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意识形态哪有什么先进与落后？
其二是到底什么是党性原则？
其三是人无论学习什么都不仅是为着一个目的，而且还有是什么东西为着这个目的，这目的适合它么？
这些问题所以应予澄清，是因为它们做为问题是确实的，就是说这不是由什么人随意提出的，而是事物的联系里确实存在这种关系，无论对于谁，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决策者在决策时都应先予考虑到。问题发现得得当不得当，是实践顺利或危机的决定条件，也就是真理或歪理。胡锦涛说这些话就暴露出他是一个没有主见，拿不出主义，不知怎么迈步，徘徊在已往成见中的，没有领导人素质的领导人。他的话证明还不知什么是意识形态，什么是党性？他甚至不知冲着什么“性”才提出党性的，因为人不能无缘无故地强调某种品性，强调某种原则是拿它相对另种原则，或要取代另种原则，胡锦涛考虑过吗？他知道的只是救党，要救党就必须弄清意识形态究竟属之于什么，政党与意识形态是什么关系？党性原则是可救的吗？这些都不是凭白无故地提出来的，而胡锦涛对他党提出这些要求却只是顺应意志的发作，并不是出于证明。
真理就是实话，胡锦涛说的实吗？“实”，这个词有两个含义：一是自己知道真假，为某种目的而故意不说真相；二是不知真假，即自己只是随着习惯说，并没透彻话的含义，也不知说的话能引发什么后果，后果在责任之外。胡锦涛的言论这两种情况都占着，更具危害性是后一种。
一、意识形态哪有什么先进与落后？
这个问题我们已在《人是为人而活，还是为意识形态而活》中做了求证：指出只有对主观努力才能去比较“先进与落后”，人的意识是必然律的结果----是人还能不形成意识？是意识还能不具有形态？必然律又不是像人的努力，你高兴不高兴意识都得形成，都有形态，哪来的先进与落后？这是种常识，且不说一国元首，旦凡是读书人若不懂这个道理也是种羞耻。连这一类的常识都没把握，他怎么去为民族制定路线，又怎么能不把国家往死胡同里带呢？！
金疯子残忍野蛮，朝国饿孚遍地，毫无生气，大量难民涌入中国，朝鲜军警随意处决逃犯、铁丝穿过手臂来捕人……对此他是清楚的----因中国已收留若干朝鲜高层军政人员。他还在那里“学习朝鲜”，是学他们随意处决，铁丝穿手，还是学什么？胡锦涛已做好朝鲜崩溃的应变，他不知朝鲜政权的现状与前景做的什么应变，学这种先进不就是学崩溃吗？再说先进在得有所指，不仅得指出还得证明，不能顺嘴乱淌。朝鲜除了残暴，饥饿，它还有什么？显见，胡锦涛的学朝鲜本质是说----要残暴。胡锦涛用学习朝鲜“先进、党性原则”之名，托出的却是要他的党更加残暴，这里所含的欺骗是他自知的。朝鲜正在走向崩溃，朝鲜政权为什么会陷于崩溃？他不至于愚蠢到木知觉也，当他面对自己的困境、危机时，就慌不择路了，忘了残暴正是崩溃的原因。可见他只有想负让他的党不垮这个责，却不知该怎么负，负什么。
“朝鲜在意识形态上是先进的”，这是一个结论，一个评价结论，你不光得指出它那些方面“先进”，还得去证明它怎么先进。而胡锦涛所有言论都是些无边无缘的套话，空洞笼统，可见他这个人无见的，无章程，胸中无成竹，他只是在那里盲喊，蛮干，上几代造成的环境里有什么，他就喊什么，像鹦鹉之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这个胡锦涛并不是胡锦涛的胡锦涛，而是已往习惯的胡锦涛。
二、党性原则到底是什么原则？
胡锦涛赞赏金疯子捍卫党性原则，他知道朝鲜民众苦到什么地步，也知道金正日疯到什么地步，这些谎他是知道的，这是主动之谎。
但到底什么是党性原则，又是冲着什么才必要强调党性原则？现实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党？人类世界里能有的是什么性，什么原则？这对于他就不是个懂不懂，而是连想也没想的问题。他要救党这不是撒谎，他要通过捍卫党性原则，捍卫意识形态来救党也不是撒谎。但这些话本身却是地地道道的谎言。
因为：人的话所涉及的内容，都不是孤立的，必定归属到一定的类，又是处在环境联系里，因此，你若说意识形态，你就得在回答了什么东西才有意识形态之后才能说，因为这里有一个意识形态能不能离开或违背那发生了它的东西，独立地任意地去形态的问题，当说党性原则时，你就得在确知什么是政党，并把它的“性”还原到可加直面，然后才能说哪是党性，哪种原则是党性原则。
