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纽约的第二天，我拿出周局长给我的凯瑟林的地址，我看了一眼，然后闭上眼睛，大致搜索出那条街道的模样以及那里居民的样子。那是一条通过布鲁克林大桥后面向左拐然后过三个街区的小街道，街道处于平民窟中黑人最集中的区域。当我从那里走过时，心里有些发毛，街道两旁都是不超过四层的小公寓，几乎很难看到一扇没有破洞的窗户。走在街道上稍微不小心就会让什么东西给绊倒，我说什么东西，那是因为绊倒你的可能是垃圾，也可能是躺在地上的醉汉、吸毒者或者甚至是死人！而大多数情况却是即使绊倒你，你还是无法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除开这些不知名的东西外，让我记忆深刻的是那里的死亡气味和街上居民毫无生气，死鱼肚般的眼白，这所有的一切都给我一种强烈的置身异域的感觉。我走过中国很多城市，也同样到过那些城市的所谓贫民窟或者盲流集中的地方，虽然那里也是垃圾满地---有些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房屋破旧甚至只有铁皮屋，可是无论那里的气味还是人们的眼睛都给人一种希望仍然存在的感觉。
一个三十多岁的白人妇女单独住在这条街道的小公寓里，我已经不难想象那会是怎样一个人和怎样的一种生活。出了酒店，我找到一辆出租车，当我说出那条街道的地址后，四十多岁的阿富汗司机愣了愣却并没有发动车子。我知道他不想去，于是用标准的纽约英语又再重复了一次地址，他不情愿地启动车子。在路上，他用让人竖起耳朵来才能勉强听懂的英语诉苦：到那个地区每次都是赔本的生意，收不到钱是常事，更糟糕的是还会被人抢劫，即使有时幸运地可以全身而退，可车子也免不了遭受啤酒瓶子的摔砸。看他说得实在可怜，我同意他把车子停在两个街区之外的地方，自己下车冒险走过去。
凯瑟林住在一栋三层高破旧小公寓的二楼，穿过大概用力一点都会倒下来的木楼梯，我找到了那扇门。也许是因为我之前打过电话来，没敲几下门，就有人来开门：“你是中国来的杨？”
这是一个胖乎乎的白人妇女，我冲她边笑边点头，她一边让我进去一边自嘲地说：“对着镜子中我自己的脸和这副身材，我都无法笑出来，你有什么好笑的？”
我仍然对她客气地笑着。
我打量了一下房间里的一切，还不算太脏乱，大概是因为本来没有什么家具摆设的缘故吧。凯瑟林果然符合我想象中的那一种白种女人，不过好在不是那种皮包骨头的吸毒者或者由于浓妆艳抹每次皮笑肉不笑时都会簌簌地落下一层化妆粉的低级妓女。她是那种上下都像德国啤酒桶一般粗，手臂和我大腿差不了多少的胖女人。她的下巴好像一张没有叠好的餐巾挂在脖子上，随着她的移动而荡来荡去。
“杨，你随便，就当在自己家一样，我没有茶，喝点可乐怎么样？”
“好，谢谢！”我把从中国带给她的礼物拿出来，递给她：“一点小小的礼物，希望你喜欢。”凯瑟林接过礼盒，高兴地马上拆开。那是一条我特地挑选的中国丝绸苏州丝巾，她急不可待地把丝巾套在自己肥胖的脖子上，看到丝巾勉强合拢起来，我松了口气。
“杨，我是不是很胖？”她没有等我反应过来就笑着说：“你不用回答呀，我不希望你嘴上一边说，‘那里呢，不会呀，你还可以嘛’，一边心里觉得好笑。其实我很肥胖，我知道。”她有点艰难地弯下腰，从面前的茶几下面拿出一本发黄的相册，“杨，这里面都是我以前的照片，你随便打开看看。”
我打开相册，连翻了几页，我发现每一页都是同一位苗条的金发女郎的照片，我知道这就是以前的凯瑟林，我仍然假装看照片以掩盖自己的尴尬，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杨，那就是以前的我，那时我每个星期给自己留下一张照片，不过三年前‘911’后我就停止了。这三年我都没有再照过相，你说我漂亮吗？”
凯瑟林的问话用的是过去式，我只好礼貌地用现在式回答：“你好看。”
“应该是那时很好看，虽然那时我也没有多少钱，可是我会省吃俭用租住在纽约的高尚住宅区内，因为我还有希望。照片上那个样子就是我的两个希望之一，还有一个就是他。现在都没有了，不过我也想通了，可是想通了又能怎么样呢？”凯瑟林无可奈何地深深叹了一口气。她停下来，仔细端详了我一阵，问道：“杨，你可以告诉我，在你们国家里，你的长相如何吗？”
我一时没有搞清楚她的问题，有些迷糊，不知道怎么回答。凯瑟林又向我解释了一番，我明白过来后，觉得有意思，就如实地告诉她，我这模样在中国是极其普通的长相，我有中国男人平均的身高，1.70米，我的眼睛不大，也不是双眼皮，不过据统计我这个岁数的中国男人大概有三分之二不是双眼皮。我的脸形也是非常普遍的，在中国大概有五六亿这样的脸形，就是那种从来不曾出现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的不好不坏的脸。还有我的身子骨，虽然我有一段时间拼命地健身，可是小时候一个月只有那么一两次可以吃到肉类的基础始终让我看起来和健美无关。
听完我的话，凯瑟林笑了起来，爽朗地说：“那你如果要想出人头地，就得要付出加倍的努力。”她接下来又说，“我不知道你们中国的情况，但就我从电视上看到的无论你们中国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好像都很高，平均至少1.75米以上，并且几乎每一位都是双眼皮，哈哈。”
