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屠杀，成千上万的藏人和达赖喇嘛一起逃到印度。印度政府对逃来的藏人很同情，除了帮助安顿，各邦还把一些不用的土地分给了他们，按人头，大人近一英亩，小孩减半。那些千辛万苦翻越了喜马拉雅山，在解放军追杀中幸存的藏人，还没喘过气来，就发现他们并没摆脱死亡的威胁。这些世代生活在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冰雪高原的西藏人，惶恐地面对一个从没见过的印度平原。巨大的地理环境变化，导致水土不服，再加上酷暑闷热，一批批藏人相继死亡。
六十八岁的伦周巴登是当地居民点藏人议会主席，他回忆到，一九六零年他和妻子背着一岁和四岁的两个女儿逃到了不丹。为了躲避中共军队，他们白天藏，晚上走，足足走了四十五天，才跋涉过边界。“到了不丹，找不到西藏食品，再加上酷暑，我们一岁的小女儿先断了气，没几天，四岁的女儿也死了。我背着妻子，徒步从不丹走到印度，去找达赖喇嘛……”
六十三岁的居民点厨师金巴丹增告诉我，当年他刚到这个居民点时，这里只是森林沼泽，没有路，没有房子，丛林中的酷热难挨，很多人因此死亡。“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个和尚，当时六十岁，刚到这里才七天，就在我的身边断了气。”
拜拉库比（Bylakuppe）是印度南方最早修建的藏人居民点。居民点秘书洛桑俄周在一九六一年随第一批三千藏人到达这里。他回忆说，当时这里都是密林，阳光都照不进去，里面闷热，气温高达四十多度。只有把树砍到，透点空气，才使气温下降。他们砍树建路，随身带着帐篷。渴了时，不敢到远处找水，因为密林中有很多大象和白狼，他们只好喝林中的河水。但由于腐烂的野兽尸体污染了河水，喝了之后，很多人死亡。“我的祖母、妻子和舅舅都是那时死的。我们第一批来的三千人，两年之后，死了三百。”
从荒野中幸存
但今天任何一个来访者，都只能凭藏人的回忆来想象这里当年的荒凉了，因为经过三十多年的奋斗，藏人把这片荒野密林建成了一个房屋林立、道路纵横、一片平原的居民区。印度政府为保护西藏文化，规定藏人自己管理居民点，印度人不可住进。现在，藏人在印度、尼泊尔等地建立了七十六个居民点。每个居民点都有一名达赖喇嘛的代表，做行政管理。居民点中的每个难民营选举出一个议员，组成地方议会，制定政策、通过预算并监督达赖喇嘛代表的工作。
印度政府当年只是一次性给了土地，后来再没给。但藏人人口不断增加，因为佛教主张不杀生，没有计划生育的概念，藏人居民点中平均每个家庭有七口人，再加上不断有藏人从西藏逃来，人均土地越来越少。因此大部份藏人在不是农忙季节就到外地经商。我十一月中旬到达时，大部份藏人都不在居民点。当地人告诉我，虽然他们在外地做生意比在居民点种地经济效益好，但他们都不愿搬离藏人居民点，为的是保持民族认同。每一个藏人居民点都实行多种经营，开办了毛毯
厂、拖拉机厂，有的还经营摩托车厂、玩具厂和电脑培训中心。在拉给林藏人居民点，有十八个手工地毯工厂。藏人的手工地毯曾风靡印度大陆，很赚钱。我在拜拉库比一家地毯厂参观时得知，两个女工，用十三天才能织出十八平方尺花样地毯。一张大地毯能卖七千卢比（约两百美元）。地毯厂经理自豪地说，“只要你有图案，什么样的花样我们都能织出来。”墙上挂着他们刚刚完成的一个荷兰人定制的有着离奇古怪图案的地毯。
和周围的印度人社区比较，藏人居民点把生活组织得更好。我在印度走访了新德里等大小五个城镇，发现每个城镇都有很多印度乞讨者。但在藏人居民点，没有一个藏人乞讨。而且藏人的生活水平，也略高于周围的印度人村落。例如，在拜拉库比，百分之三十五的藏人使用煤气做饭；而在周围的印度人村落，用煤气做饭的低于百分之十。
藏人在各居民点建了七十五所分支医院，总医院在达兰萨拉。藏人居民点的政策更像社会主义。藏人看病是免费的，药品只收成本费；住院一个月一百卢比（不到三美元）。六十五岁以上者，贫困者，僧侣都是免费，新来的难民前六个月免费。
每个藏人居民点都建有老人院。收留无子女的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费用由居民点管理部门募捐。每个星期天，都有“西藏青年大会”和“西藏妇女协会”的志愿人员帮老人洗澡、洗衣服。在道古凌老人院，有二百六十名老人，其中七十名残疾人。七十三岁的班玛本双目失明。他告诉我，五九年他逃来印度时是个和尚，他被安排在北方修路，放炸药时，发生意外，他的两眼被炸坏。他已在老人院度过了几十年。这个老人院年纪最大的已有一百零二岁。我特意和她合影，因为我以前从没见过逾百岁的人。她的女儿也在这个老人院，快八十岁了。老人们三顿饭后就是摇铃念经，祝愿达赖喇嘛健康长寿。
藏人在流亡生活中，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文化。藏人流亡点现有一百零四所藏人学校，其中千人以上的七所。很多藏人父母把孩子从西藏偷送到印度的藏人居民点。
在我居住的纽约，如果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身着红色道袍的和尚，会感到很稀奇。但在印度的藏人居民点，满街都是和尚尼姑。藏人在流亡社区建立了近两百所寺院，有近一万六千僧侣在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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