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的中文确实是差。那些主流报纸,用半粤语半国语(普通话)写的新闻,除了香港人以外,谁还能读懂?就连政府每年推出的《施政报告》,也时有错字别字,去年的那份报告,"恢复"变成"恢愎","书籍"变成"书藉"、"人士"变成"人仕"。香港的银行文件、律师行文件常常写有"一切以英文为准"的字句。此句是香港殖民地时期留下的烙印。香港的大学教授都不能用中文写学术论文,学者常常抱怨学术界歧视中文。
如果对香港这一"特区"还情有可原,那么去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在任何一家酒楼餐厅,也都找不出一份没有错别字的菜单,"目鱼"(墨鱼),"海蛰"(海蜇),"波菜"(菠菜),"九菜"(韭菜),比比皆是。错字招牌也随处可见,"大红灯笼"错成"大红灯茏","舞厅"错成"午厅",广告的用词,电视剧的字幕,也是经常错得离谱。这无疑是城市文化的另类"污染"。
让人哭笑不得
北京一位名满南北的大牌明星,登临上海歌台,一曲终了,她要感谢指挥陈燮阳,不过,一句"感谢刚才陈变阳先生的精彩指挥","燮"换成了"变",竟引得满场哄笑。艺坛一位大牌的腕儿,在酒桌上附庸风雅,左一声"刘海栗",右一声"刘海栗",左邻右舍,起初还没听明白,后来才意识到,他说的是开中国人体写生先河,晚年十上黄山的如雷贯耳的刘海粟,令人哭笑不得。
如果说,这些明星腕儿是唱歌的,胸无点墨虽不能原谅,也就不作苛求。但早一阵,中国现代文学史大家施蛰存病逝,至少有八成的传媒,甚至是主流的权威报刊,报道中一而再称他"施蜇存",此"蛰"是虫类在冬天伏藏不动,而那"蜇"却是水母海蜇。一份标榜为权威的社会科学类报纸,在第一版上的大字标题,出现闻名海内外的北京经济学家"董辅仁"一词,这位大经济学家应该是"董辅礽"。一家读者心目中颇具声望的传媒,请文史机构的专家撰文纪念一批泰斗,文章中竟将" 王个簃"错成"王个移",而"林风眠"错成"林凤眠"。
有人说,这或许是文化不高的计算机码字小姐所误,那编辑呢?主任呢?主编呢?不可能都不审稿读版吧。
今天的成年人,识字不多,辨异能力下降,更令人担心的是儿童少年,他们是中国文化的未来。河南郑州组织一次作文比赛,一篇小学生作文共600字,竟然用了 72个"死了",如"热死了"、"乐死了"、"烦死了"、"累死了",词语简单,毫无文采。郑州第八中学初中一年级一位语文老师,对三十篇《我爱我家》的学术作文作过一项统计,发现学生用的词不超过200个,成语和俗语很少用,更不说字句的个性化语言了。
儿童少年识字不多,语言贫乏,在今天瞬息万变的世界,吸引孩子的东西实在不少,小读者已成为视听的一代,快餐文化让他们迷失了自己。在城市文化的另类"污染"下,中文的未来,不能不令人忧虑。(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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