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想了解二姑的故事。在和二姑的交谈中,我努力把话题引导到这上来,我知道这对二姑来说是残酷的。她又想起了那些痛不欲生的日子,二姑对我说,一提起心就痛啊。
因为家里穷养不起,二姑6岁上就找了邻村的家境很一般的一个人家做童养媳。二姑的男人是个独子,可是还没等到圆房,去当八路军的他就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
二姑成年以后,招了本村的一个青年入赘,组成了这个家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个家庭空前的劫难开始了,二姑一家遭到了村党支部书记疯狂的报复和陷害。
后来这个二姑父是个中农家庭,他父亲早年参加革命,在八路军里是个联络员,负责八路军的粮食和物资供给。1940年的时候,八路军在他们的村子里的一些人家里存放了粮食。就是这个后来的党支部书记的家里也存放了一部分。
那时的八路军只是打一些零星的游击战。日本军队豢养了一些地方汉奸武装,当地人称作顽军,也叫团儿,用他们来对付八路军的骚扰。有一天一群顽军进了村子搜捕八路军,前后也就是两个时辰的功夫,没有找到八路军后就撤走了。
事后,这个后来的党支部书记家里的八路军的粮食不见了,他说都被顽军抢走了,并向主管粮食的二姑父的父亲报告了这件事。事情出现了总要核实一下,结果村民们都说顽军并没有抢粮食走。经过审问,那个党支部书记不得不把藏起来的粮食交出来。八路军要处死他,幸亏还是二姑父的父亲说情,保住了一条命。他不但不知报恩,反而从此对二姑父的父亲怀恨在心。
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心术不正的人此时摇身一变,成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正应了那句话,小人得志便猖狂。报复的机会终于来了。
第一步就是他写黑材料,采用欺骗的手法让几个不识字的老贫农按手印,说是给二姑父家扛过活。
等到多少年后县里来人澄清时,问到那几个老贫农,他们说党支部书记只是问我们扛过活没有,并没有问给谁扛活,因为不识字书记一说就把手印按了。这是后话。
如此一来就把二姑父家的中农成份变成了富农。阶级的性质变了,中农是团结的对象,而富农是应该打倒的阶级敌人,属于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了。那时对于黑五类怎么整都不过分。
二姑父家族的男人一个个都是刚强铁汉,一概否认书记的无理指控。二姑的公爹和两个叔公爹都被吊在房梁上用猪毛绳抽打,他们都多次被打昏过去,昏死过去后就用凉水浇。到最后谁也都不承认是富农。但是对于那个残忍的共产党书记,承认与不承认并不妨碍疯狂的报复。
二姑是外来人,贫农出身又是烈属又是党员,但即使这样也不放过。他们把二姑隔离起来,让她与家庭划分界限,后又逼她离婚。二姑不从,他们就采用不让睡觉的办法,用他们的说法叫熬鹰,折磨二姑。
即使是这样的残酷的殴打和折磨,这个党支部书记仍然不解气,更恶毒的阴谋又出笼了。
大队部前面有一个意见箱,那天党支部书记不早不晚打开一看,发现了一个反动标语,是一张撕下的毛泽东像,上面写着:打倒毛主席,毛主席是个大王八头。
这个反标的罪名党支部书记马上就给二姑父的弟弟(按当地的称呼二姑叫小叔)安上了。这个罪更重了,现行反革命。
提起这个反标,后来大多数人都心知肚明是党支部书记的陷害。有人回忆说,书记的妻子一连几天在意见箱不远的对面衲鞋底,出现反标以后就看不见她了。可是那个时候谁也不敢说。
小叔给用绳子捆起来,打得已经站不起来了,但到什么时候也坚决不承认。
二姑这时还在被隔离着,熬鹰到了半个多月了,实在坚持不住了,神志变得恍恍惚惚,已经不能正常的思维了。问离婚不离婚?她就答离婚。问反标是不是小叔写的?她就答是小叔写的。在这种情况下,二姑被放了出来。实际上反标是出在二姑被隔离期间,她是不知道的.
就因为二姑的“证词”,更加重了对小叔的酷刑,把他长时间吊起来,猪毛绳蘸凉水几次把他打昏过去,就差最后没被打死。
二姑被放出来后,思维逐步恢复了正常,当二姑知道小叔因为她的“证词”所受到的酷刑,二姑又掉进了自责的深渊,就像犯了罪一样,以后有什么脸面去面对小叔啊。心里的这个大疙瘩解不开了,她跑到了山上,放声哭嚎。嫂子对不起你呀┄┄声嘶力竭的叫喊和呜咽的哭嚎声伴着呼啸的山风在山谷里回荡。她的精神都快要崩溃了。
为了赎罪,二姑自杀过两次。有一次用刀子把肚皮豁开,后被抢救过来。从此肚皮上留下了三大块伤疤。
为了讨回公道,二姑父上北京去上访。后来上面责成县里处理此事,错划的富农成份被纠正过来,而反标事件也是查无实据,不了了之。总算还了这个家庭一个清白。而对党支部书记的诬陷则按当时的群众运动对待而没有被追究。
后来二姑并没有离婚,小叔也成家了。为了补偿过去的歉疚,二姑对小叔一家格外的照顾。
如今,二姑一家又过上了平静的生活。二姑和小叔家联合承包了一片山场,几年下来,果树的收入也很可观。两个家庭过着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过去的一切好像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在和二姑的电话交谈中,她那悲痛欲绝的诉说深深的感染了我,仿佛又见到了二姑慈祥的面容,我感受到了她对晚辈诚挚的怜爱。在她心灵的深处,深藏着怎样的剜心刻骨的往事啊。
二姑讲完了她的故事,叹了一口气说,忘?能忘吗?这么多年过去了,小叔现在仍然清楚的记得当时的每一个细节。当偶尔提起时,多么刚烈的小叔总是怒目圆睁但又是无可奈何。共产党不就是这样吗?谁掌权谁就可以胡作非为,想整谁就整谁。最后二姑又很无奈的说:这样的事多了,记住又能咋样呢?
我感觉的到,更细节的东西二姑不便对我这个晚辈人谈起,那是二姑更深的痛。是啊,在共产党的淫威下,人哪有什么尊严啊。我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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