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回忆录《思痛录》---我所见的反右风涛 (1)

接下来就是反对“丁陈反党集团”了。我在多次的党组会上，已经看出丁玲与周扬之间的分歧，也知道了他们的分歧是从30年代开始的。但是老实说，经过了这几年，我对于文坛的这些是非已经不像初来时那样天真了。我想反正我又不知道你们过去争些什么，我最好是不介入。从人来说，我对周扬是较有好感的。因为他不摆架子，对待我这样的年轻干部也很亲切，而丁玲则有一点傲气。不过，我不想对他们过去的是非作评判。这句话，我对郭小川（当时的作协秘书长）说过。他说，他也跟我有同感。我们这些年轻了十好几岁的人，哪里会对他们的那些老豆腐账那么感兴趣呢？中宣部的文艺处长袁水拍有一次听我说了这种态度之后，也说： “是啊！他们这种纠纷，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的感觉也一样。

　　简直说不清丁玲、陈企霞怎么就会变成批判对象了。我只记得开始大概由于《文艺报》上登了一篇关于英雄问题的论文，陈企霞的观点与流行观点（实际就是苏联那一套一味歌颂英雄的观点）有所分歧，但是这怎么能扯到政治问题上去呢？他有一次在党组会上为此拍过桌子。还有一个李又然，说是他的宿舍里张挂着许多裸体画，是道德败坏。我并没有去看过，但听艾青说：那是西方美术作品！若果真如此，以作家协会来提出这种“罪状”来，真是可耻透了！对丁玲则是旧话重提，批判她过去的作品如《三八节有感》之类。又说她近两年的作品全是以个人为中心，每篇散文都离不了个“我”。总之，我根本就记不得他们有什么突出的罪状。当时主持批斗会组织工作的黄××，后来还在“文革”中间专门写了一本纪实小说，记载反丁陈集团的详细经过。她是把这个斗争当丰功伟绩来写的。我想这本稿子倒实在应该保留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可借那是在“文革”中间，我尚无这样的历史眼光。一听到有这样的来稿，只知气愤，立即摇头，以“真人真事不好写”作为理由，叫编辑部把它退掉了。

　　在宝珠胡同妇联礼堂开过二十几次批判会，每人都得发言。我也不记得自己发了些什么言，忙了一阵，把他们几个定成反党集团；可还未完全定案，忽然又来平反。中宣部新来的秘书长李之琏主持其事，与作协新来的杨雨民配合。他们找当时的发言人一一谈话，要求订正原来的发言，于是这件事看起来又要消解了。

　　就在反右派斗争发动的前些天，党中央再三动员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那几天我恰好到河北平山农村去，度不到两星期的“创作假”，所以详情并不知道。但是，那一段我的被别人左右的头脑已经开始有点变化。不能不说赫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