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洛：田家英之死

作为跟随毛泽东十八年的秘书，田家英死在“文革”前夜，喧嚣的浪潮瞬间就把他吞噬掉了。十四年后，即一九八O年三月，田的冤案终于获得平反昭雪。

由于田的身份特殊，能够把他的冤案昭示天下，在邓时代曾被视为解冻的象征。然而，有关田的话题断续地谈论了二十余年，却始终谈不透。

田家英究竟死于谁手
关于田家英之死的起因，有说是戚本禹奉命找田谈话，勒令他交代与彭真、杨尚昆的关系，并交出所有毛的文字密档，致使田萌发自杀的念头；又有说，田在接到中央将派人与其作最后一次挽救性谈话的电话后，约一小时，他便在寓所永福堂开枪自杀。尽管两者略有差异，但自杀一说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田的夫人董边，在她的悼念文章中，从没有附和自杀一说，相反多次用隐晦的话语暗示田之死另有它因。

一个被隐匿的史实是：当周恩来获悉田死亡后即说：“是自杀吗？要送医院验尸，这是法律手续。”而毛泽东却表示；“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在听到了毛的意见后，周马上改变态度：“按主席的指示办”。所谓主席的指示的落实，就是由公安部出面，把田化了名送去火化。

当毛时代结束后，当年参与此事的汪东兴被逐出核心领导层，在中央的严令下，汪于一九八O年四月四日作出关于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代报告──

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田冷漠地笑了一下，说：十八年了，我思想一贯右倾。一贯反马克思主义，一贯和主席唱反调，一贯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主席为什么留我在身边？我问田：还有什么想法？田说：不能违背事实讲话了，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有一批和主席南征北战的领导同志，他们怎么会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让历史见证。我说：不要执迷不悟，否则下场比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要惨！田家英立即回答：请报告主席，我田家英对主席了解了，主席也会对我田家英了解，我接受还要惨的结局。说着，田家英把杯子用力朝地一摔，表达了他和主席的决裂。当时气氛激烈，内卫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随即向主席、总理作了报告，主席听后说：人死了，不能复生，他在我身边十八年了，从五六年以来，历次政治大事件中，他都有主见，我把他作为右派秘书，后来他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性质就变了。他对另一个主席很尊敬，他也有野心。

汪东兴这份报告交代出的一个事实是：田不是自杀，而是死于他杀，即汪所说是由内卫开枪。这个内卫叫朱国华，事发后不久便离奇而死，整个事件的内幕更显得扑朔迷离，究竟是奉命枪杀，奉谁的命？还是出于防卫误杀？究竟是汪动手，还是内卫开的枪？为什么这个内卫又不明不白地死了呢？这些问题在汪的交代中均未涉及。当年，胡耀邦等人力主追查到底，甚至表示要追究汪的刑事责任，但由于事件的档案材料早已神秘失落，汪又一口咬死，加之八十年代政局的风云变幻，几度搁浅，田家英究竟死于谁手，成了一个历史的疑案。

两个主席的共同态度
毛泽东对身边这位政治秘书的不满，在中共高层不算是秘密。五九年庐山会议，田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并在小范围内说过一些评毛的出格话。出事后，其他人都先后落马，唯独田安然过关。这并非由于毛的保护，而是失败的一方中没有人检举揭发，田侥幸漏网。虽然没有抓到确凿的证据，但毛还是认定田的思想右倾。他曾以感慨的口吻称许柯庆施选对了秘书（指张春桥），而自己则没有选好，那意思就很明白了。

当中共高层新的矛盾激化之际，毛的这位右倾秘书再一次站到了主子的对立面。一九六六年初春，田收集了张春桥早年的一些作品，特意送给刘少奇看，并进言这是个根子不正的假左派，很有问题。他试图让共和国主席去说服党主席警惕来路不明之人。不想到，刘不但不认为张的作品有什么问题，反而严厉正告：“不要讲了，作这样翻嘴学舌不太好，有什么意见你直接去和毛主席说好了。”嗣后，在小范围的批田会上，当毛夫妇严厉批判他后，刘也同样义正词严地说：“田家英的思想品质极其恶劣，挑拨离间发展到我们的头上来了。对他不仅仅是批判的问题，必须严肃党的纪律，给予必要的惩办。”两位主席的一致态度，几乎断绝了田的所有生路。

