北方的“晋北”、“燕北”,以及和黄河上游“河西”“陇西”都为他们盘踞;乃至发源周、秦两代宗室的“岐、梁、泾、漆”,也是戎狄之地。

对于戎狄族名,传统学术常以语义解释,如“赤翟”是“尚红之戎”,“白翟”是“尚白之狄”。于是说来,“荤粥”是否就是“食肉粥之族”,而“党兀”就是 “结党营私之胡”了呢?我作此夸张之辩说,是为突显以汉语语义释戎狄族名之荒谬。事实上,即便有些族名有其汉语语义,但其真实戎名的认识,还是有待深化的语言问题,前述“山戎”是“乌桓”,即是一例。

说来,貌似“东方之胡”的“东胡”之名,就是一个艰深的问题,它既可能是辽东古族“屠何”,亦可能是西域古国“大宛”和“大夏”,或是西夏原名“党兀”;山东地名“东阿县”,新疆库车“东胡乡”,都是它的遗迹。我以为“东胡”、“东郭”、“东阿”、“屠何”、“徒河”、“大宛”、“大夏”等,可能都与族名 “达斡尔”或“吐火罗”(玄奘作“睹货逻”)有关。

如果注重研究司马迁择列的这十几个部落名的读音,它们与北方民族族名的对应就一目了然了:

赤翟    即“车臣”,

白翟    即“博尔吉齐”,

由余    即“回纥”,

义渠、乌氏即“兀者”或“讹斥”,

绵诸    即“□羯”或“蔑里乞”,

绲戎    即“浑”,

翟□    即“昭武”,

大荔    即“沓卢”或“吐如纥”,

朐衍    即“呼延”(或地名“居延”),

楼烦    即“陆浑”或“陆和”。

此中“由余”之为“回纥”,是循了yu─yu读u─u的规律。唯“林胡”无类音族名对应,然稍解其意,则豁然释通。清代学者何秋涛着《朔方备乘》首先辩认出满语中“窝集者,盖大山老林之名”的语义,故尔通古斯族名“兀者”(音同“窝集”)当是“林胡”。此言也有旁证,匈牙利语“林中人”适为erdesz。

“东胡”、“乌桓”属鲜卑─蒙古系民族,“兀者”、“□羯”属通古斯系民族,是早已明确的结论。而突厥语“浑”(qun)是“太阳”,“呼延”(qoyun)是“绵羊”;“吐如纥”即是匈牙利姓氏Torok,也是“突厥人”的意思(Torok与Turk无实质区别);“浑”、“呼延”、“吐如纥”可能是突厥语部落。因此,匈奴民族包含了突厥、蒙古、通古斯诸语族的先民部落。

《汉书》记载了一则历史上非常著名而有趣的事件。那是刘邦去世后,匈奴冒顿单于向吕后发来一封言辞唐突的求爱信,信中说:“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吕后阅后大怒,要斩其使者,发兵出击匈奴。后来群臣审度时势,才平息了吕后的火气。

信中“生于沮泽之中”这句话,对于解释冒顿的身世很有作用,但“沮泽”长期被望文生义为“沼泽”,其语音信息却被忽略。说来,“平野牛马之域”何来泥泞的水泽?其实,“沮泽”并非“沼泽”,而是族名“女直”(读ju─ji),冒顿是女直部落中人,统治匈奴的是通古斯民族。于是“冒顿”(mo─do)一字也可予通古斯语诠释,《北史·勿吉传》曰“渠帅曰大莫弗瞒咄”;《新唐书·黑水□□传》亦云“其酋曰大莫拂瞒咄”,“冒顿”当是“瞒咄”也。

我们多次注意到,“月氏”和“乌孙”就是“兀者”和“爱新”;现代国名“乌兹别克”即是“月氏别克”,张骞笔下的“安息国”就是“爱新国”。今次我们又认识到领袖匈奴的是“女直”部落,因此匈奴将月氏、乌孙逐出河西走廊,实际是以“女直”、“爱新”、“兀者”为首的部落联盟间的斗争和迁徙,而通古斯民族是东北亚土著的传统见解,也就需要修正了。

