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回忆录《思痛录》---解放初期有那么一点点运动(2)

还有一件肃反中的故事,那实在是冤枉了人,我是一直到1985年才觉悟的。杨述有一位堂兄,叫杨肆。年轻时数学极好,研究出一种破译密码的技术。抗战初期,他原在国民政府交通部工作。后来抗战展开,他到武汉,碰见杨述和他们这一大家子弟妹--全是救亡青年。他说,想跟大家一起去延安。想积极为党做贡献的杨述,当即把这件事秘密报告了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李克农(中央调查部的),问共产党需不需要这种人才。李克农当即表示:“好呀。叫他打到国民党里边去,把破译到的情报交给我们。不要他上延安。”于是,李克农亲自秘密召见了这个人,布置了任务,而且决定把他发展为共产党员。这个人就此加入了军统局戴笠系统,秘密为共产党搞情报,如此一干数年,一直升到少将,戴笠始终没有发现他的秘密活动。和他联系的共产党人,只有当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长周怡一个。这样的单线联系,在周怡被调往延安之后就中断了。他失去了关系,在那个特务系统里继续做破译日本电码工作。至解放前夕,他忍受不了,脱离了那系统,刚一解放就跑来北京找关系。周怡已死,杨述把这人又来的事情报告了李克农。李克农当即同意由军委技术部录用他,而且交代过:“可重新入党。”可是没过多久,肃反运动一起来,忽然听说他以反革命罪被捕。我们简直诧异万分。是怎么回事?后来,他又被定成战犯,被拘押在徐州战犯集中营里许多年。释放回上海,无事可干,只好到副食品商店当售货员。他们技术部调查部,都是共产党内的绝密部门,外人无从打听,更无从过问。这时杨述和我就分析:此中必有特殊机密,那种部门既肯录用他,忽又拘捕他,一定是发现了他什么不可告人的坏事。他一向置身于戴笠系统,又脱离组织那么多年。有一度他到我婆婆(他的婶母)那里去,曾有特务跟踪过。后来他回重庆又没事了。于是我们分析:可能是戴笠方面发现了他和共产党有关系,所以才来盯梢;后来又能解脱开,准是他叛变投降,把党的事情向戴笠交代了。这事我党过去不知道,大概到建国后组织上才调查清楚。这可是件神秘而又机要的大案子!这样越分析越像,我们始终对这种推理相信不疑,因此到杨述去世为止,我们一直对他冷冷的,也是这个缘故,他来北京,也不热心招待他。

  1984年初夏我为了改小说去上海,小说的背景牵涉到我婆婆那段生活,于是我去访问他,问他那次到我婆婆家的事。他很坦率地说:是国民党特务系统里两派之争,两派都想要他。后来他赶回重庆面见戴笠,戴笠一句话就把这事解开了。我一听,已经有点感到他的事未必如我们过去的推测。此时潘汉年、杨帆等几个“铁证如山”的案子已经证明全属子虚,我心中既无把握,也便怀着疑问告辞。

  更没有想到的是,1985年春,他的结论来了。那个结论本身很不公道(承认了他在李克农领导下做过地下工作,同时却又说他身份是国民党军官,按投降起义论),且不去说,最令我吃惊的是,全部结论没有一句是说他干过什么坏事或出卖党的机密的罪行,他的全部罪状只是在国民党内所任的各级职务,别的什么也没有!没有神秘,没有机要!他们逮捕他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国民党的少将!看来肯定是那一年摘镇反和肃反运动,凡够“职务线”的一律或审查或拘捕,就这么糊里糊涂让他坐了这么些年牢!

  我觉得最惭愧、最对不起人的是我们那时那种分析,以及由于那种错误分析而对他采取的冷淡态度。全错了!认友为敌,眼睛全瞎。毛病出就出在对“组织上”的深信不疑。我也跟着对一个遭冤枉的人采取了打击迫害的态度。更觉得遗憾万分的是,杨述至死也不知道,年轻时曾影响过他的堂兄并未犯罪。他从前是对我讲过的,最早给他进步书籍看的,就是这个在上海上大学,回乡度暑假的四哥。他热心介绍四哥去参加革命,但到最后却完全相信了哥哥就是坏人。悲剧!无可挽回的悲剧!这悲剧,当然得由我们俩自己负一部分责,可是,能完全由我们负责吗?

  我心里难过极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斗争哲学”?把家人父子弄到如此程度,把人的心伤到如此程度!

(第二章 解放初期有那么一点点运动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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