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经认为,搞“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是青年学生,因此他支持红卫兵
从1963年起,毛泽东就认为中国存在-个官僚资产阶级,并且已经掌握了基层一大部分权力。到1964年,他认为,搞“四清”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他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简称“小五界”)的领导权已经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了;在党、政府、军队里,也有一部分权力被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掌握。如果不搞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下决心,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而要整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必须先从“小五界”下手,这就需要搞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小五界”下手搞“文化大革命”,依靠谁?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之后,把目光落在了青年学生身上。他认为,青年学生最积极,最少保守思想,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正好适合于在以“小五界”为重点的“文化大革命”中当主力、打先锋。
毛泽东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打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
正是在对所谓“小五界”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全国各地高校和青年学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造反的青年学生,并且自发地组成了一个又一个松散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小头目。但是,这些学生组织以“红卫兵”作为自己的名称,已是1966年5月以后的事了。
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除了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文件外,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肯定红卫兵组织。8月1日开会当天,全会就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全会于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非常明确地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全会开会期间的8月10日下午,毛泽东亲自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前来庆祝《十六条》的群众(包括红卫兵)代表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全会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已经明确肯定: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闯将。当时,毛泽东正是依靠红卫兵来搞“文化大革命”的。
接着,毛泽东自己主动提出要接见红卫兵,并且先后接见了8次。可是,毛泽东在8次接见过程中,逐渐发现了红卫兵存在的问题,对红卫兵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有一个过程。
毛泽东前三次接见红卫兵时,真心诚意地肯定和支持红卫兵,他希望依靠红卫兵夺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的权力
1966年8月18日,首都举行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主要是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的打算。当他得知参加大会的多数是红卫兵时,临时表示要出席这次大会。他出席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见一见红卫兵。他还要求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一套绿军装。这是建国后毛泽东首次穿军装。这个举动带有深意,说明毛泽东要直接管军队,还说明毛泽东鼓励军队要支持红卫兵造反。
当天,毛泽东身着绿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几百名红卫兵的代表。接着,毛泽东走过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一直走到群众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泽东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也参加了。当时正身处逆境的刘少奇、邓小平也参加了接见。刘少奇的精神状态很好,只是面对这种场面,有些忧心忡忡的样子。
当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表现出了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充分信心。他对身旁的林彪说:“这次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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