“可是，”凯瑟林稍微严肃了一些，“我们美国就绝对是以貌取人的。你只要到一些高级场所走一下就知道了，最近的统计也出来了，世界上前五百家大企业主管一级的行政人员都具有英俊的相貌。女人更甚，一个女人要成功第一重要不是才能而是相貌，所以，我们美国人每年花费在化妆和整容上的钱远远超过美国的教育经费。上帝造人据说是平等的，美国的宪法也声称人人生而平等，简直是胡说八道！我的那个他就不信这个，他说自己的工作就是完成上帝和美国宪法未竟的事业。”
我欠了一欠身，正襟危坐，凯瑟林终于切入了正题。虽然我已经在电话里简单地告诉了她我的来意，可是自从我们见面开始，这个快两百磅的胖女人始终掌握着话题，她口中提到的那个他叫麦克，是她以前的雇主兼情人。
“杨，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想了解这些情况吗？”凯瑟林突然打住了话题，我想她可能突然想到不应该随便泄露顾客的资料吧。
“我在电话里告诉过你的，我最近失业了，爱人又死了，我自己还被中国的警察抓到警察局里关了好几个星期，我突然觉得好失落，好没意思。在这段时间，我发现只有一些过去回忆才能让我找到重新振作的力量。你知道，郭青青是我大学的同学，不知道是否可以称为我的初恋情人，虽然我一直都爱着她，可是我不知道她是否也爱我。毕业工作几年后，我们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来到纽约留学，可是因为种种原因，我们仍然没有能够走到一起。经过这段时间，我突然好想找到她，虽然我还不清楚自己找到她后到底要干什么，不过我想我至少可以问一句，那些年她到底爱过我吗？”
我的话还没有讲完，凯瑟林的眼里已经泛起了泪光，她嘴里喃喃地重复着：“到底爱过我吗？到底爱过我吗？”她的声音感人悦耳，如果不是她肥头大耳的白人相，我一定会联想到中国武侠小说中那些情深意长的侠女们仰天长叹“情为何物”的样子。我想自己已经没有必要再说下去了。果然，凯瑟林上了一趟洗手间回来后一坐就是两个小时，向我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杨，我虽然长得不是很漂亮，但也不差，你看照片，不要看现在的我就明白了。最主要的是我可不傻，你知道哪里的男人最英俊最有成就吗？我告诉你，就是律师楼和医院的，那里有的是年青英俊的律师和实习医生。要接触律师就得找机会打官司，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医生就不同了，我可以以身体不舒服为由去接触他们。我就是在皇后区医院认识麦克的。他英俊潇洒，又有事业心，不过因为一心研究医术，接触的又多是老人和病人，麦克快三十了还是单身贵族一个。他第一次给我看病就把我吸引住了，后来为了多接触他我不得不常常装病。你知道他是外科医生，要假装某种需要看外科医生的病简直难受极了，那会儿我可是绞尽心思。
在我的主动下，我和麦克很快就好上了。后来我才发现我们不是太般配，他除了长得英俊潇洒，还具有在美国最受人尊重，收入最高的职业。而我呢？相貌一般得很，并且没有固定的职业，所以有段时间我郁郁寡欢。麦克知道原因后，不停地大笑了起来，最后他告诉我，他根本没有注意过我的相貌，就是注意到了也毫不介意。管他那么多，我知道和这样的男人结婚，总有一天我会后悔伤心的，可是如果不和他结婚，那么从那时开始，我每一天都会悔恨伤心的。于是我们结婚了。结婚后，我们仍然经常讨论人的长相，还从一个人的长相讨论到职业、成功和命运。最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个世界上长相比什么都重要，有了美貌你就可以事半功倍，有了美貌你甚至可以一劳永逸，我说的是你可以去找个好丈夫或者好妻子结婚。唉，只是那时我不知道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竟然深深地影响了麦克，后来，他开始从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转移到行动上去了。有一天，他拥着我坐在沙发上，说：
“亲爱的，我想辞职自己开业，开一家整容所！”
我惊讶得差一点跳起来，因为你知道医生是高尚的正当职业，但整容则被社会公认为旁门左道。麦克向我解释，整容不为社会所接受的主要原因在于陈旧的观念和宗教约束。在东方，人们普通认为肤发受之于父母，不能够改变。而在西方，首先受制于上帝造人之说，既然上帝造你那样就那样了。后来西方又推行自由民主，搞了个人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这些都没有错。可是无论是东方智者、上帝还是独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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