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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洛:田家英之死

 2004-07-28 07:29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作为跟随毛泽东十八年的秘书,田家英死在“文革”前夜,喧嚣的浪潮瞬间就把他吞噬掉了。十四年后,即一九八O年三月,田的冤案终于获得平反昭雪。

由于田的身份特殊,能够把他的冤案昭示天下,在邓时代曾被视为解冻的象征。然而,有关田的话题断续地谈论了二十余年,却始终谈不透。

田家英究竟死于谁手
关于田家英之死的起因,有说是戚本禹奉命找田谈话,勒令他交代与彭真、杨尚昆的关系,并交出所有毛的文字密档,致使田萌发自杀的念头;又有说,田在接到中央将派人与其作最后一次挽救性谈话的电话后,约一小时,他便在寓所永福堂开枪自杀。尽管两者略有差异,但自杀一说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田的夫人董边,在她的悼念文章中,从没有附和自杀一说,相反多次用隐晦的话语暗示田之死另有它因。

一个被隐匿的史实是:当周恩来获悉田死亡后即说:“是自杀吗?要送医院验尸,这是法律手续。”而毛泽东却表示;“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在听到了毛的意见后,周马上改变态度:“按主席的指示办”。所谓主席的指示的落实,就是由公安部出面,把田化了名送去火化。

当毛时代结束后,当年参与此事的汪东兴被逐出核心领导层,在中央的严令下,汪于一九八O年四月四日作出关于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代报告──

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田冷漠地笑了一下,说:十八年了,我思想一贯右倾。一贯反马克思主义,一贯和主席唱反调,一贯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主席为什么留我在身边?我问田:还有什么想法?田说:不能违背事实讲话了,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有一批和主席南征北战的领导同志,他们怎么会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让历史见证。我说:不要执迷不悟,否则下场比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要惨!田家英立即回答:请报告主席,我田家英对主席了解了,主席也会对我田家英了解,我接受还要惨的结局。说着,田家英把杯子用力朝地一摔,表达了他和主席的决裂。当时气氛激烈,内卫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随即向主席、总理作了报告,主席听后说:人死了,不能复生,他在我身边十八年了,从五六年以来,历次政治大事件中,他都有主见,我把他作为右派秘书,后来他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性质就变了。他对另一个主席很尊敬,他也有野心。

汪东兴这份报告交代出的一个事实是:田不是自杀,而是死于他杀,即汪所说是由内卫开枪。这个内卫叫朱国华,事发后不久便离奇而死,整个事件的内幕更显得扑朔迷离,究竟是奉命枪杀,奉谁的命?还是出于防卫误杀?究竟是汪动手,还是内卫开的枪?为什么这个内卫又不明不白地死了呢?这些问题在汪的交代中均未涉及。当年,胡耀邦等人力主追查到底,甚至表示要追究汪的刑事责任,但由于事件的档案材料早已神秘失落,汪又一口咬死,加之八十年代政局的风云变幻,几度搁浅,田家英究竟死于谁手,成了一个历史的疑案。

两个主席的共同态度
毛泽东对身边这位政治秘书的不满,在中共高层不算是秘密。五九年庐山会议,田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并在小范围内说过一些评毛的出格话。出事后,其他人都先后落马,唯独田安然过关。这并非由于毛的保护,而是失败的一方中没有人检举揭发,田侥幸漏网。虽然没有抓到确凿的证据,但毛还是认定田的思想右倾。他曾以感慨的口吻称许柯庆施选对了秘书(指张春桥),而自己则没有选好,那意思就很明白了。

当中共高层新的矛盾激化之际,毛的这位右倾秘书再一次站到了主子的对立面。一九六六年初春,田收集了张春桥早年的一些作品,特意送给刘少奇看,并进言这是个根子不正的假左派,很有问题。他试图让共和国主席去说服党主席警惕来路不明之人。不想到,刘不但不认为张的作品有什么问题,反而严厉正告:“不要讲了,作这样翻嘴学舌不太好,有什么意见你直接去和毛主席说好了。”嗣后,在小范围的批田会上,当毛夫妇严厉批判他后,刘也同样义正词严地说:“田家英的思想品质极其恶劣,挑拨离间发展到我们的头上来了。对他不仅仅是批判的问题,必须严肃党的纪律,给予必要的惩办。”两位主席的一致态度,几乎断绝了田的所有生路。

他的厄运接踵而来。一次,田碰到元帅叶剑英,许是以往比较信任的缘故,他滔滔不绝地说了一番对批判罗瑞卿、搞文化革命的不同看法。叶当面警告他:“你以后不要再乱说了”,但转身就在很短的时间里,把田的谈话全部报告了毛。毛说:“田家英是个张松式的人物,我早就有所觉察,让他继续暴露吧,看他能走到什么地步!”

