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振侠：还行，就是头难受，心慌，这是一定的，绝食不可能舒服。
记者： 多少天了？
白振侠：今天第九天了。
记者： 你是刚从国内过来吗？
白振侠：我过来一年零九个月了。
记者： 你怎么想到在联合国前面绝食，而不是在中国大使馆前面？
白振侠：联合国是地球上的一个国际社会，我来到这是想求得国际社会的一种关注，我最终的目的是想看看这个地球上所谓的同情、公正是否还存在？想寻找一点公正。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公正是一个根本的主题，多一份公正就少一份冤狱，但是到现在我没找到，至少现在还没看到希望，可能个人的事情对于这个世界来讲太微不足道了，象一粒尘埃，但是这个世界是由每一粒尘埃组成，如果每一粒尘埃的公正不存在，这个世界的公正在哪里？
记者： 对，没错。
白振侠：如果找不到这种东西，我们不知道出路在哪儿？
记者： 我们感到中国的不公正的东西太多，这种尘埃现在还没有汇集起来，有很多人还不知道，我也是一位朋友跟我讲了，我才知道，好几天了，也没有反映。
白振侠：只有《世界日报》做了一个简要报道，《多维》做的报道多些，他们的网站上每天都有。
记者： 你能不能具体讲一下你的背景情况怎么回事？
白振侠：总的说来是因为强制拆迁，区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对我实行强制拆迁，强制剥夺公民财产的权力，作为一个行政机关，从法律意义上讲是不合法的，因为他没有行使强制的权力，还动用警察的力量对我家进行包围，这种包围和封锁，我认为本身就是非法的，在没有正当的法律程序前提下，我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法律条文，对我的住所进行包围，严禁我的家人出入，这也是违法的，然后逼迫我妥协，在逼迫我妥协之后对我实行拘留，这种拘留本身也是强词夺理的，所谓的“防碍公务”，而这种公务本身就是违法的，今天的拆迁条文和法律之所以进行了修改，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过去的拆迁是野蛮的。他们还要求我今后永远不能回西城区居住，这一点在法律意义上来讲都是荒谬的，一个行政官员随意的剥夺我的居住权，这无异于将我流放，只有在古代才出现过这种情况。
记者： 他是以什么名义干这些事，是否与奥运会有关系？
白振侠：这种拆迁跟奥运会的关系不应该是直接的关系，奥运拆迁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办不办奥运，他们都会对旧房进行拆迁，开发商要得到这笔利润。
记者： 现在在国内，据我所知，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一般他们通常会用什么方式表达他们的意见？
白振侠：我看到的只是我身边的邻居，有些我也没有看到。在我之前有几家邻居也是被强迫拆迁，因为他们觉得不可能抗拒这种压力，所以就妥协了，每个人心中也是一种很无奈的心情，如果不妥协，无论是从家庭、财产、身体都要受到很大的损失。这是我看到的情况，其他情况我没有看到就不好随便说，当然肯定还有一些更严重的事情。
记者：绝食完之后，你还有其他的打算吗？
白振侠：我到这来绝食，因为我已经等了一年零九个月，我通过使领馆，尽可能的通过有关部门把我的事情传达给高层官员，想能够给我一个公正的解决，一切都是在无奈和绝望下才采取这种破不得已的方法，这也是一种对身心伤害的方法，我们也是不得以而为之，实在也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想把心中的冤屈让世人知道，让有同情心的人，让高层领导知道，我不知道还有其他途径可想、
记者： 你是否考虑到和其他的遭到类似迫害的人联合起来，汇集成强有力的声音？
白振侠：这我没有想到，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也无法让别人对不同的情况做出同样的选择，对于我自身来讲，我有我自身情况的范围，我是出于维护我自身的权力，维护我做人的的尊严才来做这事情，这么做都不能有好的希望的话，我们很难指望有别的东西。
记者： 你到美国已经一年零九个月，你对美国社会了解得多吗？
白振侠：我对美国社会的了解也不太透彻。
记者： 你觉得象你这样的遭遇在美国社会可能发生 吗？
白振侠：我的英文不太好，主要是通过中文报纸来了解，而这种了解很有限，我接触的人也是很有限的范围，自己能够捕捉到的事实也很少，所以对这种东西无法进行一个准确的判断，自己走马观花的看了看唐人街，浮光略影的了解一点，实质的了解也是没有的。
记者： 从中国的法律条文上讲，对你在中国的迫害是否是违法的呢？
白振侠：这是肯定的。从当时的法律条文上来讲，他们也是滥用职权，本身就是违法的，只是这种违法没有得到纠正，我们不太清楚这种行为是一种公认的默许还是几极个别的官员的一种行为？我们只能从本身受重视的程度或别的冤案受重视的程度来推断这种行为，假如说我们所有的要求都被漠视，都得不到伸张，那我们可以推断，这种行为得到了上层的许可，是一种共同的集体行为。
