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只是个出初茅庐的作者，虽年近不惑，却世事不明。而且，多年经历过的政治运动的积习，还使我不习惯正常的民主生活。因此，对于这次的座谈，格外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那时他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啊！
那天，天降豪雨，荡涤了几天来的暑气，我打着伞到富强胡同六号。几次经过那门口，却不敢相信就是那里。那平平常常的北京四合院的大门，没有门卫，也没有传达，这能是他住的家吗？但门牌上明明白白写着“富强胡同六号”，同通知上的地址字字相合，而我这个在北京长期生活的人又绝不至于将酒当醋。我壮着胆子走进敞开的静静的大门，竟无一人从侧，从里，从外追我，问我。我更诧异，一直沿廊走到院子的一间小屋旁，才从窗子里见到一位年轻人正坐在桌前看书，他看见我，笑一笑，问道：“是来开会的吗？”我答：“是！可是，这儿是胡……”“是！”那年轻人笑着说，走出小门，告诉我：“拐个弯，那有一间大屋子，那是会客室，就在那儿开会。今天下雨，人还没来呢，你把伞放在这儿也成，放在会议室也成。”就这么简单，一个极普通的人，用比会朋友还简单的办法，走进了一个“大干部”、“大首长”的家。后来，听曹禺先生在一次会议上说：“耀邦同志实在该有几个哪怕传达员呢，我每次晚上到他那儿去谈话，都溜溜达达地进去，一个人问也没有。”也许，这才是正常，但我们已经很久很久了，把这正常当做反常。
参加座谈的一共十二位，好像有一位临时请了假。大家围坐在沙发上，刚交谈了几句，就见他从后院，穿一身纺稠的裤褂，一双布鞋，摇一把蒲扇，悠然地、潇洒地走来，对他的孙女吧，大声说：“自己去玩，爷爷开会。”便笑着走进了客厅。
他这样走来了，如同我们的朋友，如同一位随和的长者。
他同我们挨个握手，说得出我们每个人的作品，可见，他至少是为了这个会而浏览过那些值得或不值得记住的作品(不值得，是指本人的东西)。他同我们每人都说几句话，长短不同，内容不一，因为有人他相熟，有人他刚认识。不过，他都能说上我们的名字。
他让秘书端来西瓜，亲自送给在座的每一位，而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比他年轻。
他听我们每一个人的发言，他自己用小本子、钢笔作记录，不时提问、发问，他不坐沙发，坐在椅子上，背靠着桌子，在膝盖上记录。这让人想起坐小马扎听大报告的情形。
我们的发言充满年轻人的冲劲儿。我记得，其中一位甚至说过大意如下的一段“唐突”话：“耀邦同志，我们都当过你的部下，我们今天拥护你，不是因为你是老书记，而是你复出以后的言行，假如你以后不这样，也许我们便不拥护了。”这话可谓直率。他听了连连点头，用笔指点着：“这话讲得好！” 然后引申：“每个人都要写自己的历史，这历史人民会给你做评价，包括你们。”这话，我深深地记住了。那天所谈、所笑、所论，许多已经湮没在岁月的沙尘里，而这句话却始终如无尽的清风在我耳边吹拂。
《秋风也让人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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