田又能走到什么地步呢?他是自己把自己的头颅伸到了屠刀底下,砍头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革命必须消灭独立者
在中共最高领导层的秘书班子里,田家英显然是个“异数”。根据历史资料显示,从庐山会议开始,凡在中共的一系列事件或运动中,他总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他的意见几乎都与主子的主张相左。中共老报人胡绩伟仅随同邓拓挨了毛的一次训斥,内心就认定“伴君如伴虎”。田在毛身边十八年,天天要面对那张喜怒无常的脸,就够令人胆战心惊了。更其是,他一方面耳闻目睹主子在密室里的种种劣行,另一方面却要为他的高头讲章的教义进行粉饰,这种撞击内心所带来的痛苦和折磨,绝对甚于“伴虎” 的程度。

说田反毛,其实在他的骨子里却是忠君,他是企望党内的另一股力量能够阻止毛,说服毛,所以他做出了一个秘书不该做的事,说了一个秘书不该说的话。

田家英性倔,他在绝命的那一刻,壮怀激烈,在中共党内,公开与毛决裂的,唯田家英一人!几十年来,这一历史的断片,在中共的铁律底下,一直不敢公之于众,个中缘由关键之处,恰在于那些活着的大人物,在利害面前显现的操守,根本不能与田家英这样的小人物相比。他们在毛的淫威下,无一例外地卖身为荣、痛哭求饶、发誓“永不翻案”,蒙受冤屈却还要山呼“万岁”,为了一己之命,他们宁可压抑和抛弃自己内心深处感到的道德要求。正是这样一批活着过来的人,在改换了时代以后,人阔脸就变,为了适应政治的需要,为了一党独裁的存在,他们不惜阉割历史上的独立者,这不止是照顾自己的脸面,而是拒绝承担来自于良心的呼声上的责任。中国当代历史的虚假,不少的原因即在于此。

异己与异见
在毛泽东的眼里,田不但是异己者,同时也是异见者,当毛摆开阵势展开新一轮的党内斗争时,他的革命就要革掉这种人的命。换成汪东兴的话,那是因为田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五五年、五七年先后作过两次决议,不准和不允许对党内异己分子搞非法暴力处理、杀害,不准和不参与在境外对党内异己分子、国家敌人搞暴力处理、杀害。问题在于,党的决议是一码事,党的实践又是一码事。枪杀田家英,是“文革”之初以暴力处理所谓“党内异己分子”的第一例案件,不管历史档案解密后的真相究竟怎样,毛是逃避不了祸首罪责的。历经毛、邓、江三个时代,异己分子的范围,早已从党内扩大到党外,用暴力处理,也早已成为中共不变的铁律。这个党已经过去的三个时代所留下的记录,是骇人听闻的。作为新政刚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第十条第二款规定:“不得公开发表同中央决定相反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十五、四十六条,把所谓“组织、参加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或者重大方针政策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和“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公开发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或者反对改革开放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都列为必须处分的对象。即是说,新政仍然延续老政,专制不变,封杀不变。在中共专制下,自由不是多少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在言论上没有自由。虽然这是中共内部的党纪,但把它与另一部属于全民的《刑法》中的“颠覆”条款联系起来!异见言论可以治“颠覆”罪,即是说,以言治罪由明变暗,仍是铁律,或者挂上其他什么罪,都是可以由当局任意为之的,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

再一次面对冤死三十八年的田家英,我们能对他说些什么呢?他死得壮烈,敢于与独裁党魁公开决裂,我们能做到吗?他死得明白,但又并不完全明白,他看不到他身后三十八年的腥风血雨,我们看到了,我们明白了,可是,明白了又能怎样呢?


(转载自动向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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