●匈奴语中的多语成分

从族名上认识到的匈奴民族血缘的多元性,在语言上也可以得到证明。汉籍记载的匈奴语仅是“单于”、“撑犁”、“孤涂”、“阏氏”、“居次”、“头曼”、 “屠耆”、“瓯脱”、“若□”等几个字而已。然而,这几个字却费尽了各国学者的智慧和心机,其中以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成就最大。

《汉书·匈奴传》说的“单于姓挛□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道明了“单于”(酋长)、“撑犁”(天)、“孤涂”(儿子)三字的语义。

“撑犁”,显然就是蒙古语的“天”字tangri(“腾格里”),我以为汉语“天”和“青”(意“天色”)二字,就是“腾”和“撑”的转音,它们既是汉语中的北方民族语言成分,也是蒙古语民族祖先是从中原出走的证据。

“孤涂”的究析,须先明“孤”字的读音。《前汉书》的西域“狐胡国”,《后汉书》记作“孤胡国”(即“回纥国”),古代“孤”字是读“狐”的;而将“孤涂”读“狐涂”,其语属也就明确了。欧洲学者发现西伯利亚通古斯部落语言的“儿子”一字为kutu、gutu、uta、utu、ute等,白鸟库吉则迅速达成“[将匈奴]视为通古斯族,则问题容易解决矣”的结论。我查鄂伦春语之“儿子”一字确为ut'er,白鸟氏的见解实在非常有道理。

“单于”源于“广大”不足为奇,中原语言的“皇恩浩汤”不也是同样的意思吗?但因它过早就被人训读作chan─yu,而后人又一味因循这种误导,自然就找不到它的语源线索了。蒙古语的“广大”是delger,“酋长”是darga,两字的确非常音近,甚至可能是同根的。蒙古语g音常转读腭音gh,进而转为 u或f。若将“单于”读作da─ghu或da─u,它的蒙古语源就一目了然了。

《汉书》有“昭君出塞”的事迹,那是王昭君后宫寂寞,自愿出塞和亲,她先嫁“呼韩邪单于”,号“宁胡阏氏”,生有一子“伊屠智牙师”;老单于死,复株累若□单于立,“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居次”是“女儿”,同今世突厥诸语之kiz一字无疑。

“阏氏”是“夫人”,这个平常的字却也被传统学术误导了一番,唐代《史记索隐》引了一个出处不明的说法:“匈奴名妻作‘阏氏’,言其可爱如烟肢也。阏音烟。”根据这个随意的附会,戎狄语言的“阏氏”竟被训作汉语的“烟肢”,中国学术之落后,可见一斑。其实,将“阏氏”读作“于支”(读u─ji),它与满语“福晋”(fu─jin或u─jin)的关联就立即显现了。

“瓯脱”出自《匈奴列传》“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的记载。我以为它就是游牧民族的“帐幕”或“蒙古包”,该字蒙古语谓chachir,(“察赤儿”),土耳其语谓chadir或otag,前者同蒙古语,后者正是“瓯脱[格]”

“头曼”,已被确认是数词“万”。满、蒙二语之“万”均为tuman,而突厥语只有“千”(min)字,“万”字是“十千”(on min)。春秋宋国末代诸侯“宋景公”亦名“头曼”,宋王室是商纣王的后裔,商人是东夷,tuman出于东夷─通古斯系语言的可能较大,但不能排除出自 “蒙古原语”的可能性,但它至少不会是出于“突厥原语”的。

《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谓‘贤’为‘屠耆’,故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贤”可能是“聪明能干”的意思,上古社会“聪明能干”的人,莫如知悉前人经验的“历史学家”,而蒙古语之“历史”为“屠兀赫”(tuuh),“历史学家”为“屠兀耆”(tuuch),“屠耆”当是“屠兀耆”。匈奴“左贤王”和“右贤王”,就是上古中原的“左史”和“右史”。

《汉书》说“匈奴谓孝曰‘若□’”。“孝”是中原农业社会的文化辞,在其他的语言中很难找到准确的对应,而之于“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的匈奴民族而言,更没有实际的意义,因此我们就不予讨论。

