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强胡同六号”轶事:胡耀邦住家居然无人把守

那是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召开之前。有一天,我忽然接到全国文联的一个通知,要我在某天去北京东城强胡同胡耀邦同志处座谈。谈什么,随便,不外乎是对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对四届文代会召开的方式方法、文联未来领导班子的设想。

  那时,我只是个出初茅庐的作者,虽年近不惑,却世事不明。而且,多年经历过的政治运动的积习,还使我不习惯正常的民主生活。因此,对于这次的座谈,格外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那时他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啊!

  那天,天降豪雨,荡涤了几天来的暑气,我打着伞到富强胡同六号。几次经过那门口,却不敢相信就是那里。那平平常常的北京四合院的大门,没有门卫,也没有传达,这能是他住的家吗?但门牌上明明白白写着“富强胡同六号”,同通知上的地址字字相合,而我这个在北京长期生活的人又绝不至于将酒当醋。我壮着胆子走进敞开的静静的大门,竟无一人从侧,从里,从外追我,问我。我更诧异,一直沿廊走到院子的一间小屋旁,才从窗子里见到一位年轻人正坐在桌前看书,他看见我,笑一笑,问道:“是来开会的吗?”我答:“是!可是,这儿是胡……”“是!”那年轻人笑着说,走出小门,告诉我:“拐个弯,那有一间大屋子,那是会客室,就在那儿开会。今天下雨,人还没来呢,你把伞放在这儿也成,放在会议室也成。”就这么简单,一个极普通的人,用比会朋友还简单的办法,走进了一个“大干部”、“大首长”的家。后来,听曹禺先生在一次会议上说:“耀邦同志实在该有几个哪怕传达员呢,我每次晚上到他那儿去谈话,都溜溜达达地进去,一个人问也没有。”也许,这才是正常,但我们已经很久很久了,把这正常当做反常。

  参加座谈的一共十二位,好像有一位临时请了假。大家围坐在沙发上,刚交谈了几句,就见他从后院,穿一身纺稠的裤褂,一双布鞋,摇一把蒲扇,悠然地、潇洒地走来,对他的孙女吧,大声说:“自己去玩,爷爷开会。”便笑着走进了客厅。

  他这样走来了,如同我们的朋友,如同一位随和的长者。

  他同我们挨个握手,说得出我们每个人的作品,可见,他至少是为了这个会而浏览过那些值得或不值得记住的作品(不值得,是指本人的东西)。他同我们每人都说几句话,长短不同,内容不一,因为有人他相熟,有人他刚认识。不过,他都能说上我们的名字。

  他让秘书端来西瓜,亲自送给在座的每一位,而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比他年轻。

  他听我们每一个人的发言,他自己用小本子、钢笔作记录,不时提问、发问,他不坐沙发,坐在椅子上,背靠着桌子,在膝盖上记录。这让人想起坐小马扎听大报告的情形。

  我们的发言充满年轻人的冲劲儿。我记得,其中一位甚至说过大意如下的一段“唐突”话:“耀邦同志,我们都当过你的部下,我们今天拥护你,不是因为你是老书记,而是你复出以后的言行,假如你以后不这样,也许我们便不拥护了。”这话可谓直率。他听了连连点头,用笔指点着:“这话讲得好!” 然后引申:“每个人都要写自己的历史,这历史人民会给你做评价,包括你们。”这话,我深深地记住了。那天所谈、所笑、所论,许多已经湮没在岁月的沙尘里,而这句话却始终如无尽的清风在我耳边吹拂。

《秋风也让人快乐》

本文留言

近期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