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说，中国政府经过两年的强制解雇和人事调动以及暂停其中一家刊物，目前再次急剧加强了整肃该国最广受尊敬的新闻机构的运动策略。
在近几个星期里，省法院宣称南方报业集团所属南方都市报管理层贪污腐败，判处数名高级行政人员苛刻的刑期，并已经对该报总编开始了检控。
设在广州（中国第三大城市和久负盛名的培养新型新闻业的摇篮）的省政府，已经指控该报高层贪污行贿。文章说，但是全国各地的记者和国际新闻自由倡导者们则把这宗案件视为对中国具改革思想的新领导层承诺把该国转变成为一个容许更广泛言论自由的法制社会之誓言的重大检验。
中国新闻工作者们说，南方都市报及其姐妹杂志 -- 这个国家最受欢迎的周刊“南方周末”在促成中国新闻业革新上超出了其它任何报刊杂志，他们甚至在国家所有制和审查制度的束缚中创造了一个追求真相的新闻事业。
文章说，在过去数年里，这些刊物揭露出有关在警察羁押中死亡的案例以及关于三峡大坝工程的环境破坏状况，并再三抢先独家报导了萨斯病毒的爆发，掩盖和复发状况。
南方报业集团的新闻工作者、中国知识分子和其它报刊杂志的同行们说，如果报纸高层在司法上诉中失败，这家遭围困的报纸还将揭露出在他们国家的自由言论和政治改革的限度。
文章说，数十名著名新闻记者和学者发起了一场不寻常的大胆请愿，谴责这些检控是“非法运用一切手段，包括动用司法工具，限制新闻自由，打击传媒和限制其生存空间。”
请愿签名者警告说，如果对这家报纸的迫害不停止，“党、政府和立法机构的公信将受到质疑，以推动社会进步为责任的新闻传媒将难以生存。”
文章说，尽管官方指控盗用公司资金分红，多数观察家们说南方都市报陷入法律纠纷的最直接、最明显的原因是爆发致命萨斯疫情的一年后，该报在十二月份报导了一则怀疑萨斯病毒复发的案例。
该报总经理喻华峰最近被判处十二年徒刑。前主编李民英被判处十一年徒刑。该报总编程益中已被捕，并被控贪污。
该文引用加州伯克利大学中国网络工程系主任肖强(音译)，说：“这些定罪和审判对该国的传媒改革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这显示出领导层害怕该国的新闻业可能会失控，并已决定打击。”
对于一家善于揭露丑闻并经常惹恼当局的报纸来说，南方报业集团的起源就很让人好奇。它是广东省党委于1997年建立的，那时正是该地区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时期。
广州当时已经是这个国家开放经济改革的温床。这个城市长久以来一直是相对自由的地方，它远离北京，靠近香港，新闻媒体的激烈竞争使这里的审查制度几乎毫无意义。
文章说，有几个星期，这家报纸以及南方周末的记者和编辑由于害怕给他们的出版社惹来更多麻烦或令他们自己成为打击的目标而不愿公开说明他们的状况。然而私下里，数名雇员谈到了一种恐怖气氛，但是也谈到一种对他们所成就的新闻事业的强烈自豪。
编辑部的一名资深记者说：“对这栋大楼有一种一个时代结束了的感觉，这种感觉中充满了各种情绪：压抑、悲伤和愤怒。”但是这名记者说，尽管新闻工作人员意识到从此必须要小心谨慎了，但是要阻止争取更自由的言论的努力则是困难的。
要求匿名的他说：“我认为你不可以说我们都害怕了，如果它要关闭就关闭，但是那会在人们之间，在读者和同业双方面中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
来自该集团的另外一名职员想到了同类的处罚，但他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这是许多新闻工作者都得出的结论。
他说：“如果他们关闭南方日报，没有关系，因为这家报纸的范例已经为全中国各地新闻工作者们所吸收，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模仿之，而且是怎样做得更好。”
文章说，这种精神不只是由新闻理想主义所驱使，还有中国报业的高强度商业竞争，中国报刊杂志中的绝大多数尽管在名义上仍然是国家所有，但是已经不再得到国家补贴。
南方都市报的一名编辑下班后在一家咖啡厅会见一个外国人时说他的职员因为这些审判而感到强大的压力。他仍然设法在中国新闻问题上保持达观的态度，他称中国新闻持续的发展和改善是不可阻挡的。
文章最后引用这位编辑的话说：“所有中国传媒都有三个功能：为党和政府代言，通过赚钱来养活他们自己，第三就是给予新闻工作人员影响社会的手段。这三个目标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你在任何一方面做得过多，结果都是陷入麻烦。我们都知道在某个地方有一条底线，尽管没人想受处罚，但没有人知道这底线到底在哪里。”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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