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是怎样被“共产”的?

“五反”工作组--打虎队

在1951年12月,中共开始“三反”运动。“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是针对党内干部的贪污腐化的,当时杀了天津地区的大干部张子善、李青山等,以示警戒。中共认为其干部变坏,是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腐蚀的结果,所以在1952年1月,紧接着针对工商业者开展了“五反”运动。“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当时我的父亲是一家私营建筑公司(当时叫营造厂)的经理,我们家住在公司一起,公司的房子还是租的别人的。在所谓“对工商业改造”的口号中,工作组(当时叫打虎队)一进驻,我们等于就被绑“肉票”了,全家老小实际上就成为人质了。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他们先把父亲关在楼梯间里,要他交代问题,接着发动工人揭发问题,不揭发就是“没站稳立场”。家中所有财产都被工作组没收了,所有的东西早被洗劫一空,什么都没有了,工作组还不罢休。他们认为我们家是“大老虎”,一定有钱或金银藏在哪儿。硬逼着祖父母和母亲去找亲戚朋友。祖父母和母亲当时什么也不懂,到处去找亲戚朋友借,这家借对金耳环,那家借个金手镯,上交给工作组。后来借也没有人借了,看到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来,工作组虽然非常不满意,也只好勉强罢休。结果全家扫地出门,搬到另一个地方住。父亲被判刑七年,发配内蒙古劳改。
爸爸没当成“空降兵”

“‘五反’实际上就是抢资本家的钱,甚至是谋财害命。”(《九评共产党》之七)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今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这都是确确实实的事。

父亲被工作组关在楼梯间(在二楼楼梯转角处的一个小房间)时,昼夜有人看守,想当“空降兵”而不可得也。于是他把电线缠在手上想触电自杀,结果又被看守他的人发现了,自杀也没有自杀成。工作组逼着全家--60多岁的祖父母、抱着在吃奶的妹妹的母亲、8岁的姐姐、5岁的我和一个3岁的妹妹--跪在父亲面前,要他一定要“老实交代”,争取“坦白从宽”。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后来他被冠以什么“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罪名,“宽大的”判了七年刑。出狱后在一个农场建筑队当施工员,又经过文革等运动多次批斗。这个历经运动的“老运动员”,后来竟克享高龄,健健康康的活到84岁才去世。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称:“在‘三反五反’中,有32万3千1百余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这可能是非常缩小了的数字,以后必会进一步真像大白。

嚼得菜根,百事可做

父亲被抓走不久,母亲又生了一个最小的妹妹。老的太老,小的又太小,家中只有母亲一人可能参加工作。没等满月,母亲就忙着去找工作。后来母亲终于找到一个工作,六十多岁的爷爷也有时做点临时性的工作,补贴家用。一家老小八口人,吃饭都成问题,我们还要从生活费中省钱来还债--当时借来上交工作组的金耳环、金手镯等。这就只好“从牙齿缝中省钱”了,还了好多年才还清当时借的那些债。

奶奶是一双尖尖的小脚--叫“三寸金莲”吧,她为了糊饱大家的肚子,有时甚至去菜场捡别人不要的菜边皮、菜帮子等。黄豆牙约两寸多长,卖菜的人只要一寸多,剩下还有一寸多,切得很整齐,奶奶捡回来,切掉根部,炒给我们吃。奶奶非常宠爱我,因为我是唯一的孙子。当时姐妹们都还安分随缘,就我最调皮,最不懂事,“穷人养娇子”。我不吃饭,奶奶没有办法,有时炒个鸡蛋,有时用麻油拌点腌菜哄我吃饭。我的这种“特灶待遇”,姐妹们可望而不可得也!“不患寡而患不均”,因为我“多吃多占”,破坏了吃“大锅饭”时神圣的平均主义原则,在此谨向住在天南海北的姐妹们(她们也都陆续当奶奶了)诚挚的深致歉意!

孟子说:“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可能是《增广贤文》或这类古书中,还有这么一句话,说:“嚼得菜根,百事可做。”嘿,真得感谢“伟光正”,让我从小“嚼菜根”,把我锻炼成一个“百事可做”的人,一个可以承担“天降大任”的人,而不是一个大少爷,而不是一个花花公子。

每次填履历表,在“成分”或“家庭出身”这一栏,我都是填“资本家”或“资产阶级”。文革后期,我在一个单位工作。有一天,一位女同事偷偷地告诉我,今天领导都去送离任的军代表了。军代表来的时候,一本红宝书(《毛语录》),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军用挂包,什么都没有。现在他回北方老家去,有家具,有缝纫机,有木料等很多紧俏物质,还有……。拉了整整一火车皮东西耶!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真厉害!七辩八变,精神就变成物质了,有产就变成无产了,无产就变成有产了,别人家的就变到他们家了!

那是七十年代,现在更不同了,“无产阶级”动辄一搞几多万,甚至几多亿。那个军代表和他们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无产阶级”早已腰缠万贯,成了官僚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则一文不名。“三反”时天津被枪毙的张子善、李青山等如死而有知,一定会跑到毛泽东那儿要求平反:“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俩苦大仇深,根正苗红,出生入死,冒着枪林弹雨跟着您老打天下。您指向哪儿,我们就打到哪儿;您说杀谁,我们就杀谁。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吧。我们都是一条藤上的苦瓜啊!干我们这一行的,谁不打?谁不抢?谁不杀?谁不想搞两个钱花花?谁不想弄个女人玩玩?如果搞我们这点钱都枪毙,现在中国要枪毙多少?小江的儿子搞几多亿,还不活得好好的?其实我们俩是最老实的,就是搞得稍微早了点。法不责众嘛,您老高抬贵手,大家彼此彼此,马虎马虎,不就算了?所以我们恳请新老中央重新审理此案,尽快给予平反。”

“六四”民运的朋友,希望改革,希望反腐败,想法也是好的。但一个靠“打砸抢”、贩鸦片、杀人绑票、投靠外国起家的邪党,一窝强盗,谁反谁的腐败呀?“盗亦有道”,强盗之间,顶多也就是个分赃平均不平均的问题,不存在腐败不腐败的问题。想靠中共自己改革反腐,无异与虎谋皮,只是天真的幻想。

有一次,我遇上一批台湾朋友,他们告诉我,台湾“统派”的力量还很强势,使我大吃一惊。说句不太客气的话,他们真需要中共给他们上点“课”,才可能“教育”好。我也非常希望中国人能够统一在一起,哪个中国人不这样想?哪个炎黄子孙不这样想?但你如果“统一”在中共的旗帜下,你就得准备被“共产”,就像我们家那样,就像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家那样,就像千千万万的大陆家庭一样,你想好了吗?你以后的下场可能比香港人都还不如,你想好了吗?中共的祖师爷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处说:“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些流氓无产者获得的“世界”中就包括了你家、我家和很多家所有的东西,你想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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