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曾經認為，搞「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是青年學生，因此他支持紅衛兵
從1963年起，毛澤東就認為中國存在－個官僚資產階級，並且已經掌握了基層一大部分權力。到1964年，他認為，搞「四清」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要尋找新的解決辦法。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澤東對中國國內政治形勢作了極為嚴重的估計。他認為，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共中央內部，已經產生了修正主義分子，他們是－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簡稱「小五界」)的領導權已經不在無產階級手裡了；在黨、政府、軍隊裡，也有一部分權力被這些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所掌握。如果不搞掉這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因此，他下決心，要發動一場自下而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篡奪的權力奪回來，以保證無產階級江山永不變色。而要整倒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又必須先從「小五界」下手，這就需要搞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從「小五界」下手搞「文化大革命」，依靠誰？毛澤東經過認真思考之後，把目光落在了青年學生身上。他認為，青年學生最積極，最少保守思想，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識，正好適合於在以「小五界」為重點的「文化大革命」中當主力、打先鋒。
毛澤東說，「文革」中這些群眾主要是年輕人、學生，正是前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寄託和平演變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鬥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後代，一代一代傳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我考慮發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教育，鍛練他們的本領，讓他們知道什麼道路可以走，什麼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打敗。現在看來群眾是發動起來了，我很高興，他們是同意我的做法的。
正是在對所謂「小五界」中存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全國各地高校和青年學生中，湧現出了一大批造反的青年學生，並且自發地組成了一個又一個鬆散的組織，產生了一些小頭目。但是，這些學生組織以「紅衛兵」作為自己的名稱，已是1966年5月以後的事了。
1966年8月，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除了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等文件外，十分重要的內容，就是肯定紅衛兵組織。8月1日開會當天，全會就印發了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覆信。全會於8月8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中，非常明確地說：「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全會開會期間的8月10日下午，毛澤東親自來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對前來慶祝《十六條》的群眾(包括紅衛兵)代表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全會的決定和毛澤東的講話，實際上已經明確肯定：紅衛兵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先鋒、闖將。當時，毛澤東正是依靠紅衛兵來搞「文化大革命」的。
接著，毛澤東自己主動提出要接見紅衛兵，並且先後接見了8次。可是，毛澤東在8次接見過程中，逐漸發現了紅衛兵存在的問題，對紅衛兵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有一個過程。
毛澤東前三次接見紅衛兵時，真心誠意地肯定和支持紅衛兵，他希望依靠紅衛兵奪取「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手中的權力
1966年8月18日，首都舉行有百萬人參加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參加這次大會的主要是北京和全國各地的青年學生。大會召開之前，毛澤東並沒有出席這次大會的打算。當他得知參加大會的多數是紅衛兵時，臨時表示要出席這次大會。他出席大會的主要目的，就是見一見紅衛兵。他還要求工作人員為他準備了一套綠軍裝。這是建國後毛澤東首次穿軍裝。這個舉動帶有深意，說明毛澤東要直接管軍隊，還說明毛澤東鼓勵軍隊要支持紅衛兵造反。
當天，毛澤東身著綠軍裝，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幾百名紅衛兵的代表。接著，毛澤東走過天安門前的金水橋，一直走到群眾當中，同周圍的許多人緊緊握手，並且向全場革命群眾招手致意。這時，廣場上沸騰起來，人人雙手高舉過頂，向著毛澤東跳躍著，歡呼著，拍著手。許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紅了，許多人流下了激動的眼淚。
毛澤東這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等人也參加了。當時正身處逆境的劉少奇、鄧小平也參加了接見。劉少奇的精神狀態很好，只是面對這種場面，有些憂心忡忡的樣子。
當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表現出了對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充分信心。他對身旁的林彪說：「這次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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