其实，金正日所坚持的不是党性原则，而是统治。这些谎却是胡锦涛所未清醒的，他说出来的那个党是孤立在人外的党，他的“党性”是从前代人那里传来的，至于党性说的是什么，他并没去问，也没想到该过问。所以这个一上台就喊党性原则的“胡泽东”其实根本连什么是党也不知，更枉谈什么党性原则了。不过是因这些“原则”在前代已有，他稀里糊涂地接过来喊就是了。
党性原则是个真理问题，须求证而后明之，而胡泽东说的那个党性原则只是他心里的欲望，二者并不是同一个。因而他赞赏的就只是金疯子为捍卫统治所采取的残忍手段。他只是把不顾人民死活而一心只为政权存亡这种忍人疯人行径说成党性。可见他心里想的只是政权，不是什么党性原则，他也没关心到政权的实际基础是人心。
人所以强调什么性，什么原则，都是因为实际上那里已有了某种性，某种原则，这些原则与所强调的不相一致不相符合，才需要重新强调。胡泽东的话所冲着的是什么性，什么原则呢？这又是他所未曾思考，当然也就是他要负的责任所承担不及的。
只有先弄清了什么是党，才能澄明政党是什么性----这就要对政党做出还原，也就是追问组成党的材料是什么？
回答是----人。那么得到的只能是----
世界上只有人。因而只有人性。
人是自在的存在，一切自在的存在物决不为任何他物而存在。在人的存在里当然只是人性的存在，没有党性的存在！归根结蒂社会的最初的和最终的原则都只是人性原则。
人性的原则是社会永恒不变的原则，在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下都不应该有任何其他原则。公正的、正义的社会就是禁止任何人性外原则的社会。
而一切有社会原则的社会都是反动的、腐朽的、专制的、黑暗的。
为胡锦涛所百般防范的西方意识形态其实就是没有国家意识，而由着人自然而然去意识的社会，就是政权不过问百姓喜什么爱什么全由百姓自己去喜去爱的社会。世界上只有人的存在，没有党的存在，因而只有人性原则，没有“党性原则”。只是因为人的存在需要安全和秩序，而安全和秩序需要依靠设施，才不可避免地形成社会，政权。政权仅仅是用来治理的（对关系实施调整）工具，而治权是管理。
人类存在直接导致的是社会和政权，并不直接的导致政党。
政权必须建立在正义上，政权的正义就是它的合法性，这才导致出政党。
人类存在必需政权，但这并不够，还应补充：人类存在需要的是具有公正性的即由合法性来保证的政权----政党是应着政权的合法性才成为必要的。可见，政党并没有自己的不移性质，没有性质哪来的原则。
对人来说，连政权都才是服从性，服务性，那为使政权具有正当性才成为必要的政党又焉能比政权更具根本性？那不是说衣服比身体还贵重马？
当然，任何事情存在了也就有它的性，直接存在物与被派生出来的间接存在物的性质不是平起平坐的：直接存在物有不移本性，间接存在物的性质必须归属到派生它的原因中去，成为派生它的直接存在物的性质的一定方面或一定环节。决不应成为直接存在物的妨害，所以政党的性质绝对不能比人的性质还根本，政党不能充当人的存在的标准。
如果说真有党性原则的话，那就是党是民众组织，民间组织，不是政权的驾驭组织，通过政党使政权具有合法性。
我们不能说政党没有性没有原则，但党性原则只是保证政权合法，服务社会公正的，政党不是社会标准，更不是社会的运行原理，政党在社会中不应有任何地位，更别谈驾驭或塑造社会了。
至此我们求证出----党性原则是实现人性原则的一个环节。
处在人性原则的工具或手段地位。
党性对人性是服从关系。
人做的是人，人不是做党。
即使是党员，他实际上做的还是人，所以社会原则里只有人性原则，没有党性原则！人所拥有的性质永恒不变，但党性却随人的认识进化而进化，所以党性原则应随时随地的被修正，以附合人性，决不允许它有对人的主宰。只有生命才能体验意义，生命天然选择满足，拒绝损害，凭什么硬弄个“党性原则”来折磨人呢？珍惜生命才是人类的最高原则，唯一原则！人性是社会的最高宗旨。把党枪毙，人还是一样的活；把人枪毙呢？就再也不能享受生命了。被党屈死的那些人与“被阶级敌人”所杀死又有什么不同？党性原则是完全的扯蛋！坚决扫除党性原则！
三、实践中的党性原则就是崔健吼的那块“一块红布”
不论什么布，蒙到眼上都使人看不到世界：镰刀釜头的红布和五星红布一样，都是为不让人真实看世界，不让人服从真理，不让人说出真话的幕布。
像邓小平提出“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他只知提然后就去反，其实既不知什么是自由，什么是自由化，更不知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他知道什么呢？