他的厄运接踵而来。一次，田碰到元帅叶剑英，许是以往比较信任的缘故，他滔滔不绝地说了一番对批判罗瑞卿、搞文化革命的不同看法。叶当面警告他：“你以后不要再乱说了”，但转身就在很短的时间里，把田的谈话全部报告了毛。毛说：“田家英是个张松式的人物，我早就有所觉察，让他继续暴露吧，看他能走到什么地步！”

田又能走到什么地步呢？他是自己把自己的头颅伸到了屠刀底下，砍头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革命必须消灭独立者
在中共最高领导层的秘书班子里，田家英显然是个“异数”。根据历史资料显示，从庐山会议开始，凡在中共的一系列事件或运动中，他总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他的意见几乎都与主子的主张相左。中共老报人胡绩伟仅随同邓拓挨了毛的一次训斥，内心就认定“伴君如伴虎”。田在毛身边十八年，天天要面对那张喜怒无常的脸，就够令人胆战心惊了。更其是，他一方面耳闻目睹主子在密室里的种种劣行，另一方面却要为他的高头讲章的教义进行粉饰，这种撞击内心所带来的痛苦和折磨，绝对甚于“伴虎” 的程度。

说田反毛，其实在他的骨子里却是忠君，他是企望党内的另一股力量能够阻止毛，说服毛，所以他做出了一个秘书不该做的事，说了一个秘书不该说的话。

田家英性倔，他在绝命的那一刻，壮怀激烈，在中共党内，公开与毛决裂的，唯田家英一人！几十年来，这一历史的断片，在中共的铁律底下，一直不敢公之于众，个中缘由关键之处，恰在于那些活着的大人物，在利害面前显现的操守，根本不能与田家英这样的小人物相比。他们在毛的淫威下，无一例外地卖身为荣、痛哭求饶、发誓“永不翻案”，蒙受冤屈却还要山呼“万岁”，为了一己之命，他们宁可压抑和抛弃自己内心深处感到的道德要求。正是这样一批活着过来的人，在改换了时代以后，人阔脸就变，为了适应政治的需要，为了一党独裁的存在，他们不惜阉割历史上的独立者，这不止是照顾自己的脸面，而是拒绝承担来自于良心的呼声上的责任。中国当代历史的虚假，不少的原因即在于此。

异己与异见
在毛泽东的眼里，田不但是异己者，同时也是异见者，当毛摆开阵势展开新一轮的党内斗争时，他的革命就要革掉这种人的命。换成汪东兴的话，那是因为田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五五年、五七年先后作过两次决议，不准和不允许对党内异己分子搞非法暴力处理、杀害，不准和不参与在境外对党内异己分子、国家敌人搞暴力处理、杀害。问题在于，党的决议是一码事，党的实践又是一码事。枪杀田家英，是“文革”之初以暴力处理所谓“党内异己分子”的第一例案件，不管历史档案解密后的真相究竟怎样，毛是逃避不了祸首罪责的。历经毛、邓、江三个时代，异己分子的范围，早已从党内扩大到党外，用暴力处理，也早已成为中共不变的铁律。这个党已经过去的三个时代所留下的记录，是骇人听闻的。作为新政刚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第十条第二款规定：“不得公开发表同中央决定相反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十五、四十六条，把所谓“组织、参加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或者重大方针政策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和“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公开发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或者反对改革开放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都列为必须处分的对象。即是说，新政仍然延续老政，专制不变，封杀不变。在中共专制下，自由不是多少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在言论上没有自由。虽然这是中共内部的党纪，但把它与另一部属于全民的《刑法》中的“颠覆”条款联系起来！异见言论可以治“颠覆”罪，即是说，以言治罪由明变暗，仍是铁律，或者挂上其他什么罪，都是可以由当局任意为之的，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

再一次面对冤死三十八年的田家英，我们能对他说些什么呢？他死得壮烈，敢于与独裁党魁公开决裂，我们能做到吗？他死得明白，但又并不完全明白，他看不到他身后三十八年的腥风血雨，我们看到了，我们明白了，可是，明白了又能怎样呢？

(转载自动向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