记者： 你是否通过法律的途径，比如找律师等寻求解决的方法？
白振侠：那是不太可能的。中国毕竟是个人治的社会，一个区长，正法委书记管着法院，管着许多行政部门，我们不可能到他下属的部门去起诉他，就算你去起诉了也不会有人受理，在《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中，唐建光已经说了这个问题，当时高等法院对此的批文就是“凡是对强制拆迁不服的，法院一律不予受理”，这是他们的内部规定。
记者： 你可否谈一下你就此都做过哪些努力？
白振侠：我去过中国法学院，找过一个博士生导师，是起草中国行政法的一个教授，我出来以后曾经跟他探讨过从法律途径解决的可能性，他说这种可能性很小，几乎是不可能。
记者： 这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白振侠：大概是我从看守所出来以后，2002年2月份。
记者：你是否可以具体讲讲你所遭遇的过程？
白振侠：2001年9月我们那开始贴公告通知根据市政府的一个十九号文件要拆迁，然后拆迁办去各户发通知，让各户到拆迁办去算该补给房主多少钱，或者房子应该怎么给。按他们的规定，我只能得到七万块钱，不允许回迁。我跟他们说“我在这个地区从事摩托车修理已经快20年了，从经营的特点，我的客户来源来讲，决定了我不可能到郊区去做生意，我的一切都在这个地区，我请他们考虑我的实际困难，即使你给我一间一居室的使用权，可我的行业就没法从事了，对别人来讲拆迁有平房变成楼房，是件好事，但对我来讲是个打击，我以前衣食无愁，过着一种富足的生活，因为你们的拆迁，我从此就断了生路”，拆迁办的意思是这个我们管不着，就是这种规定，能不能接受是你的事情，我告诉他们这个没法接受，他们说“不接受，最后就强制拆迁”。我说“你要强制的话，我就让你强制不了”，他们说“我就不信，成千上万的人都搬了，就你接受不了”，我又说“如果你们强制，我就采取什么方法”，他们说“你爱怎么办怎么办，上吊的、自杀的、服毒的，我们见多了，我们不怕，伤不着我们一根毫毛，你跟拆迁办对着干，就是跟政府对抗，绝没好下场”。这样一来，他们根本也没跟我谈判，直接由西城区房管局给我下一个裁决书，没几天又由区政府下了一个强制拆迁的通知书，限制我在接到通知的第二天就搬走，就这么霸道，就给你一天时机让你搬走，我没理他，他们又直接给我贴了一个公告，还是限定一天内搬走，否则强制执行，我在这期间做了一件铁甲衣服，上面弄了几百个钢钉，屋子也布置了，然后拿一铁链子给自己杂在里面，晚上又写了一份绝命书，让片警交给分局领导，我告诉他们我没有违法任何法律，我在己的家里居住，你们如果强行拆迁，你们就是在违法。如果你用伤害我的生命为前题，我将用合法的手段保护我生命的权益，直到生命的完结。他们派了两辆警车，派了十多个警察跟保安给我们家包围了，断电断水，那时正是冬天，在包围期间还不断的逼我妥协，那意思是如果你不妥协就让你熬死在屋里，让你没吃没喝，晕死在里面，然后给你抬出去，你爱上哪告，上哪告去。我那时身体已经顶不住了，最后不得不接受他们的条件，他们把钱由7万加到25万。当时拆迁办的姓陶的一副总跟片警已经同意让我自己搬走就完了，但第二天回来跟我说“不行，区长要拘留你，说这事区长太窝火，非出这口气不可”，我问他“如果非拒留不可的话，能不能走个形式？”，他们说“不行”，我又说“少拘留两天行不行？”，他们说“那也不行，至少得拘留十天半个月的，要不然没有意义，而且还说了，你出来后永远不能回西城区了”，我说这个条件不能接受，他们说不能接受别的没法谈，隔了一天他们说就这条件，最后我也只好接受。在看守所里让我写了两次保证书，悔过书，其中包括了永远不回西城区居住，保证不找新闻媒体，保证不做不利于拆迁办的宣传，保证不把给我多少钱的钱数说出去。当时有一个姓张的局长亲自过来跟我说：“当时完全可以一枪打死你，你不要认为你没事，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你这是威害公告安全，判你几年也很正常，这件事不算完，你出去以后掂量了点，少给大家填乱，只要你敢添乱，新帐旧账一块跟你算，随便哪条道都能收拾你”。到第十天的时候，临放我的那天，主管预审的一个处长把这话又重复了一次。
记者： 你具体要求是什么呢？
白振侠：我具体的要求一就是追究事件当中主要负责人的责任，第二，给我身体和精神造成的伤害予以补偿，第三，撤销拘留的决定，跟我当面道歉，第四，对我的疾病进行治疗，对我将来的生活予以安置。
记者：你对拆迁赔偿的费用有什么要求？
白振侠：如果单纯从钱的角度来讲，多少钱都弥补不了对我的伤害，我只要求他们按照中国的法律应该赔我多少就赔多少。
记者： 如果这种行为不是国家的一种政策，你向高层反映，应该能解决问题。
白振侠：这也正是我想探知的结果，如果我们反映的结果能受到重视，那也许是地方官员滥用职权的一种行为，如果我们的反映没有任何结果，那这也许就是一重共同的行为。
记者： 据我们在这边的了解，发生这种拆迁的纠纷到处都有，北京也非常多，我们从这些现象中判断，它不是一种区域性的，是整个国家的行为，热缦笪颐强吹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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