他知道的只是自己凌驾社会的欲望，感到欲望受到阻碍。
他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只是对他的欲望遭到的阻力的排除要求。
要排除就得有说得通的理由----得给它起个名，这个名必须具有捍卫自身又师出有名的双重功能。邓小平自命名为当代最高最大的马主义权威，而马主义里不仅有了“资产阶级”，且已把把它设定为斗争目标；且人们在生活中也体验了自由，还在追求自由。邓小平所执意要做的只是，为排除对自己意志阻碍建立理由，这个理由得在马主义的法统以内寻找，他当然就设马主义为正宗，又当然得将他要排除的东西拿到到马克思原有的反对里。其实邓小平并不管那阻力实际上是什么阶级什么主义，只管是不是妨碍他的，是不是他所不高兴见的，只要是，就统统都由资产阶级自由化来命名。
就像他的不管白猫黑猫一样，他并不管那东西是什么，只管那是不是触犯了他老邓的。
少年的毛泽东倒底是在中国学问里浸过，他知道自己并不懂马克思，所以他干脆就说自己是秦始皇，这也是一种自知之明。问题是到了江贼民和胡泽东们连这点自知也不要，胡泽东刚上台就已感到了欺骗吹牛对统治的危害，所以大会小会喊求真务实，咱们不能说他当时是吹着玩的，他的真求到今天为什么就实不起来呢？原因就是他们那条破船，迷着他们脑瓜的那个远大信念----共产主义本身就是假象，假东西一被求真，它还能存在吗？即便他当初想求的是真，要务的是实，只要他不从假象里跳出来，围着假象来求来务，那他就必重蹈覆辙，在假大空上更上一层楼，仅仅两年他就完成了这个循环。胡泽东完全是在老泽东的遗风里闭着眼瞎喊，根本不问喊的是些啥。
客观的事实本已有形态和面貌，它若能保持原有的形态和面貌，就是自然。若不让它自然，就必须凭借一种力量的支撑，做为胡锦涛的胡锦涛，他曾希望廓清吏治，扭转蜕势；但胡锦涛还是毛、邓、江所造的文化环境里的胡锦涛，在这方面他就成了胡泽东了，他要的就是在共产前提下的廓清，共产前提下的扭转，若所求当真，所务为实，那是要以共产的被埋葬为条件的。胡锦涛只好不做胡锦涛而做胡泽东。他只能重操欺骗，用欺骗来做共产合法的理由，又用镇压来做欺骗的后盾。胡锦涛不是正按照这样的路线，在这样的机制作用下成了胡泽东的吗？
所以说，一旦由任何歪理，任何欺骗主宰了社会，它都立即形成为一种机制的能量，没有这种能量它一刹也不能存在----
这种能量就是先天地假设敌人。
因为欺骗的最大威胁就是真实，只有拒绝和封锁真实，自己的存在才有可能，共产主义必须用“敌人”这个理由，像一切信仰先天地假设异端那样，它才可能拒绝一切真实，才可能拥有扫荡真实的借口，从57年的反右到今天的捍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永葆党的先进性，坚持党性原则……其本质都是一个----想方设法不使党陷于真实，或说成解救党于真实之中。
这样我们的批判就得到了实际的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原则----一是霸道；二是欺骗。
欺骗为霸道建立理由；霸道为欺骗提供支持。
二者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狼狈互惠。
我们不妨去看中国的社会现实：“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究竟西化、分化的本质是什么？不就是让现行的意识形态欺骗回到人的实处吗？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又是什么？还不就是让现行的意识形态欺骗回到人性实处吗？境外敌对势力、内外媒体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大肆攻击……他们攻的什么？要改革的又是什么？还不就是攻击意识形态的欺骗性，要改掉这种欺骗性吗？每需强调党性原则，还不就是因发现党有陷于真实之危险吗？一个建立在欺骗霸占上的党它能不痛恨真实吗？
所以我们终于可以说：从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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