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岁半行走在城市边缘 镜头中感受的朴实（组图）

2005年3月15日，成都市金牛区金牛村五组。




王利平抓了一大把廉价的杂牌洗衣粉，和着一块从工地上捡来的一块黄色丝巾一起放进盆里，费力地搓起来。水很凉，把她的手冻得通红。王利平今年三岁。




王利平被工地上的农民工们唤作“二娃子”，她跟着父母从中江县冯店镇老家来到这片拆迁工地已经有半个多月了。




“二娃子” 已经习惯了每天在灰尘与碎砖组成的废墟中生活。她坐在一堆砖头中间，神情木然地摆弄着不知从哪里捡来的一个塑料卫生纸桶。二十米开外，父亲王再书正和工友们喊着号子，使劲拉着一根捆在只剩一半的房子上的钢索。僵持一段时间后，房梁轰然倒塌，激起漫天尘土；碎石飞扬，溅落在“二娃子”身后不远的地方。




“怎么不危险？工地上被伤到是三天两头的事。”母亲黄自群叹口气说，“他爸前几个月在熊猫基地施工的时候就被石头打掉了两颗门牙，右膝盖也被打伤了。但也没办法，放在家里没人带，在自己身边多少安心一点，拆房子的时候叫她隔远一点，应该是出不了什么大事的。”她低下头，用石刀将一块砖上的水泥砍掉。








二娃子是王再书与黄自群的第二个孩子。孩子刚出生，就有人上门来想要把孩子“抱”走，代价是对两口子来说很有诱惑力的一笔款子，这样，还可以“躲掉一万多的计划生育罚款”。“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哪里舍得就这样把孩子送走？我跟他爸就是再苦，也要把孩子养大。”二娃子的计划生育罚款，是贷款交的。这三年多来，两口子省吃俭用，总算快把贷款还清了， “还欠了几大百，今年上半年应该可以还清。”




黄自群还负责工地上十几号人的伙食，中午快到了，她牵着二娃子往工人们的宿舍走去，开始准备午饭。跟所有的建筑工地一样，这栋“宿舍楼”只是工地上剩下的一栋没有开始拆除的建筑。黑洞洞的房间隐约透出一丝霉味，房里横七竖八地散落着各种工具。二娃子跟父母同睡在一张简易的木版床上，被子很薄，上边积了一层灰。二娃子很容易地掀开唯一的一层席子，在床板下的隔层里鼓捣了半天，翻出几件“玩具”，出去找她的伙伴－－工地上另一个民工的孩子－－同是三岁的曾丽丽一起玩耍。两个孩子在一个墙根坐下，四只黑黑的小手把几块破烂的麻将牌摞成一排，“叔叔，我们在打麻将！”孩子开心地朝记者喊。




黄自群把土豆切成片，和着洋葱片和粉条一起放进锅里煮，“中午没肉，晚上每人有二两肉、二两酒，下体力的人，没有酒和肉根本没办法开工。”黄自群撕下一块从房顶上拆下来的防水油毡布，拿火钳伸到灶里点燃，用来引燃几块木头。油毡燃烧着，发出一阵阵黑烟，刺鼻的臭味充盈了整个空间，黄自群剧烈地咳嗽着。




“一天工钱二十，伙食费要十块，一个月下来能有个三四百块钱的收入。”黄自群说。王再书的收入稍高一些，一个月能拿五六百，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能有千把块钱的收入。农民工没有社保，王再书的那次意外，花掉了两口子半年多的积蓄。“先把贷款还清，余下来的钱存着以后给孩子上学用。”




让两口子感到有一丝轻松的是，大女儿王秋平已经能够自力更生了。她在土桥镇一个火锅店上班，每月工资三百。但刚成年的孩子，免不了要让父母多操心，“前几天在外面让小偷把手机偷了，他爸知道了冒火的很，差点冲过去把孩子打一顿。”几百块的手机对两口子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




二娃子拿着自己的碗，过来盛饭。土豆、洋葱、粉条，和着硬得难以下咽的米饭，二娃子吃得津津有味。不远处，几位农民工捧着斗大的盆蹲在废墟上，盆里装着的，是跟二娃子碗里一样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