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达功：我距离神有多远？(上) 一个无神论者的疑惑

我来到巴黎，那是5月阳光明媚的一天，两位来自大纪元和新唐人电视台的记者朋友陪我漫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他们都是有宗教信仰的人，而我却是一个顽固的无神论者。我们边走边聊，交谈内容并不是法国的优美风景或激荡人心的法国历史，也不是法国的流行时装、香水或美味佳肴蜗牛、鹅肝酱和白兰地，他们想听到我这个从大陆来的不同政见者，对现实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事情的看法，其中也自然而然就宗教信仰问题展开了讨论。我对他们坦率说，我无法相信神的存在，感觉我距离神越来越远。他们告诉我，“如果你感觉神距离你很远，说明神已经离你很近了”。

我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而我周围也有许多学者朋友是基督徒（新教徒），这不同于毛泽东时代，宗教话题已经逐渐成为中国人谈论的话题。反思中国传统文化，面对和风细雨般的西方文化的入侵，不仅顽固坚持专制制度的中共政权面临前所未有的失去人民精神控制的危机，就是仍处于迷惘中的普通中国人，也不得不开始处于接受和抵制西方宗教文化的混乱之中。

我曾经与旅居德国的学者张钊博士通信讨论中国的宗教与迷信问题，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之间的冲突，我们的观点往往大相迳庭。作为我本人来说，惭愧的是，对中国文化并不十分了解，对西方文化由于是在封闭中无法接触到，世界观实际上的不确定，显得在认识问题上有更多的幼稚。我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毛泽东的独裁统治和共产党的专制制度下，中国人只能被迫接受洗脑，传统的文化要彻底决裂，而西方文化只有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惟我独尊，可想而知，我不得不承认我思想认识的局限性。

我经常惆怅的是，为甚么我不能成为基督徒？教堂的大门是敞开的（尽管具有“三自爱国”中国特色），上帝似乎也经常招手，咫尺天涯，我还是不能相信神的存在。我羡慕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包括法轮功在内，接触他们你就会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是那样的安定和富有规律，他们的精神世界是那样的充实；他们对神敬畏而不是对人敬畏，他们知道有天堂，那是他们最终的归宿；他们懂得“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是神赋予了他们自由的权利，而不屈服于任何暴力和专制；他们懂得他们作为宗教信仰者的社会责任，他们以和平方式传播福音。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和发展，是基于基督教（新教）的产生和发展而来的。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事实上，近代世界经济、科学的飞速发展，源于西方基督教世界，而似乎可以解释为甚么这些不发生在东方或伊斯兰教世界。

去年秋天，著名的不同政见者任不寐先生从北京来到深圳，我们中午见面，午餐后，他告诉我下午他们还有一个聚会，我准备告辞了，但他又说这个聚会我们也可以参加。跟我一起来的作家刘水先生对我说，既然不妨碍我们就参加一下。于是，我们跟着他走进了一家基督教堂。这时我才察觉到他是一位基督徒，我们要参加的是宗教活动。我想，也好，我还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活动，见识一下也很好。其实我早就应该知道，任不寐曾就四川成都三岁女娃李思怡活活饿死在网上发起接力绝食追思活动，我也积极响应，自我绝食一天，感受生命被折磨的痛苦。当时我就察觉到任不寐发起的绝食活动是带有宗教性质的活动。关心生命，这是基督徒的责任，也只有基督徒才这样重视一个小生命。而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对生命麻木不仁，社会伦理道德沦丧，共产党一直以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把人的生命视为儿戏，在这个制度下，由于饥饿、迫害、斗争、镇压而致死的达数千万，谁来追思这些亡灵？谁来为这罪恶遭受惩罚？谁来忏悔与祈祷？。

教堂很大，很庄严，巨大的木质十字架塞满了我的眼眶，勾出耶稣遇难时的情景。座位前面都整齐的摆放着一本本《圣经》和宗教歌曲的书。教堂里来的人不是很多，但从着装上我看得出大都是工人、农民，还有许多年迈的妇女，他们有的低下头在默默祈祷，也许是在忏悔。在主持人的引导下，我们开始翻开歌本唱赞美歌，虽然我从来没有学过这些歌曲，但我识简谱，随着风琴传来的悦耳音乐，我看着歌谱大声跟着大家一起唱。渐渐的我也融入了气氛，对上帝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随后，我们在任不寐主持下一起读圣经，他那天主讲和讨论的课题是“基督徒的社会责任”。的确，在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共产党不讲社会责任，各级政府官员也不讲社会责任，整个社会没有了道德伦理，世风日下，民心不古，人们精神世界空虚，满世界充满了铜臭，追逐利益成了人们的唯一追求。令我感叹的是，在中国一个偏僻的教堂里，基督徒们在讨论他们的社会责任，我不得不再次想到前几年提出的疑问：难道拯救中国要靠基督教？当时我批评远志明先生宗教救国观点，写了一篇讥讽文章《可怜的远志明》，现在感觉那篇文章的观点太苛刻了。虽然现在我依然认为，不可能用基督教来救国，但宗教信仰的确可以唤醒国民，只不过这种唤醒并非仅来自基督教。

那天在教堂我也发了言。我认为基督徒的基本责任有两点，一是传播福音，二是关心社会。其后传教士与信徒个别交谈，回答教徒提出的问题。有一位老太太误把我也当成了与任不寐一样的基督徒学者，主动找我谈她的家庭遇到的问题。她儿子有病，而且失业在家。我能怎样呢？中国的问题是个政治制度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一切都不能真正解决。我只能安慰她，要坚信上帝的庇护（我自己还不相信呢），一切都会好的。我耐心倾听了她家庭遭遇，并想办法从实际上帮助他们（这个后续故事省略）。上帝并没有来拯救苦难中的中国人民，福音唤醒中国民众似乎遥不可及。我觉得，信仰自由并非来自坚定信念，而来自民主制度下保障的自由和人权。

教堂和周围的基督徒极力影响我，但我的世界观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真正的宗教信仰我是非常尊重的，虽然我不是研究宗教信仰的，虽然我也不是教徒，但我却经常劝说别人入教。因为我知道，伤痕累累的中国人的心灵需要抚慰，需要最终的关怀。而中国人在摒弃共产主义说教并渐渐疏远传统儒家学说后，精神世界一片混沌状态，不愿意区分真与伪，美与丑，善与恶，生活在谎言与欺骗之中，像猪一样没有思想，没用自我，没有敬畏，行尸走肉般在世上走一回。问题在于世间罪恶得不到上帝惩罚，而中国人也绝无忏悔。毛泽东和中共政权犯下多少滔天罪行！虽然中共后来承认历史上的错误（实际就是罪恶），但从不忏悔，就像对上个世纪60年代初饿死3000万农民，对文化大革命数百万亡灵，和对1989年6月4日向学生和北京市民开枪的屠杀事件，中共政权总是避开这些话题，没有任何悔过表示。基督徒是否在呼喊：上帝啊，你为甚么不惩罚这些恶魔！ (待续)(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