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原委是，九十年代初，霍英东看中广东番禺地区，有意重点投资，开发番禺南沙。时任南沙开发区党委书记、后升任番禺区委书记、区政协主席的梁柏楠，则盯紧了霍英东这块“肥肉”，大行敲诈之能事。从1992年开始，至2002年，霍先后在南沙投入30多亿人民币，因是与番禺政府合作开发，霍受制于人。作为当地“一把手”，梁柏楠将当地各类工程都安排给他儿子或亲信的企业承包，包括霍的所有项目。梁柏楠一家，“分工协作”，弟弟搞基建，儿子装水电消防，女婿做绿化，亲信包运输－－大小通吃。“如果你不购买由他们指定的设备，即便整幢房子都盖好了，他们一句‘消防不合格’，你就只有等死。”当地人如是描述梁家的霸气。
霍英东想建环岛路，投资后，竟没了下文，梁柏楠回答：都用作“搬迁费”了；霍要建蒲洲花园，梁索要1500万，结果，仅仅是派人在邻近山脚挖来一堆黄泥，从山上拔来一堆小草，再插几棵手臂般的小树，就算了事；至于工程填沙，当地的价格为每立方米8到10元，但梁家送给霍的帐单，却是每立方米20元！霍建南沙广场，从施工到监理全是梁家的人，整整半个广场的桩位，到露出地面，人们才“发现”，误差竟然多达20米！霍英东跌足长叹：“一生未见过如此离谱的事！” 霍出资建了“有荣船厂”，从会计、出纳、人事到仓库保管，全是梁家人，后来赫然发现，该船厂竟已经全部“转租”给外地人，连霍氏自己的船去修，也要照高价收费。更有甚者，梁家还借“霍英东船厂”的名义，向外大量举债。直到债主告到霍家头上，霍才如梦初醒；另一个由霍组建的渡轮码头，成功经营了10多年，某日忽然“大祸临头”，码头突然被颁发禁令，并且是：头天来通知，次日就带武器和手铐来“执行”。
梁家不仅包揽了霍所有项目，而且处处对霍氏埋桩子、拆墙脚。霍建了个东发码头，梁家就硬逼霍掏2000万元，给他们搞个同样的南伟码头，并交由梁的“第一亲信”陈某管理，货物则只往自家南伟码头运送；霍建了一座直航香港的高速飞船码头，梁家就安插自己人前去做主管，利用港口，大肆走私；霍搞了个高尔夫球场，梁家就在对面莲花山照搞一个；霍建个天后宫，对方在它面前“开发”一个烧烤场。
霍英东曾于1986年，与番禺政府合作，要建三座大桥，霍氏基金会为此投资8000万港元，150万美元。双方签订3个合约，写明：一要还本付息，二要按比例分红。转眼17年过去了，项目获得巨大效益，霍氏基金会却没有收到一分钱，而且从未看到账目，甚至连最简单的公司报表都未见过。到2002年，霍忽然听说番禺当局要单方面将项目“上市”，于是前往质问，对方提出还给霍氏基金会8000万港元了事。为此，番禺当局把霍氏基金会的投资，擅自改称为“无息贷款”。霍氏基金会要对方公布账目，以示公正，却遭断然拒绝。当年白纸黑字的合约，此时犹如一纸废文。
霍英东不仅遭受番禺当局蚕食，还遭受广州市当局戏耍。霍英东曾在南沙新城购得一块地皮，准备建船厂，领到的红线图上盖满了广州市政府32个公章。岂料，船厂即将动工时，却接到广州市政府一连发来的13个文件，说那块地另有他用，原合约“不妥”云云。霍英东仰天长叹：“当头13棒！一个公章就可以令你破产。”
敲诈、盘剥了霍英东十几年的大贪官梁柏楠，终以巨额贪污受贿罪被捕。霍在北京“两会”上发言：“我参与国内改革开放事业义无返顾，不走回头路。我已年近80,还有何求？我只想藉此机会，再次提醒：市场运作靠法律保障，法律靠信誉支持。如果没有信誉，法律还有甚么用？”一番说似不后悔的话，却流露了后悔不及、五味杂陈、无可奈何的难言尴尬。
霍英东，香港知名人士，早年趁朝鲜战争，走私军火，发战争财，聚得大量财富。后辗转房地产、金融等行业，最终跻身香港十大富豪行列。中国搞“改革开放”，霍成为最早到内地投资的港商之一，先后向内地砸下百亿资金，为此被北京赞为“爱国”，树为典型。实际上，香港人都知道，立场左倾的霍英东，与其说是“爱国”，不如说是“爱党”。香港回归后，北京出于“商人治港”的需要，又钦定对北京“忠心不二”的霍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跻身“国家领导人”之列，横跨政商两界。在外人眼里，名利双收，春风得意。然而，谁能想到，贵为霍氏，竟也没有逃脱中国无处不在的贪官污吏的敲诈与盘剥，其他港商台商外商的处境，更可想而知。
华夏电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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