综上所述,以近代阿尔泰语的状况来解析古代匈奴语,八个匈奴语字分属于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

突厥语:居次、瓯脱,

蒙古语:单于、撑犁、屠耆,

通古斯语:孤涂、阏氏、头曼。

看来,匈奴语的这三种语言成分似无主次之分;说匈奴语是后世突厥语的祖先,实在是太草率了。

而“匈奴”之名何来?是颇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发现与之相关的北方民族族名。四、五世纪欧洲出现了Huns,南亚地区涌入了Huna,它们都是来自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故尔“匈”是与Hun有关联的。有人类学者认为,民族的族名往往是该民族语言中的“人”或“百姓”一字;因此,蒙古语的“人”字 hun就是“匈奴”的“匈”,自然是一个较合理的猜测。

●南北匈奴的分裂

匈奴对中原的入侵,在汉孝文帝年间登峰造极,匈奴军直逼京畿,长安局面非常紧迫。到了汉武帝时,匈奴强人凋零,中原却走向强盛,军事形势也终于逆转了。汉朝政府在战事大体顺利的形势下,同时开展了孤立匈奴的外交活动,张骞通使西域即是之一。《匈奴列传》记载:“西置酒泉郡以鬲绝胡与羌通之路。汉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自此之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这表明因军事失利,匈奴政治重心开始西倾,其统治部落出走态势露头。

公元前五十八年,匈奴汗庭出了一个亲汉的“呼韩邪单于”,他多次至长安朝觐。前三十三年,汉帝赐王昭君与呼韩邪,两年后他即死去。昭君所生“伊屠知牙师”,必是呼韩邪的幼子。继位的“复株累若□单于”再娶王昭君,又生二女。昭君一人夫事二单于,竟为中原和匈奴换来了一段双赢的太平时期。

中原发生“王莽之乱”时,内争也导致了匈奴的分裂。北方民族的王位继承首先是在兄弟间进行的;而呼韩邪单于多妻多子,自复株累若□单于后,单于位在兄弟间传了五次。及至“伊屠知牙师”快八十岁,还是一个储君,可是老哥哥“单于舆”还是起了私心,死前将老弟弟杀了,把位子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于是一统的匈奴,也就分裂成南、北两大阵营了。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了这件事情:“初,单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以次当为左贤王。左贤王即是单于储副。单于欲传其子,遂杀知牙师。……比见知牙师被诛,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当立;以子言之,我前单于长子,我当立。’……(公元四十八年)春,[南边]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故欲袭其号。于是款五原塞,愿永为□蔽,□御北虏。”“比”是呼韩邪单于的长孙,但他也把自己叫做“呼韩邪单于”。

从此,匈奴南边八部成为中原的屏障,东汉专设了一个“护匈奴中郎将”,率军保护这些南匈奴部落。然而,北匈奴对河套和河西,远至西域诸国,仍有实际的控制。在南北匈奴的内战中,南匈奴初战有利,却未能维持战果;南单于庭从“五原西部塞八十里”(今包头附近),南撤到“西河美稷”(今内蒙东胜市东)自保。顺便说一下,古之“美稷”与邻近的今世陕北地名“米脂”,均为通古斯民族族名“□羯”或“篾里乞”的别写。

●北匈奴的溃逃

在中原复苏和鲜卑民族兴起后,北匈奴四面受敌,《后汉书》说的“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正是一世纪末北匈奴面临的困境。然而,天灾人祸又接踵而来,公元八十八年,南匈奴新立单于“屯屠何”,向临朝的窦太后出谋划策讨伐北匈奴。于是窦宪、耿秉受命,率汉军与南匈奴联手,经三年讨伐,北匈奴败遁。

《后汉书》有决战的战情:“[永元]二年(公元九十年)……南单于复上求灭北庭,于是遣左谷蠡王师子等将左右部八千骑出鸡鹿塞,中郎将耿谭遣从事将护之。至涿邪山,乃留辎重,分为二部,各引轻兵两道袭之。左部北过西海至河云北,右部从匈奴河水西绕天山,南度甘微河,二军俱会,夜围北单于。单于大惊,率精兵千余人合战。单于被创,堕马复上,将轻骑数十遁走,仅而免脱。得其玉玺,获阏氏及男女五人,斩首八千级,生虏数千口而还。”

