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还不敢否定这些编造，我还在每天为搜集这些“材料”而奔跑。
接着运动从学校发展到社会，开斗争大会，斗争所有从原来的国民党统治下的绥德留下来给共产党工作的干部。他们大部分都成了“特务”。这已经够使人吃惊了，然后来了更使人想不到的事情－－运动引向了外来干部，引向我们这些不远万里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
第一次会议还是在绥师开的。我坐在下面，上去一个“坦白交代”的人，一看，想不到是绥师的教师－－一个从四川来的大学生郭奇。他说自己是特务，有暗藏的手枪。他说他的特务上级就是韩某人，还有胡某人。听到这些，简直使我震惊得几乎从椅子上摔下来。这些人都是我所熟识的人啊！他们都曾是成都地下党的负责人，被国民党追捕过。他们经手送了多少人来解放区，怎么自己却成了国民党的特务，而且还暗藏着什么手枪？郭奇本人就是由他们送进解放区来的，他们怎么竟会是有意送了这个特务来搞破坏？这太出人意料了。可是郭奇就站在上面，他的确是这么说的。他还说那个韩某人是个“大阎王”。而我所知道的这个人，是个“一二 ·九”时期的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一个朴素沉着的人。
这已经使我心里震动极了。我简直难以相信，又不能不相信－－证人就站在那里！接着，会议的主持人宣传部长李华生又上去讲了一番号召特务们迅速坦白的话。他面对着台下的全体群众－－有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几乎是把我们全体都当成特务的样子，要我们坦白，然后说了一句最吓人的话：“四川伪党的问题中央已经发现了，要追查到底！”
“四川伪党”！那么整个四川省的共产党都成了假的了！那时候，我的头脑是那样简单，我甚至没有去设想这种估计是何等荒谬。四川是国民党由南京退出后的主要根据地，四川的中共地下党是天天面临着杀头坐牢的危险，说他们全体是特务，这等于说共产党所坚持的革命原则和马列主义毫无吸引力，不能吸引一切爱国青年，所有的爱国青年全被国民党吸引去了！而且全当了特务！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啊！是反共逻辑！但是当时的我却没有胆量这样去想。我听了，只是觉得害怕，非常怕！
我们工作的绥德地委也掀起了运动。一开始，是听每一个干部在大家面前背自己的历史，人们听着。他讲一段，别人就提一段“问题”。判断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定会当特务。我记得其中有一个记者，是一个上海绸缎庄伙计，因参加量才补习学校而投向革命的。在抗日战争开始时，他加入了一个以“战时青年别动队”为名的战地服务队。于是主持会议的李部长就说：“别动队”就是国民党特务组织。他振振有词的讲出许多根据，那都是我们这些青年所完全不知道的。就这么白天批斗，夜间叫他写材料，硬逼成了特务。还有一个上海来的小伙子，光是背家庭历史，就背成了特务，后来他说他母亲是妓女，父亲是大茶壶……
对我来说，最糟糕的是杨述就是四川地下党的。起初他曾存侥幸之心，因为过去川东、川西是分开的，韩某人他们是川西的，他自己是川东的，指望着还不致被株连。哪里想到，后来“伪党”的范围越扩越大。在又一次的地委全体干部会上，记得也是李部长代表地委作报告，讲“当前反特斗争的形势”。他说，现在延安党中央那边，已经查出国民党有一种“红旗政策”，这个政策就是尽量把共产党员转变为国民党党员，让他们回到共产党内，去“打着红旗反红旗”。特别是凡捉去的共产党员，如不肯具结当特务，就决不释放出来。所以，凡是释放出来的，无例外地都是特务。国民党在监狱里“短促突击”，两个小时就把你变成特务了。
这一下子打垮了多少为共产主义而坐牢的人！我无法估计。反正，当时杨述可是挨上了。他是1939年在重庆被捕的，因为身带文件走人群众大会会场，门口恰恰碰见检查的人，他当场就把秘密文件吞进肚里，知道已难幸免，就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被捕而去。这是当时许多群众亲眼所见，有目共睹者证明的。后来，由周恩来同志出面，把他作为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公开工作人员，保释出来了。但是，就是这样，还是根据上边宣布的那一条“红旗政策”的逻辑，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后来，他就被押进了“整风班”，关押起来。整风，整风！毛主席的整风报告说得多么有理，怎么这里却是这样干的？
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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