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女人的血泪见证

一、慈父因“反革命罪”惨遭毒打，含冤离世。
那是一九七五年一月的一个下午。“妈，快来啊！不好了，爸又出事了”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大姐脸色苍白，哭喊着跑回家。母亲闻声冲出家门，一手拉着大姐，一手抱起我，发疯似地向大队部跑去。“反革命的败类，没有枪毙你，算你走运，还想说话，打，继续打.”天啦！几个比虎狼还更凶残的共产党干部民兵，有的往父亲身上吐口水，有的用拳打、用脚踢，更有一个大汉手持一条好粗好粗的鞭子往父亲身上抽打。母亲不顾一切扔下我，扑向父亲，企图用自己的身子来保护父亲，可就在她扑向父亲的那一刻，已经晕倒在父亲的身上，把父亲头上的白色“高帽子”碰倒在地上。一个脸上长着一颗大大黑痣的男人，随手抓起“高帽子”重重的砸到母亲的脸上。没过几天，我那亲爱的父亲便含冤离开了人世。父亲去世的时候，眼睛张得大大的，听母亲说，我的祖父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是国民党的一位官员。就因为这个，中共篡夺中国政权之后就把我的家庭打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家庭，父亲成了“反革命分子”并被活活的折磨死了。父亲去世的那年，我刚满三岁，失去父爱的痛，在我的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一道永不磨灭的伤疤。

二、参加“六四”爱国民主运动，竟被取消分配的资格。
一九九一年，我以优异的成绩从福清元洪师范学校毕业。“很遗憾的告诉你，你虽然是一位好学生，但是还是被取消了分配的资格。我虽然很同情你，农村的孩子念到这里，是很不容易的，但是这是政府和教育局的决定。哎！你当时真不应该搞什么游行示威，支持什么学生民主运动”班主任林航老师摸着我的头，满怀惋惜的语气对我说了许多安慰的话。我的一颗心好像突然间被掏空似的，不知所措。老师后面的话我已经记不清了。无助和失望的泪水夺眶而出。我也记不清当时是怎样离开林航老师的办公室，怎样回到了学生宿舍。八九“六四”运动，得到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那么多人的响应、支持，身为学生会主席的我是为了反官倒、反腐败，是为了我们国家更发达更美好才投身学生运动。我们学生到底有什么错？1991年6月28日，那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痛苦，一位19岁的如花女子，还没有来得及向社会绽放异彩，吐放芳香，却过早的被暴政风雨摧折践损了。我开始对这个我曾经充满热情，对我所谓恩重如山的“党妈妈”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疑问，她是一位好“母亲”吗？

三、惨遭毒打，儿死腹中。
“咚咚咚”“开门，查户口的，快开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和叫喊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披上外衣，慌慌张张的开了门。“绑起来，先押到居委会，明天再处理。”这个声音我记得，那是居委会王主任熟悉的声音。还没来得及问个明白，我的双手已经被反绑起来，连拉带推的押走了。身后留下的是一阵未满两周岁女儿的哭叫声，声音里充满了无助和恐惧，我的心碎了。第二天晚上，我怀孕在身的5个月之大的儿子被丧尽天良的夺去了生命。我躺在床上足足三个月，三个月里伴随着我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创伤，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创伤。那种失去亲身骨肉的痛是揪心的。我无数次的问自己，共产党政府到底是什么？连幼小的生命都不放过。

四、炼功健体，再遭关押。
“你这样三天两头的生病、请假，也不是问题，校长的意见可大了。跟我炼功吧！练了功，不但能祛病健身，最主要的能使自己变成一个好人。”在同事吴秀钦三番五次的劝说之下，1999年2月，我开始接触了法轮功，我们炼功点有各种年龄的人。我们都那么友善、健康、快乐、充实。开始炼功的几个月里，是我这一生最快乐的时光。我确信法轮大法是我终生的信仰。但是1999年7月，在中国开始的这场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打碎了我平静和快乐的生活。更大的灾难又降临到我的头上。“不许哭，再哭，把你也绑起来。”警察瞪着眼睛凶巴巴的吼着，连未满五周岁的女儿也不放过，关押在看守所里饿了也不许哭。一个母亲看到警察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虐待自己幼小的女儿，那是一种作为母亲无奈的痛。我无数次的对他们说：“追求真、善、忍难道也有错吗？”他们讲不出道理来，却强词夺理，威胁恐吓，利用极端卑鄙、毒辣的手段对付我们这些善良的人们。

如今，我抛下体弱多病的幼女，是何等的离别之痛。不仅仅是为了逃离共产党的迫害，更重要的是坚持我终身的信仰。共产党给我带来的种种苦难，造成了我今天万分的恐惧。对于我，对于千千万万善良的人们来说，共产党的屠刀那只是一种考验。苍天有眼，人间自有真理，乌云是遮不住晴空的，相信春天离我们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