《窦宪传》则有更详细的记载:“[窦]宪与[耿]秉各将四千骑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万骑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屯屠河,将万余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阳塞,皆会涿邪山。……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虏众崩溃,单于遁走,追击诸部,遂临私渠比□海。斩名王以下万三千级,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于是温犊须、曰逐、温吾、夫渠王柳□等八十一部率众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宪、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

显然,战事发生在河套地区。“鸡鹿塞”即今之五原,“□阳塞”即固阳,“河云北”就是呼和浩特以北的地方,而“天山”即是大青山或阴山,“涿邪山”和“稽落山”则是阴山山脉的两个山名,“西海”是乌梁素海,“私渠比□海”是杭锦后旗境已淤塞的屠申海,“燕然山”即是贺兰山。

东汉─南匈奴联军的战略企图是:多路出击,聚歼北单于庭于阴山之南,然而北单于轻骑脱逃,窦宪、耿秉军西追至今杭锦后旗,获匈奴降众二十余万。北单于率少数部落沿“居延道”西逃,越地广人稀、防御疏怠的居延塞,抵今新疆东部伊吾地区。汉军则沿黄河南追至贺兰山,勒石记功,军止。

次年(公元九十一年),窦宪耿夔再剿,《耿夔传》记曰:“[窦]宪复出河西,以[耿]夔……将精骑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单于廷,于金微山斩阏氏、名王以下五千余级,单于与数骑脱亡,尽获其匈奴珍宝财畜,……会北单于弟左鹿蠡王于除□自立为单于,众八部二万余人,来居蒲类海上,遣使款塞。”

“蒲类海”是哈密西北的“巴里坤湖”早有定论,“金微山”则应是哈密、伊吾间的“扎木尔提山”(海拔4886米),这一带是新疆东部著名的牧场。北单于逃亡后,不知所终;其弟“于除□”聚集残部在巴里坤湖周边喘息,汉军则屯驻伊吾予以监视;一年后于除□再叛,被杀。

公元二一六年,南匈奴呼厨泉单于从他的王庭平阳(今山西临汾)到邺城(今河北临漳)去拜会曹操,曹操把他留了下来,并将他的属众分成五部,历时四百三十年的“匈奴帝国”,终告灭亡。

●结束语

中国史籍对匈奴民族有丰富的记载,但对它的血缘和语言,活动的地域、战争乃至迁徙,史家还没有一个具有宏观格局的正确理解。《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单于庭”置于外蒙乌兰巴托;台湾学者柏阳在《中国人史纲》中说“北匈奴汗国残余部落,在漠北不能立足,只得向西流亡”,还将战场“涿邪山”、“稽落山”、“燕然山”、“金微山”,定位于外蒙地区,都是非常不当的说法。其实,即便北匈奴的统治中心,也不在漠北的外蒙,而在内蒙的河套。

匈奴民族无疑是血缘混杂的,东胡、月氏、乌孙在它的两侧,鲜卑和山戎曾经是它的臣民。从不多的语言信息来看,匈奴语含阿尔泰语系诸语(通古斯、蒙古、突厥)的成分,说它是突厥语民族的祖先,是一个误判,拙着《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也曾经循了这种说法,看来都须予以修正。总的来看,它的人种和语言已经接近后世蒙古民族的形态;又由于通古斯部落是它的统治集团,其核心部落的语言可能更偏向于通古斯语。

在史前期,北方诸族就播迁到欧亚大陆的各个角落,把四世纪开始冲击欧洲的Hun人都指认为是“北匈奴”之裔,是一种夸大了的结论。事实上,在三世纪前的一千年中,南俄草原已早是Cimmerian(吉里迷)、Scythian(息慎)、Sarmatae(悉万丹)等亚洲游牧民族的栖息地,后到的“北匈奴” 部落可能是凝聚它们的核心,从此他们就以Huns的名义,横行欧洲了。

朱学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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